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儒评论圣人，认为圣人前知千年以前的事，后知万年以后的事，有独到的眼力，有独到的听力，事物一出现就能说出它的名目来，圣人不学就能感知，不问就能通晓，所以一提到圣人就认为和神一样了。就像蓍草和龟甲能占卜吉凶，蓍草称为神，龟甲称为灵一样。贤者才能低下比不上圣人，智慧较差不能预知未来，所以称之为贤人。名称不同那么实质也不同，实质相同那么名称就一样，就“圣”这个名称来说，就可知圣人超群无比，与贤人不一样。孔子临死的时候，留下谶书说：“不知是一个什么男子，自称是秦始皇，走上我的内堂，坐在我的床上，弄乱了我的衣裳，以后他到沙丘就会死去。”以后，秦王统一了天下，号称“始皇”，巡游到达鲁国地区，观瞻了孔子的住宅，才到沙丘，就在途中生病死了。又说：“董仲舒整理发挥我着的书。”以后，江都相董仲舒研究《春秋》，编写了传记。又写道：“亡掉秦朝的，是名叫胡的人。”以后，二世胡亥果然丢掉了天下。用这三件事来评论它，这就是圣人能预知万年以后的事情的证明。孔子生下来以后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他的母亲隐瞒了他，他用吹律管的办法知道了自己是殷宋大夫子氏的后代。孔子不根据河图、洛书，没有听人说，自吹律管精心思考，知道了他的身世，这就是圣人前知千年以前的事的证明。我认为这些说法都是虚妄不实的。考察神怪的说法，全在谶书之中，它所记载的都是从河图、洛书哪里仿效来的。“亡秦者胡”就是仿效《河图》上的话。
孔子使它条理通畅给它增添润色，用来记载神怪的事情；也许是后人伪造的，用来表明圣人的效验。汉高祖封刘濞为吴王，给他送行的时候，拍着他的背说：“汉朝开国五十年后，东南地区有谋反的人，难道会是你吗？”到汉景帝的时候，刘濞与七国串通反叛汉朝。提出这句话的人，也许是观察了天象，判断东南地区将会有反叛发生，并不知当事人的名字，高祖见刘濞勇武，就认为他是这个当事人。根据这点来推论，孔子预知秦始皇、董仲舒所做的事，也许仅仅只是说过“将有人观览我的住宅”、“整理我的着作”这样的话，后人见秦始皇入孔子的住宅，董仲舒读孔子的书，就增添孔子说过的话，把当事人标明出来了。如果孔子真的神奇，能够凭空预知秦始皇、董仲舒所做的事，那么他自己是殷后子氏的后代，也应该默默无声地就知道这一点，用不着以吹律管的办法来自己确定。孔子不吹律管，就不能确定他的姓，涉及到他预知秦始皇、董仲舒的事，也还是用了吹律管以定姓氏的这类办法了。考察秦始皇原本的史实，秦始皇并没有到鲁国，怎么会上孔子的内堂，坐在孔子的床上，弄乱孔子的衣裳呢？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的那一天出游，到达云梦泽，在九嶷山对虞舜举行“望”祭。乘船顺长江而下，在藉柯观览，渡过梅渚，经过丹阳，到达钱塘，亲临钱塘江，波涛汹涌，就往西行一百二十里，从江面狭窄处，渡过钱塘江，登上会稽山，祭祀大禹，立石碑刻颂辞，对南海举行“望”祭。回来经过吴县，从江乘渡江，沿着海边北上，向北直到琅邪山。从琅邪山往北到崂山、成山，由这里到之罘，于是沿着海边航行，往西到达平原津就病了，最后死在沙丘平台。既然秦始皇没有到过鲁国，谶书依据什么说秦始皇到鲁国呢？
