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瓶花厂的女工们下班了，院子里安静下来。厚重的大木门已经落锁，钥匙被厂里的负责人带走了。
　　看守工厂的是那个只做事不说话的骆驼。他住在院墙边上那个鸡笼似的小屋里。本来是一个小厨房，现在成了骆驼的饮食起居之所。
　　周芳龄一家也住在院子里。不，应该说小工厂设在周芳龄的家里。这个院子原是一位国民党将军的寓所，将军起义有功，解放后在参事室任了一名参事。儿孙们长大了，各自远走高飞，成家立业。将军去世以后，小院子空着，待价以沽。正好周国强初调长沙，还未安排好住所。这个近乎迂拙的知识分子，多年来一直梦想有个产权归己的单家独户的小院。经人介绍，一拍即合，耗尽积存，以相当低廉的代价，买下了日省庐。殊不料“革命”来得迅猛，法律成为纸上的文章，他们住了八年，就让“革命”的铁扫帚扫地出门了。街道居民委员会在建立塑料瓶花厂时找不到厂址，便撬开门锁，收拾房间，把院子里的多年生药材当杂草扯掉，把旧主人遗留下来的东西集中于楼上一间房里。工厂就这样白手超家办起来了。居委会主任柳艳芝有胆量，气魄惊人。她把日省庐收归公有的法律依据就是一句话：“我一家五六口只住了两间黑屋，那个‘反派’有什么资格独占一个院子？”
　　林彪之死，减轻了周国强的罪过。一九七二年，他结束了干校农场的监督改造，从轻处理，降三级工资，允许回家带罪养病。与此同时，周芳龄和她母亲也告别了九龙山回到长沙。日省庐已改作厂房，这一家人住到哪里去呢？经林科所出面与街道再三交涉，没有结果，最后只好挤在那间存放东西的小房间里暂住。说是暂住，一住就是四年。看起来，想撵走这家工厂，屋归原主，是万万做不到的。柳艳芝道理充足，“给他住着吃闲饭好，还是拿来干社会主义好？”当然是干社会主义好。周国强无力与她争辩，只得降低要求，请求架一座固定的楼梯，供一家人过往，以免上楼下楼时从车间穿过。这一目，柳艳芝慷慨答应了，依墙架了一座二尺宽的木楼梯。
　　每当工厂下班以后，小院里几无人声，两家四日都是惯于沉默的人。
　　周国强生性不爱多话，近几年因祸从日出，吃足了苦头，更加谨慎了，就连对家常事发表意见，都要经过仔细的斟酌才肯开口。二儿子周喜苑揭发他在家里说的作乱话，成为给他定罪的有力证据，实在教训太深。严酷的“继续革命”太可怕了。沉默不会把人憋死，多言却可以惹来杀身之祸。他把这当成不见诸文宇的座右铭深深刻在心里。他整天板着脸，要么闭眼躺着，要么痴呆地站着，要么就在拥挤的房间里和走廊上来回走动。他的脚步声是坚实有力的，使人误以为那位死去的将军又回来了。
　　他的妻子杨瑶月也是无话的。天明即起，劈柴，生炉子，做饭，扫地，洗衣裳，天天如此，反复有常。她有时也想跟老头子说点什么，但老头子不予理会，动辄把眼睛一鼓，提醒她少说为佳。她出于无奈，也只好陪着他做哑巴。
　　小女儿周芳龄在外面虽有喜鹊子的美称，回到家里也同样无话可说。跟谁说呢？总是那些老话，乡下的经历，心中的不平，所有这些，爸爸和妈妈都是了解的，唠叨几次就够了，还能指望他们解决点什么问题？说了又有何用？于是也只好闭嘴不说，落得安闲。
　　大女儿周松龄好不容易把户口弄回城里来，并且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家里的房子实在太小，没有她摆床铺的地方，她只好单独住在厂里，只间或回来看看。她的话都在外面说完了，回家来也就没有什么可说。大儿子周周高己经结婚成家，另有一个窝子。二儿子周喜苑扎根在农村，发誓不回家来。这个人丁兴旺的家庭，在这里长住的只有三个默默无言的人。
