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又到了日省庐安静的时候。
　　天气闷热、潮湿，要下雨了。
　　远处有个高音喇叭在哇喇哇喇地叫着，象是一个声讨会的现场录音。时而有“天安门广场”和。反派分子一这样一些词句飘过来。
　　院子外面的小巷里，有人低着头默默地走路。
　　骆驼龟缩在他的蜗庐里，天黑了也不开灯。最近一段时间，他的背驼得更厉害了，好象时刻背着一个无形的、沉重的包袱。鬼知道他吃了晚饭没有。他的生活是没有声响的。往常这时候，他早已把照亮小院子的路灯扯亮了。今天没有，院子里黑沉沉的。
　　只有楼上那户人家开了灯，淡淡的寒光投射到对面院墙上。
　　楼道上有响声，登、登、登、登……均匀地、不改变周奏地、长时间地响着。这是周国强的脚步声。他每天这样，不知已经把楼板磨去了多少。
　　这一段时间，他上街看报纸比以前更积极，每天站在报栏下等着当天的日报贴出来。他斟字酌句细细地咀嚼，不知究竟品出了一些什么味道。
　　他把翻腾的江海秘藏在心里，连妻子儿女也无法寻到一条窥视的缝。
　　柳艳芝又来催过一次了，周芳龄必须立即下乡去。不管去什么地方，自己联系也行，到林科所的“知青点9去也行。她说了一个可怕的理由：“晓得天安门广场的反派事件吗？肯定是那些留在城里吃闲饭的闲杂人员、社会渣滓搞的。”不知道她有什么根据。因此，周芳龄必须立即下去，否则就似乎一定会加入反派集团。柳艳芝说得很硬，又提到了吊销户口。
　　让她去吗？吃苦倒是小事，就怕永远不能回来。别人的子女可以开后门推荐上大学或招工回城，周国强半点办法也没有。
　　无能为力，无能为力。拖下去吧，拖一拖，等到她真吊销户口以后……
　　也许快了，会要发生变化，这时候不能轻易对命运作出安排。
　　要不是不公平，让她下去也罢。已经下放了两年不算数，欺负人嘛！势利眼，狗！什么东西！
　　登、登、登、登……
　　唉！人到了这种地步，真可悲。有口不能讲，有事不能做，象一棵无意识的树，每月能摇下那点固定数量的钱来，养活几个人。饿了吃饭，病了吃药，不准死去，为的是继续养活几个人。
　　妻子出去很久了，女儿也不在。忙些什么？都是不通情报的，各行其是，这里没有家长。
　　杨瑶月回来了。上楼的脚步有点紊乱，不知在外面干了什么坏事回来。脸上显得很兴奋，又有些不安。进屋便把房门关上。
　　“国强！”当儿女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她使用年轻时的称呼，“你知道么，就在最近有一批单位要招工，指标已经下到居委会来了。”
　　周国强漠然，好象此类消息跟他是毫无关系的。
　　“你怎么没有一点儿反应？我们小龄的事儿你就完全不关心么？”
　　周国强耷拉着眼皮，撅着嘴，象害了神经麻木症。
　　“我听人说，这一回招的人数还不少，主要是到商业系统工作。行当虽然不满意，总比下乡当一辈子农民要好。我想，只要能招上工，暂时先让她干着，以后再想办法。”
　　“谁答应你了？想得那么美。周国强总算开口了。
　　“你听我说嘛，”杨瑶月跟在丈夫身后，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话虽说得很硬，不下乡的不招工。其实，后门大得很，总能找出种种理由来。我们小龄是下过乡的，只要居委会承认，愿意证明，就解决问题了。”
　　“能解决还会等到今天？”
　　‘你整天不跟人打交道，外面的事没有人告诉你，你都蒙在鼓里呢！你知道现在的后门是怎么开的吗？”
　　“我没有兴趣。”
　　“没有兴趣不行，咱们不是生活在孤岛上。我到底跟街坊还有点联系，知道的事情比你多。现在的后门有两种：一种是条件交换，你替我儿子解决工作问题，我替你女儿调一个好的工种；一种是请客送礼，光请客不解决问题，还要送礼，一立方木材，一块手表什么的。”
　　“这叫什么送礼！是行贿。”
　　“现在没有贿赂这个词儿，懂得吗？贿赂不好听，送礼是人情。”
　　“好一个人情！”
　　“我这么想，咱们是不是也可以……”
　　“什么？”周国强猛地转过身来，“你说什么？”
　　“我……我……”杨瑶月吓得不敢说话了，脸色发白，眼睛躲躲闪闪。
　　不用她说明白，周国强已经懂了。对于一个正派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摧毁性的打击。他趺坐在躺椅上，久久地望着妻子，从她的脸上看到她的心里。他想象着，在那个无知而不可一世的柳艳芝面前，她卑躬曲膝，扮着巴巴结结的笑脸，奉上一样东西，说一些俗不可耐的话。这是从前的杨瑶月么？是那个端庄文静而内心高傲的女教师么？一个堕落的女人，一个下贱的奴才。不，不能这样。人不是狗，不能摇尾乞怜。社会主义的国家，应该不容许这种现象存在。戏台上那些画白鼻子的贪官已是历史的垃圾。垃圾成灾曾经搞垮过许多政权。共产党最了不起的是在建国后横扫了贪污腐化，使社会面貌一新。很大的干部因贪污腐化挨枪毙，二十多年前的报纸上那赫然醒目的标题记忆犹新。可是到了现在，“要斗私批修”的那支语录歌人人会唱，怎么唱出了这样一些现象？历史是个脾气古怪的老头儿。
　　杨瑶月嘟嚷着：“孩子们的事情你反正不管，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做爸爸的都是硬心肠，疼的只是娘。”她看看时间，还不到九点，开门走到外面去。
　　“你上哪儿去？”
　　她不作声，象是生气了。只听楼梯响动，接着大门开了，又关了。
　　她愿意为了儿女的事去赴刑场。天下再没有比赴刑场更可怕的了。
　　她缺乏做这种事情的经验，也没有良师指导，只好横下一条心蛮干。
　　她来到柳艳芝的家，就在厨房里站着说话：“柳主任，这……这……她拿出一块没有表带的手表来放在案板上，“这是一块梅花，请不要嫌弃。我们那孩子的事儿……”
　　柳艳芝从洗衣盆里抽出手来，摔掉手上的肥皂沫，拿起手表看了看，仍放到案板上说：“请你拿回去，这算什么呢？我当干部又不是为了……”
　　杨瑶月本来就觉得这是极不光彩的，犹如初次做贼，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就以为是抓贼的来了。听了柳艳芝的话，她脸上一阵发烧，哆哆嗦嗦地拿回手表来，赶紧揣进衣兜里，余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只好扭头回家去。
　　她听懂了柳艳芝的话吗？
　　她多半没有听人讲过把手表放在茶叶罐里送人的故事。
　　回到家里，她为遭到羞辱而痛哭。
　　周芳龄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