连秦始皇是否到过鲁国都不知道，书上记载的孔子说的“不知是一个什么男子”的话，也就不可信了。“不知是一个什么男子”的这句话不可信，那么记载的“董仲舒整理我的着作”这句话也又不可信了。已有的事实，文字记载无论如何异常，不过是人所说的话罢了。只要不是天上掉下来、地下冒出来的书，就都得遵循前人因袭古人，有所依据而加以描述；如果从来没有听说或看到过，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可描述的了。大凡圣人预见祸福，也是估量事物的苗头而加以类推，考察事物的开端而预见到它的结果，从民间小事推论到朝廷大事，由明显的事而察知昏暗的事。谶书中的神秘记载，远见尚未发生的事，说得空洞而含糊，预见尚未出现的事，乍一听，猛一看，显得离奇古怪，好像不是一般人的口里所能说得出来的。仿效同属一类的事情以预测祸患，推究过去的经验以判断未来，贤者也能做到这点，并非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周公谈论如何治理鲁国，太公预知周公的后代必将有君权削弱的祸患；太公谈论如何治理齐国，周公预见到太公的后代必将有杀君篡国的祸乱。彼此都预见到对方采用的治国方法和手段的最终结果，预见到祸乱的苗头了。纣王制作了象牙筷子而箕子发出哀叹，鲁国用偶人随葬而孔子为此发出慨叹，这是由制作象牙筷子预见到纣王要吃龙肝的祸患，由用偶人随葬预见到用人殉葬的灾祸。太公、周公都预见到了尚未发生的事情，箕子、孔子都看到了还没有出现的事情，用来预见未来的推理方法，贤人和圣人是一样的。鲁侯年老，太子幼弱，次室邑的女子靠在柱子上长啸叹息，是依据老弱的征候，预见到败乱的先兆。凭妇人的见识，尚且能够推究同类事情而预见到未来，何况圣人君子，才高智明的那一类人呢！秦始皇七年，庄襄王的生母夏太后死了。秦孝文王的王后叫华阳后，与秦孝文王同葬在寿陵，夏太后的儿子庄襄王埋葬在范陵，所以夏太后另外埋葬在杜陵，她说：“向东可以看到我的儿子，向西可以看到我的丈夫，此后一百年，旁边将会出现万户人家的城镇。”
那以后出现了正如她所说的情况。如果一定要把能用类推的方法预见未来的人称为圣人，那么，次室女子、夏太后都是圣人了。秦昭王七年，樗里子死了，埋葬在渭水南岸章台的东面，他说：“此后一百年，必定有天子的宫殿夹着我的墓。”到了汉朝兴起，长乐宫建在他的墓的东面，未央宫建在他的墓的西面，武器库正对着他的墓，竟然同他说的完全一样。这些先知的事例，都是能预见未来的证明。如果用这种情况来证明圣人，那么樗里子就算圣人了。如果他不算是圣人，那么只凭能够先知、预见未来，就不足以说明是圣人。这样说来樗里子预见到天子的宫殿夹着他的坟墓，也就像辛有预知伊川一带将会变成戎族居住的地区一样。从前辛有经过伊川，见到披头散发祭祀的人，就说：“不超过一百年，这个地方将会变成戎族居住的地区了！”那以后一百年，晋国迁移陆浑之戎到伊川一带居住，竟然像辛有所预言的一样。辛有预见到伊川将变成戎族居住的地区，是由于见到了披头散发的先兆；樗里子预见到天子的宫殿会夹着他的坟墓，也是由于见到了墓旁有广阔平坦的地基。韩信埋葬他的母亲，也设法营建在又高又宽敞的地方，让墓的旁边可以安置万户人家。以后竟然有万户人家居住在墓旁。所以樗里子见到广阔平坦的土地有修建宫台的征兆，就像韩信看到又高又宽敞的地方会出现万户人家一样。能够先知预见到未来的事情，并没有超过一般人的视力和听力，都是通过考察事情的征兆和迹象，根据同类事物进行推论得来的。春秋的时候，卿、大夫相互交往聚会，看到动作异常，听见言谈反常，善就说明是吉祥的福佑，恶就判断是凶妖的祸患。能预先判明祸福，老早就考虑到尚未出现的事情，并没有神怪的才智，都是由于察觉了先兆。现在用它来论述，所以能够知道的事，通过思虑就能预见到；通过思虑不能够知道的事，不学不问就不能够知道。