　　那位邻居更不用说了，有话也无人答对。日里象一条不倦的老牛，蹬着三轮车东跑西跑，运进原料，输出成品；夜来象一条狗，蹲伏在小小蜗庐里，注意着大门的响声，看护着厂里的财产。家里没有妻室，也无远亲近戚或友人来往。蜗庐里一贫如洗，肮脏不堪，谁也不愿意探头进去望一眼，里面充满了酸臭气味，熏得人连连打退。他的日常生活是、个很大的谜。别人只知道一点，他不爱睡觉，一个十五瓦的灯泡，常常亮到夜半更深。他的历史也是一个谜。只听说起个右派分子，其他的一概不知。
　　这两家人同住一个院子，开门相见，老死不相往来。迎面遇上，顶多略作微笑，更多的时候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各人看着自己的脚尖。周家的人在楼上晾晒衣服，被风吹落到楼下去了，骆驼看见，捡起来搭在楼梯扶手上，也不喊一声。骆驼有时生病，在蜗庐里呻吟，周家人听见，去向居委会主任通报一声，并不同病人见面。
　　他们是结怨多年的仇人？是正在严重对立的双方？不是。在周家人搬回来以前，谁也不认识谁；成为邻居以后，也没有发生过半句争执。相反，他们是真正的睦邻，和平空气过份浓重，以至几乎令人窒息。这岂不是太奇怪了！但这些年里，难以置信的怪事还见得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过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若不发生异变才是奇怪的。这两家人，互相都知道对方的政治底牌不硬，关系弄得太密切，容易惹出麻烦来。因此，宁肯互相视为异类，也不敢表现友好和同情。不打交道，已成了他们之间的默契，谁也不会误以为对方高傲。
　　天黑了，墙外小巷里有一盏高悬的路灯在缓慢地睁开淡绿色的眼睛。骆驼钻出蜗庐，把大门顶上的灯泡扯亮。差不多是在同时，门锁响了，小门开处，杨瑶月跨进门坎。她身上沾满了石灰印，象穿的是一件古怪的花斑衣裳。骆驼见了，略有些诧异，但未动声色，只淡淡地微笑了一下，立即转身，又钻进小蜗庐去了。杨瑶月把门扣上，攀着楼梯扶手，爬上楼去。提一步，喘口气，象是有病的人。
　　她回到家里，沉重地坐在椅子上，招呼周芳龄说：“快给我一杯凉茶。”
　　周芳龄把茶递到她手上，问她：
　　“您干什么去了？”
　　“给柳主任刷墙。”
　　“什么柳主任？”
　　“柳艳芝。”
　　“她？”
　　周芳龄简直无法相信母亲会去干这种事情。过去自己家里刷墙，从来都是请人的，杨瑶月几曾动过手？她内行？有体力？把自己累成这个样子，为了什么？
　　“给她家刷墙，她连茶都不让喝么？”周芳龄说。
　　“人家没有来请我，干嘛要给茶我喝？”话是无力的，隐含着凄清、自卑和忿懑。
　　“妈，”周芳龄埋怨说，“你真不怕丢人，柳艳芝算个什么东西？”
　　“小声点！”杨瑶月做手势制止，探头望了望楼下，谛听着骆驼家里的动静。
　　那里没有动静，要不是亮着灯，会以为蜗庐的主人已经死了。
　　呆坐在躺椅上的周国强忿然站起身来，走到门外去，在楼道上移动着沉重的步子，发出铿铿的响声。杨瑶月和周芳龄早已摸透了他那脚步声的含义。那是忿恨，苦闷，烦躁，无可奈何。
　　杨珙玉对女儿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她官虽不大，权大。要奉承，要巴结，她有那个瘾头。咱们现在是虎落平阳，有什么办法！不实际一点能行？”
　　“您都快成为柳艳芝的狗腿子了，可人家并不领你的情。”周芳龄嘟囔着，来到楼道上，打开炉门，热饭热菜。
　　一家人再无多话可说，唯剩锅铲和铁锅的撞击声和周国强越来越沉重的脚步声。
　　院子顶上的天空象一块大铁板，正在往下压来，闷得人难以喘气，更何况言谈和欢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