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氏云∶石膏体质最重，光明润泽，乃随击即解，纷纷星散，而丝丝纵列，无一缕横陈，故其性主解横溢之热邪，此正石膏解肌之所以然。至其气味辛甘，亦兼具解肌之长；质重而大寒，则不足于发汗。乃别录于杏仁曰解肌，于大戟曰发汗，石膏则以解肌发汗连称。岂以仲圣尝用于发汗耶。不知石膏治伤寒阳明病之自汗，不治太阳病之无汗。若太阳表实而兼阳明热郁，则以麻黄发汗，石膏泄热，无舍麻黄而专用石膏者。白虎汤治无表证之自汗，且戒人以无汗勿与。即后世发表经验之方，亦从无用石膏者，所谓发表不远热也。然则解肌非欤？夫白虎证至表里俱热，虽尚未入血成腑实，而阳明气分之热，已势成连衡，非得辛甘寒解非所以出汗。他如竹叶石膏汤、白虎加桂枝汤，非不用于无汗，而其证则非发表之证，学人勿过泥别录可耳。
又王海藏谓石膏发汗，朱丹溪谓石膏出汗，皆以空文附和，未能实申其义。窃思方书石膏主治，如时气肌肉壮热、烦渴、喘逆、中风、眩晕、阳毒发斑等证，无一可以发汗而愈者。病之倚重石膏，莫如热疫。余师愚清瘟败毒散，一剂用至六两、八两，而其所着疫证一得，则谆谆以发表致戒。顾松园以白虎汤治汪缵功阳明热证，每剂石膏用至三两，两服热顿减，而遍身冷汗，肢冷发呃。群医哗然，阻勿再进。顾引仲圣热深厥深及喻氏阳证忽变阴厥万中无一之说与辩。勿听。迨投参附回阳之剂，而汗益多，体益冷。复求顾诊。顾仍以前法用石膏三两，而二服后即汗止身温。（见陆定圃冷庐医话）此尤可为石膏解肌不发汗之明证。
要之顾本经中风寒热四字，刘潜江、邹润安皆作两项看，甚是。惟邹以下文∶心下逆气惊喘口干舌焦不能息，为即中风与寒热之候，强为牵合，殊不切当。刘谓∶阳不足而阴有余者，风之虚也；阴不足而阳有余者，风之淫也。兹味之阴有余，正对待阳有余之证，而治其风淫。
讲石膏治中风极真，讲寒热则以五蒸汤内三焦之乍寒乍热用石膏释之，而五蒸汤却不仅恃石膏除寒热也。窃思中风用石膏，如金匮风引汤、古今录验续命汤皆是；寒热用石膏，当以外台石膏一味，治阳邪入里，传为骨蒸，令人先寒后热，渐成羸瘦，有汗而脉长者为切。又白虎加人参汤，治太阳中热汗出恶寒身热而渴，亦可为石膏治寒热之据。然此二证，与阳虚之寒，阴虚之热，伤寒有表证之恶寒，皆迥乎不同，未可漫施而不细辨也。
石膏甘淡入胃，辛入肺，体重易碎，亦升亦降，则入三焦。以清肃之寒，涤蒸郁之热，只在三经气分而不入于血，其为胃药非脾药亦由于是。然则腹中坚痛，必苦寒入血如大黄，方克胜任，即枳朴芍药，亦只堪用为臣使，石膏断不能攻坚而止痛。本经腹中坚痛四字，必是后仲圣方石膏麻黄并用，与大黄协附子变其性为温药相似。更设多方以增损而轩轾之，觉变幻纷纭，令人目眩。然只认定麻黄散寒发汗，石膏泄热止汗，相为制还相为用。推此以求，何方不可解，何方不可通。大青龙汤，咸以为发汗之猛剂矣。窃谓发汗之猛，当推麻黄汤，不当推大青龙。麻黄汤中桂枝杏仁，皆堪为麻黄发汗效力，而无石膏以制麻黄。大青龙麻黄受，则曰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中风自较伤寒为轻。身不疼但重，自非但取解表。柯韵伯谓∶大青龙方后之“汗出多者，温粉扑之，一服汗者，停后服，汗多亡阳，遂虚恶风，烦躁不得眠也”宜移列麻黄汤后。盖从温服八合，并汗后烦躁与未汗烦躁悟出，可谓读书得间。诸家震于青龙之名，念有汗多亡阳之戒，遂以麻黄得石膏，譬龙之兴云致雨。其于白虎非驱风之方，小青龙无石膏亦名青龙，越婢麻膏之多如大青龙而不言取汗，皆有所难通，则罔顾也。
