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中，贵州土官安国亨、安智各起兵仇杀，抚臣以叛逆闻，动兵征剿，弗获，且将成乱。新抚阮文中将行，谒高相拱，拱语曰：“安国亨本为群奸拨置，仇杀安信，致信母疏穷、兄安智怀恨报复，其交恶互讦，总出仇口，难凭。抚台偏信智，故国亨疑畏，不服拘提，而遂奏以叛逆。夫叛逆者，谓敢犯朝廷，今夷族自相仇杀，于朝廷何与？纵拘提不出，亦只违拗而已，乃遂奏轻兵掩杀，夷民肯束手就戮乎？虽各有残伤，然亦未闻国亨有领兵拒战之迹也，而必以叛逆主之，甚矣！人臣务为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闻，乃生事幸功者。又以小为大，以虚为实，始则甚言之，以为邀功张本；终则激成之，以实己之前说，说尽时弊。是岂为国之忠乎！君廉得其实，宜虚心平气处之，去其叛逆之名，而止正其仇杀，与夫违拗之罪，则彼必出身听理，一出身听理，而不叛之情自明。乃是止坐以本罪，当无不服，斯国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于前官事务有增加，以见风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为。君其勉之！”阮至贵密访，果如拱言，乃开以五事：一、责令国亨献出拨置人犯；一、照夷俗，令赔偿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穷母子；一、削夺宣慰职衔，与伊男权替；一、从重罚以惩其恶。而国亨见安智居省中，益疑畏，恐军门诱而杀之，真情。拥兵如故，终不赴勘，而上疏辨冤。阮狃于浮议，复上疏请剿，拱念剿则非计，不剿则损威，乃授意于兵部，题复得请，以吏科给事贾三近往勘。赖有此活法。国亨闻科官奉命来勘，喜曰：“吾系听勘人，军门必不敢杀我，我乃可以自明矣。”于是出群奸而赴省听审，五事皆如命，愿罚银三万五千两自赎。安智犹不从，阮治其用事拨置之人，始伏，智亦革管事，随母安插。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国家于土司，以戎索羁縻之耳，原与内地不同。彼世享富贵，无故思叛，理必不然。皆当事者或削，或慢残，或处置失当，激而成之。反尚可原，况未必反乎。如安国亨一事，若非高中玄力为主持，势必用兵。即使幸而获捷，而竭数省之兵粮，以胜一自相仇杀之夷人，甚无谓也。呜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吾今日安得不思中玄乎。
【译文】明朝穆宗隆庆年间，贵州土司安国亨、安智相互领兵仇杀，贵州巡抚以叛逆的罪名把他们上奏给朝廷。官兵发起征剿，不但没有成功，眼看要激成更大的动乱。新任贵州巡抚阮文中在赴任以前，就去谒见内客首辅高拱。高拱对他说：“安国亨本来是被坏人挑起仇恨，杀了安信，致使安信的母亲疏穷、兄长安智怀恨报复。他们彼此结怨，互相攻击，都是出于双方仇恨的心理，是非难凭一面之辞而定。原来的抚台偏信安智，故安国亨心存疑惧，而不服从官军捉拿，于是抚台就上奏朝廷说安国亨要反叛。要论叛逆，应当是指反对朝廷。如今却是夷族人自相仇杀，于朝廷有何相干？纵使拘拿他，他不出面，也仅仅是违拗了巡抚而矣，而巡抚就马上奏向朝廷，轻易发兵捕杀，夷兵能束手就死吗？虽说官军、夷兵各有伤残，但还没有听说安国亨有领兵拒抗的迹象，如果一定以叛逆论处，实在太过分了。这是官员中有人变着法子欺瞒朝廷。地方上有事，隐瞒不报，这是一帮无事生非、邀功取宠的人干的；还有的人将小事变成大事，甚至无中生有，一开始就虚张声势，作为请功的资本；后来小纠纷激成大乱子，用以证明自己以前的说法，这哪里是忠心为国呢？你这次去调查到真实情况后，应平心静气地处理这事，把叛乱的罪名给他们去掉，只判他仇杀和违拗抚台的罪名，那样他们必定会出廷，听候审理。
这样，才能体现出国法的严正、天理的公道啊。如今那些当官的，只喜欢在前任官员遗留的事务上多增加些名堂，以此来出出风头，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干。这是没出息的男子干的事情，不是君子的风度。你努力奋进啊！”后来，阮文中到了贵州，经过秘查暗访，事情果然和高丞相说的一般无二。于是他公布了五项命令：一，责令安国亨交出挑拨离间的犯人；二，照夷人的风俗，责令安国亨赔偿安信等人的人命损失；三，责令分开两个地方安置疏穷、安智母子；四，罢免安国亨贵州宣慰使的职衔，而由他儿子安权接替；五，从重处罚安国亨，用来惩罚他的罪恶。决定公布后，安国亨看到安智住在省城中，更加疑惧，害怕巡抚将他引诱出来后把他杀了。于是他还像以前那样领着军队，始终不出来受审，却向朝廷上疏，申辨自己的冤情。阮文中拘泥于外界舆论，就再次上疏，请求剿灭安国亨。高拱考虑到征剿不是良策，可不征剿又有损国威，就向兵部授意，批准阮文中的奏请，同时派吏科给事贾三近前往勘察（依靠如此灵活的决定，才收到良好的效果）。安国亨听说吏部官员奉命前来勘察，高兴地说：“我是愿意听候勘察的，巡抚必然不敢随便杀我，我可以明辨自己的是非了。于是安国亨交出了挑拨离间的小人，自己到省城受审。阮文中的五项命令全部答应，并愿交出白银三万五千两，赎取自己的罪行。安智还不答应，阮巡抚又惩罚了挑拨离间的人，他这才服从了。安智的管事职务也被罢免了，随他母亲被安插在一起。科官还没有到达贵州，事情就已处理妥贴了。国家对于土司，都用夷人的法令来牵制他们，原来和内地不同，他们世代享用富贵，必没有无故叛逆的道理。这都是由办事官员的剥削，残害，或处理不当，激起了事端才反叛的。如此来看，土司造反情有可原，何况他们还不是造反呢？像安国亨这一件事，如果不是高拱全力主持，势必会兵戎相见，即使侥幸获胜，可用完了几个省的兵力、粮草，用这样高昂的代价去战胜一伙自相仇杀的夷人，实在是太无聊了。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今天怎么能不思念高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