“山匪婆”竟然连打锣也忘了，站在那里象一个白痴。
　　忽然出现了骚动，山民们四散走开，犹如鱼群里闯进一条柴鱼。
　　是谁来了？在那边，有个背枪的年轻人，走路的样子象舂米，但很有劲，似乎决意要在地下踩出一个个深坑来。他不是军人，穿一身山乡常见的干部服，腰间系着一根军用帆布腰带，满脸杀气地走来了。
　　瞠！“山匪婆”顿时清醒过来，用力敲了一下锣，却忘了应该喊一句什么。
　　“好哇！”背枪的跛子老远喊着走近她，“牌子不挂了，跪也不跪了，打一槌锣，连喊什么话都不记得了，站在这里看热闹，好大胆！想尝尝枪托的味道么？”
　　“不不不！利群哥，你慢……慢……”打锣的女人哭丧着脸，哀求道，“不是我自己，我不敢，是有人叫我取掉牌子，站起来，打……打……”
　　“什么人？”
　　“一个女干部，长沙来的。”
　　“长沙来的？”跛子有点诧异，“是什么干部？”
　　“她说她……哎呀，我记不得了，好象是说……哦，人客组副组长的女。”
　　“人客组？”跛子认真地想了想，自言自语念道，“人客组，人客组，鬼来的人客组！”他眨了眨眼睛，往左右看看，又望望头顶上的天，下了一道命令，“回去吧！下次再搞破坏……再来。”
　　周芳龄为打锣的女人帮了一个大忙，她自己却并不觉得这有多大的影响，就象随意把一块绊脚的石头踢到路边上一样，事情过后便全无印象了。
　　她爱上了这个山区集镇，象到了外国似的，一切都很新鲜。那叽哩哇喇的土话，那五花八门的篮子和筐子，那些没有见过的土特产，以及把红布缀绿花当成好看的山姑娘，她都觉得挺有意思。她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把每一个生人当熟人。被问的人反而不好意思，有的羞红了脸，有的变成了结巴。好象并不是她来到这山镇上作客，而是山民们到了她的家里。她摸摸穿山甲的鳞甲，吓得把手一缩。扯扯大石蛙的腿子，说一声：“这青蛙真大！”她抱起一只很大的阉鸡，问那位大嫂：“会生蛋吗？”她见有人把活白鹇拿来卖，就要求扯一根漂亮的尾毛。她走到一处就给那里带来笑声。山民们全都十分友善，不厌其烦地为她解答种种可笑的问题。
　　无数双眼睛跟着她转，有许多脚步跟着她移，她好象一点也没有察觉，旁若无人地走去走来。她高兴，忘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她很想买一点喜欢的东西，但兜里无钱。这没有什么，看看摸摸，也能得到满足。
　　在她听不见的地方，有人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看见了吗？那妹子好漂亮！”
　　“哪里来的？”
　　“长沙来的，讲广播话。”
　　“胆子好大哩！”
　　“连阉鸡跟鸡婆都分不清。”
　　“贵人哪！有现成的吃，哪里晓得那样多！”
　　一辆解放牌卡车，按着喇叭，从拥挤的街市上长呜而过。山民们象逃难一般赶紧将货担挪向街边，挨墙放着，贴墙站着，一个个鼓起羡慕的眼睛，望着驾驶室里那神气的司机。
　　车门上有字：“中国科学院长沙林业研究所”。
　　周芳龄跟着汽车追去，捶打着车门喊叫：“石叔叔！石叔叔！联系好了吗？我妈现在在哪儿？石叔叔！你们怎么就走了？喂！听见没有？我妈在哪儿？我们的行李呢？”驾驶室里除了司机以外，还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任凭车门捶破了也不侧脸看看。
　　卡车开走了。周芳龄把嘴一撅，望着滚滚灰尘跺了一脚。她的脸色变了，褪去好奇的喜悦，代之以失望和忧愁。她好象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一些陌生人的包围之中。稍微有点惊慌地往四周看看，所见的面孔，有的带着异样的微笑，有的没有表情。这是个什么地方？这是一些怎样的人？他想起了某种紧急的事，把长辫子一甩，急匆匆地从这里走开。好奇的山民们不知是因为什么，望着她的背影发出了一阵笑声。
　　供销社隔壁有一余紧闭了将近四年的木板门，门上的大铁锁早已生锈了。三年前就听说屋里有鬼，常在夜半三更听见里面有奇奇怪怪的响声。过去这里住着一个爱喝酒的北方老头儿，四年前，老头儿死了，连尸体带遗物通通运到长沙去，从此再没有住过人。老头儿在世的时候，间或也有大肚皮的、白头发的、戴眼镜的等等了不起的人物来跟他临时做过一夜两夜的伴儿。他死了，那些做伴的也不见来了。山民们只知道这个屋子跟山上那个试验林场有关系，不知道叫个什么机关。
　　其实，过去那门的上方是曾经挂过一块长条形小木牌的，字小而多，没有人细看。细看，那是“中国科学院长沙林业研究所九龙山试验林场接待站”。
　　今天门开了，是砸烂铁锁进去的。一个白白胖胖的女人和一个长得高高的小伙子正在忙碌，打扫房间，擦拭玻璃。门外堆着许多行李，有皮箱和木箱、被包和麻袋、铁桶和网兜、帆布的和人造革的旅行包……另一个眼光柔弱、面容憔悴的女人站在那里看管着行李。刺骨的寒风撩起她枯黄的头发，她焦急不安地望着远处的繁忙集市。
　　胖女人名叫周可芬，农科所前党委书记的夫人。她的儿子叫茹小明，个子虽高，年纪不大，只有十六岁。在门外看守行李的女人名叫杨瑶月，丈夫在倒台以前是农科所唯一的专家副所长，周芳龄是她心爱的小女儿，比如小明大一岁。逮两家人同是今天用那辆卡车送来的。本来应该与九龙山公社联系好，接受他们为社员，但公社的领导认为他们没有劳动力，将来养不活自己，不愿意接受。所里派来联系的干部老石，急于回去交差过春周，便叫他们先住下再说。有两个地方可以住，一是这个接待站，一是山里的林场。接待站总共只有两间房，还有一间作厨房的偏屋。一余门里两间房住两户人家，姑娘小伙都大了，多有不便；况且这两家的大人早已结上了仇，见面虽还点头，转背咬牙切齿，怎好相处呢。当汽车开到这门口卸车的时候，周可芬捷足先登，赶紧把自己的行李搬进屋去，这间放一点，那间放一点，把两间房都占了。杨瑶月本来就不是精明人，又加上女儿不在跟前，只好眼睁睁地望着人家把地方占去，自己的行李堆在门外头。
　　周可芬擦着窗户，从窗口伸出头来对杨瑶月说：“哎，他杨阿姨，你们周芳龄还没有回来？”
　　“没有呢。”
　　“我看你们就住在这儿得了，两家人挤一挤，也没什么过不去的。”
　　“不。”杨瑶月心里明明知道，周可芬全是假心假意，却故意说得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