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小明无所事事，在家里呆不住，便向母亲提出，要进山去找周芳龄玩。
　　“又来了！”周可芬瞪他一眼，说，“一天说十次你也听不进去，你这小子，永远是无头无脑的。跟他们家搞得那么热火千什么？周国强害你爸爸还害得不够吗？那一家子人没有一个好的，心才叫毒哩！文化革命可真是触及灵魂，红心黑心都现出原形来了。不叫的狗，咬超人来可厉害；花花绿绿的蘑菇，毒起人来……”
　　“别说了！”茹小明打断母亲的话，说，“您总是那几句老话，说起来没个完。”
　　“谁叫你惹得我说呢！老是记着那个小狐狸，你就不会去认识几个山里人？”
　　“好好好，我去，我这就去。”茹小明只图脱身，说着便往门外走。
　　周可芬追出门，警告他说：“你敢不听我的话，回来打断你的腿。”
　　茹小明把嘴一撅，朝着不是进山的方向走去。他忍受不了这样的约束，但又不敢违背母亲的意旨。为什么不敢？也许是因为母亲太厉害了。就连爸爸，在别人面前是一位威严的领导，一回到家里就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了，一切都昕妈妈的摆布。爸爸尚且如此，儿子又能怎样呢？妈妈的威信是长期建立起来的，孩子们从小就养成了顺从的习惯。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他因为逃学使妈妈发火了，硬被关进厕所，一直哭到天亮，妈妈毫不容情。她虽然自己也哭了，却决不让爸爸把厕所门打开。这件事足以使他铭记一辈子。
　　茹小明并非完全不知道大人们之间的矛盾，但他总觉得周芳龄是好的。无论什么人说她怎么坏，他都愿意挺身而出为她辩解。一个这样的女孩子，不可能心肠不好。
　　他在小街上游荡，时常望望那神秘的冰山，想象着周芳龄正在做些什么。他无心去找山里人交朋友，一是语言难懂，二是看不惯他们，好象他们全都是一些异国人。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生性不善交际，在长沙的时候，朋友圈子也是比较狭小的，而且总是那几个人。去与生人说话，一开口就要脸红，多么难堪呀！难堪的事，茹小明没有勇气去做，情愿忍受寂寞和孤单。
　　在外面玩耍的都是一些小孩子。茹小明早已脱离了孩子时代，不屑与他们为伍，甚至感到连认真看着他们的恶作剧笑笑都是一种耻辱。他到哪里去寻找欢乐呢？只得走出小镇，到结冰的田野里去追赶饿得拍不动翅膀的乌鸦。
　　乌鸦没有提到，却踩破一块冰，把鞋子打湿了，只得扫兴地赶回家去。当他急急忙忙走过公社门口的时候，无意中听到有人在谈论“那个长沙妹子”。茹小明十分敏感，忘记了脚冷，躲在避眼的地方偷听。尽管是难懂的方言，他还是一字不漏地听清了。回到家，他一进门就问：
　　“妈，那块肉煮了没有？”
　　“怎么啦？”
　　“我在外面听人说，周芳龄她们把肉送回去了。”
　　“真的？”
　　“人家都知道，也给我们送了肉，可是我们……”
　　周可芬立刻觉得事情不好了。当单利群来拜年的时候，她也跟杨瑶月一样觉得奇怪。后来她从单利群的话里昕出来，那个草包很想与她搞好关系，觉得倒是一件好事。老头子处于逆境，母子两人来到这个山里孤单无援，是需要有人关照的。人家主动来靠拢你，何乐而不为？而且小镇上是买不到肉的，便决意收下，照价给钱。可是单利群不愿意收钱，也就只好等今后再说了。可恶的杨瑶月不识抬举，故意显示自己的清高，这样一来，不是要叫别人作难了吗。她恨不能揪住杨瑶月，撕掉她的头皮，一朝结怨，事事为敌，此仇此恨怎能消！
　　那块猪肉已经做成菜了，连补救都来不及，这可怎么办呢？
　　正当她又恨又急的时候，单利群闯进门来。看他脸上的颜色，已经跟前次来拜年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冷淡而缺少礼性，进门就说：
　　“哎，我是个喜欢一根竹篙插到底的人，请问你一件事。”
　　“坐吧，坐吧，老熟人了，什么事儿请说吧！”
　　周可芬装出笑脸来，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怪脾气的客人。单利群坐下，取下步枪来横搁在腿上，开门见山地问：
　　“出里那个下放户到底是什么出身？，
　　“她们？”周可芬恨上心头，咬牙切齿地说，“现行反派家属。”
　　“哎，讲详细一点。”
　　“那个女的叫杨瑶月，她老头是个知识分子，从前搞修正主义路线，把他搞成了副所长。文化革命一开始，他就是运动的重点对象，大字报贴满了林科所。前几个月又查出很多作乱言论来。目前正在劳动改造，还不知下一步会怎么处理。杨瑶月本人是地主家庭出身，表面上也还老实……”
　　“她男人要是在我们这里，准没好日子给他过！”
　　单利群这么一说，倒是叫周可芬感到害怕了，有点后悔不该告诉他这么多。谁知这莽撞的跛子会干出什么事来！
　　在里间换鞋洗脚的茹小明忍不住了，赶紧趿着棉鞋走出来，说：“喂！别听我妈的。他们家跟我们家有矛盾，我妈恨着他们。”
　　周可芬把儿子瞪了一眼，余口想说句什么话，却终于没有说出口。单利群不管这些，又问周可芬说：
　　“你们自己呢？”
　　“我们？”周可芬有些惊慌，话不知从何说起，“我们……我老头儿是三八式的……”
　　“什么叫三八式？”
　　“就是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抗日的时候就是县委书记。可是……革命这么多年了，他培养的党员可以编成一个团，到头来反而怀疑他是不是党员。这全是周国强的陷害……”
　　“哎，你讲清楚，”单利群不耐烦地说，“你们到底是不是四类分子？”
　　“当然不是。”周可芬肯定地说，“我老头子的问题总会查清楚的，不能冤枉一辈子。”
　　单利群十分忌讳“冤枉”二字。他不愿意承认天下存在着冤枉，恨不能从口头上和字典上消灭“冤枉”二字，因那可怕的“冤枉。正在困扰着他，使他精神紧余，疑神疑鬼。
　　他不愿意问下去了，今日来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查清周可芬的家底。他关心的目标是周芳龄。为什么要关心她呢？这是奇怪的，微妙的，难以说清的。
　　周可芬拿出五块钱来交给单利群，说是交那几斤肉钱。单利群不收，并正言厉色地说：“这是做什么？说了送就是送，你给钱，叫我贪污？我做的事情归我负责，你莫去想那样多。”
　　周可芬强忍住屈辱，对单利群的教训口吻不敢表示什么。虎落平阳受犬欺，有什么办法！在这个地方，还需要与他搞好关系。如今是强者为石的年代，有理说不清。只有等到老头子的问题澄清了，恢复了名誉和职位，才可以重新抬起头来。
　　“哎，打听一点事。”单利群问，“你们下来的时候，省里在搞些什么？”
　　周可芬想了一想，拣那能使他高兴的话回答：“省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形势大好，越来越好。”
　　“是不是有人在挨斗？”
　　“挨斗的都是坏人。”
　　“哦！”单利群似乎已恍然大悟，觉得自己是白白地紧余了一场。这么说，姐夫听到的消息是不可靠的？说不定还是地富反坏故意造谣的呢！
　　第二天，小镇上出现了一些新的标语：
　　“坚决打击造谣破坏的阶级敌人！”
　　“打击民兵就是打击革命！”
　　“群众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