不学就能自己知道，不问就能自己通晓，从古到今已有的事例中，还没有见到过。可以知道的事，只要精心去思考它，事情再大也不难明白；不可以知道的事，即使用心学习和请教别人，事情再小也不容易弄懂，所以即使有智能的人，不学就没有成就，不请教别人就不会知道。有人责难说：“项讬年仅七岁就教导孔子。考察他七岁时尚未进入小学而教导孔子，这是天生的自知了。孔子说：‘天生就知道的，是上等；通过学习而知道的，是次一等。’只说天生就知道的，不讲学习和请教别人，说的就是像项讬这样的人。王莽的时候，勃海郡的尹方年纪才二十一岁，没有老师也没有学友，却天生智慧聪明，通晓六艺。魏都牧淳于仓向皇帝上奏：‘尹方不用学习，得到文章就能读诵，论说道理能引用五经文字，解释文字议论事理，都能满足人们的心意。’皇帝征召尹方，让他辨认鸟虫书，又对他进行策试，他没有不知道的，天下人称他是圣人。没有老师、学友，却通晓六艺，根本不学写字，得到文章却能诵读，这是圣人了。不学自己能知道，没有老师自己能通晓，不是神而先知又是什么呢？”回答说：即使没有师友，也已经有所提问与接受指教了；不学写字，已经摆弄过笔墨了。小孩刚生下来，耳目才开始张开，即使有圣性，怎么能有知识呢？项讬虽然才七岁，但他三四岁时，已经能接受容纳人们所讲的事情了。尹方虽然才二十一岁，但他十四五岁时，已经有许多所闻所见了。天性聪明才智过人，独自思考无所依据，没有觉察到预兆，不见类似的效验，往下推想到百代之后，会有马生牛，牛生驴，桃树结李子，李树结梅子，圣人能预见到这些情况吗？往下推想到百代之后，会有臣杀君，子杀父，像颜渊那样的仁人，像曾参那样的孝子，像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像子贡、宰予那样的能言善辨的人，圣人能预见到这些情况吗？孔子说：“如果将来有人继承周朝的礼制，即使经过一百代，它的损益情况也还是可以预见得到的。”又说：“后辈是可令人敬畏的，怎么能知道后来的人不如现在的呢？”
孔子论将来礼制的增减改易，称为“可以知道”，讲后辈，称为“怎么知道”。这是因为后辈的情况难以断定，而制度的增减改易容易判明的缘故。这些例子都比较遥远，不是人们所能耳闻目见的。让一个人站立在墙的东面，叫他发出声音，让圣人在墙的西面听他的声音，圣人能知道这个人皮肤黑白、身材高矮、籍贯、姓名和家族渊缘吗？水沟里有流尸，山泽里有枯骨，头发和面孔都烂掉了，肌肉都腐烂消失了，让人去询问圣人，圣人能知道他是务农还是经商，年龄大小，以及犯什么罪而被处死的吗？并不是圣人无知，而是只凭他的才智是无从知道的。凭他的才智无从知道，不问就不能知道。不问不能知道，这是贤圣同样具有的缺陷。有人责难说：“詹何坐着，他的学生在旁边侍候，有一头牛在门外面鸣叫。学生说：‘这是一头黑牛，而蹄子是白色的。’詹何说：‘对，这是一头黑牛，而它的蹄子被人弄白了。’派人看这头牛，果然是黑牛而被人用白布裹在牛蹄上。詹何，是位贤人，尚且能够听声音就知道牛的颜色，凭圣人的才智，反而不能知道吗？”回答说：能够知道是黑牛而被人弄白了蹄子，能够知道这头牛是谁的牛吗？把它的蹄子弄白是为什么呢？术数仅仅能见到一个方面，不能弄清全部事实。即使明了一件事，如果多方面地加以辩驳和追问，往往就不能全部知道了。为什么呢？不亲眼望见亲口询问，就不可能全部知道。鲁僖公二十九年，介国葛卢来朝见，住在昌衍旁，他听见牛叫，就说：“这头牛生过三头纯色牛，都已经被用来祭祀了。”有人问：“你怎么知道这些的呢？”他回答说：“它的叫声这样说的。”这个人去问牛的主人，情况果然同葛卢说的完全一样。
这又是在运用术数，不是凭智慧所能见到的。广汉郡的杨翁伟能听得出鸟兽的话，他乘坐一匹跛马拉的车到野外去，田间有一匹正放着的瞎了一只眼的马，两马相距几里远，鸣叫声却相互听得见。翁伟对他的车夫说：“那匹正放着的马知道我们这匹马是跛的，而它自己的眼是瞎了一只的。”他的车夫问：“你怎么知道这些呢？”翁伟回答说：“那匹马骂这匹车辕中的马是跛的，这匹马也骂那匹马是瞎了一只眼的。”他的车夫不相信，就去看那匹马，那匹马竟然是瞎了一只眼的。杨翁伟听得懂马的声音，就像詹何、介国的葛卢听得懂牛叫一样，是依靠术数，把两匹马叫声的意思合在一起考察出来的，不是凭借视力强而转眼就看出来的。听声音有方术，那么察看颜色就有术数了。运用术数来推算，就像事先听到和见到过似的，大家不明白这一点，就认为他是神是圣了。就像孔子看见一头野兽，马上能说出它是猩猩；司马迁看到画上的张良，说他相貌像女人这类事情一样。考察孔子并没有见过猩猩，而见到了就能说出它的名字；司马迁和张良不在同一个时代，而眼睛却看到了他的相貌。假如大家听到这些话，就认为他们是神而先知的人。然而孔子叫出猩猩的名字，是听到过山野之民唱的歌；太史公看出张良的形象，是从宣室的画像上先见过的。贤圣暗中看到过而默记在心，运用心思深沉而隐秘；众人马虎大意，很少留心，见到贤圣说出事物的名称，就认为他们很神。以此推论，詹何见到黑牛弄白了蹄子，也是这类情况。他如果不是靠术数推算出来的，那就是先前已经从外边听见或见到过了。当今以占射事物为职业的人，首先依据术数来判断吉凶，术数判断不中，就掺杂以人事。能把人事和术数结合起来运用的人，就和神没有什么不同了。詹何这类人，就是当今占射事物一类的人。如果认为詹何这类人天生就能预知那些事，不依靠术数来推算，那他们就像鸟类能预知刮风，蚯蚓蚂蚁之类能预知下雨一样了。聪明才智早熟，项讬、尹方大概就属于这一类人吧。
有人责难说：“黄帝天生就很神灵，刚生下来就能说话。帝喾生下来就能自己说出自己的名字。没有在外面的见闻，生下来就能说话，称呼自己的名字，难道不是神灵和天生预知的证明吗？”回答说：黄帝生下来能说话，然而他的母亲怀他二十五个月才生下他来，计算这个月数，他也已经有两年在他母亲的身体中了。帝喾生下来能自己说出名字，然而他不能说出别人的名字，即使有一方面的才能，却不能通晓所有的事情。所谓神灵能天生先知的人，难道讲的是生下来就能说出他自己的名字吗？还是说没有经过传授就能知道，没有接触过就能预见呢？黄帝、帝喾虽然有神灵的证明，但也都是属于有早熟的才智。人的聪明才智有成熟得早的，也有经过后天学习才成就的。即使没有请教老师，在家里已经向人请教和学习过了。人们见他年幼而才智早成，称赞他就过头了。说项讬七岁，这一定是有十岁了；说他教孔子，这一定是孔子去问过他。说黄帝、帝喾生下来就能说话，这也一定是生下来几个月了。说尹方二十一岁，这也一定是将近三十岁了；说他没有什么师友，又不学习写字，这也一定是他出外或在家学习过了。世间习俗称赞别人时总是超过实际情况，说别人的坏话往往超过了他的罪恶。世俗传说颜渊十八岁登泰山，望见吴都阊门外有一匹拴着的白马。考查实际情况，可以肯定颜渊是三十岁，没有登泰山，也没有望见吴都的阊门。对项讬、尹方的称誉，就如称誉颜渊这类情况一样。人的才智有高低之分，认识事物要通过学习才行。
通过学习才能知道，不请教别人就不能认识事物。子贡说：“我的老师是无处不学习的，可是又何必要有个固定的老师呢？”孔子说：“我十五岁就有志于学问。”五帝、三王，都是有所师法的。有人说：“这是为了给人们做榜样。”我说：精心思考也可以作为人们的榜样，为什么一定要以勤学做榜样呢？事理很难凭空思考而得知，贤圣的才能却可以通过学习而具备。那些称为“神”的，是不学而知的；哪些称为“圣”的，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成为圣。因为圣人也需要学习，所以知道他并不是神。天地之间，含有血气的动物，没有天生就知道一切的。猩猩知道过往人的姓名，喜鹊知道未来的喜事，因为它们承受了天的本性，自然就是如此的。如果认为圣人是像猩猩那样的吗？那么猩猩之类可是鸟兽啊。童谣可以不学而知，可以算是神而先知了。如果认为圣人是像童谣那样吗？那么童谣可是一种妖象啊。世间圣、神的东西可以认为是巫吗？鬼神通过巫的口来指示人。如果认为圣人是像巫那样的吗？那么做巫的人也是一种妖啊。巫与妖象同属一种气，那么与圣人就不属于一类了。巫与圣人不同，那么圣人也就不能称为神了。不能称为神，那就属于贤人一类的了。与贤人同属一类，那么圣人所知的就与贤人没有什么不同了。至于他们有所差别，是由于他们所掌握的“道”不一样。圣人走得快，贤人走得慢；贤人才能多，圣人智慧多。他们所掌握的是同一种“道”，只是量的多少不同而已；他们所走的是同一条路，只是走得快的超过了走得慢的而已。事情有难以知道的有容易明白的，这都是贤圣所共同关心的。就像社会风气文质的重复，三种教化的循环，历法的相互沿用，典章制度的增减和相互沿袭，这都是贤圣所共同知道的。古代的水火，就同现在的水火一样；现在的声色，就同后代的声色一样。无论是鸟兽草木，还是人民的好恶，根据现在而推知古代，根据当前而推知未来，千年之前，万代之后，没有什么不同的。往前观察上古，往后探察后世，知道“文质”、“水火”一类的事情，这是贤人圣人同样能做到的；看见了征兆，察觉了迹象，就能说明祸福，这是贤人圣人同样能做到的；见到奇怪的东西能够说出它的名称，不会有什么疑惑，这是贤人圣人同样能做到的。可知的事物，贤人圣人同样都能知道；不可知的事物，即使是圣人也不可能知道。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假如圣人凭空坐在那里而事先就知道天要下雨，也只是生来能够在这一件事物上有先知远见，他的聪明才智并不全面，不值得一提。所谓先知先觉生来就能通达事理的人，就能尽知万物的本性，能完全看清各种“道”的要领。如果是知道一个部分就不通晓另一个部分，通达左边却看不见右边，认识片面杂乱而不纯，残缺而不完备，就不是所说的圣人了。如果一定要说他是圣人，这反而说明圣人并没有什么神奇。詹何这类人是圣人，孔子这类人也是圣人，这就是说圣人没有什么不同于贤人的地方，贤人并不比圣人差。贤人圣人都能这样，为什么说圣人比贤人神奇呢？如果都运用术数推算，贤人为什么比不上圣人呢？实际上，圣贤不能天生地知道一切，必须依靠耳听、眼看来确定事情的真象。
他们使用耳目，可以知道的事，经过思考就可以理解；不能知道的事，要等到请教了别人才能理解。天下的事情，世间的万物，可以通过思考而知道，再愚蠢的人也能明白；通过思考不能知道，即使是上圣也不能明白。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地去思考，结果没有什么好处，还不如去学习。”天下的事物有不可知的，好比绳结有不能解开的一样。倪说善于解绳结，绳结没有解不开的。如果绳结有解不开的，那么倪说也不能解开了。并不是倪说不会解绳结，而是有的绳结根本就解不开，等到他去解这种结时，因此也就解不开了。圣人知道一切事物，事物没有什么不能知道的。如果事物有不能知道的，那么就是圣人也不能知道了。并不是圣人不能知道事物，而是事物有根本就不能知道的，等到圣人想去知道这种事物时，因此也就不可能知道了。所以较难知道的事物，通过学习和请教别人就能够知道；根本不能知道的事物，即使通过学习和请教别人，仍然不能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