然则名大小青龙何哉？盖龙者屈伸飞潜不可方物，能召阳而化阴者也。麻黄能由至阴以达至阳，而性味轻扬，得石膏芍药则屈而入里，得桂枝杏仁则伸而出表，石膏寒重之质，复辛甘津润而解肌，并堪为麻黄策应，故名之曰大青龙。小青龙心下有水气，以石膏寒重而去之，麻黄可任其发矣，而麻黄三两，芍药亦三两，麻黄虽发亦绌，其辛夏诸味，又皆消水下行，盖龙之潜者，故名之曰小青龙。越婢汤之麻黄，亦制于石膏者，而故制之而故多之，则越婢之证使然也。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种种皆麻黄证。惟里热之续自汗出，则不能无石膏。有石膏故用麻黄至六两，石膏因有麻黄，故虽无大热而用至半斤。其不以石膏倍麻黄者，化阴尤要于退阳也。或问越婢以汗出用石膏，大青龙以烦躁用石膏（别有说详麻黄），无阳明热邪者，宜不得而用矣。
乃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大青龙汤发之。徐洄溪谓∶此条必有误。其信然乎？曰∶此正合青龙屈伸飞潜之义也。尤在泾云∶经谓脉缓者多热，伤寒邪在表则身疼，邪入里则身重。寒已变热而脉缓，经脉不为拘急，故身不疼而但重。而其脉犹浮，则邪气在或进或退之时，故身体有乍重乍轻之候也。不曰主之而曰发之者，谓邪欲入里，而以药发之使从表出也。诠解之精，诸家不及。夫邪欲入里而以药发之，非麻黄得石膏寒重之质，如青龙出而复入，入而复出，何能如是。若视石膏为汗药，麻黄不因石膏而加多（诸家多作此误），则此条真大可疑矣。越婢石膏多于麻黄止二两，即不以龙名，不以汗多示禁。大青龙石膏断不至如鸡子大一块。（别有说详麻黄）且石膏多则不能发汗，又有可证者，麻杏甘膏汤之石膏倍麻黄是也。麻黄四两，虽不及大青龙之六两，而较麻黄汤之三两，尚多一两。即杏仁少于麻黄汤二十枚，而麻黄一两，则非杏仁二十枚可比。
此汤何不用于无汗之证，而反用于汗出应止之证，则以石膏制麻黄，更甚于越婢耳。（方解别详麻黄）石膏止阳明热炽之汗，亦止肺经热壅之喘。既有麻黄，原可不加杏仁，因麻黄受制力微，故辅以杏仁解表间余邪。无大热而用石膏至半斤，其义与越婢正同。乃柯氏不察，改汗出而喘无大热，为无汗而喘、大热，反谓前辈因循不改。不知用石膏正为汗出，若无汗而喘，乃麻黄汤证，与此悬绝矣。
更证之桂枝二越婢一汤，大青龙谓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此云脉微弱此无阳也，不可更汗，岂犹以麻黄发之，石膏寒之。夫不可更汗，必先已发汗，或本有自汗。观其用桂枝汤全方而不去芍药可见。至又加以麻膏，则非与桂枝麻黄各半汤互参不明。按桂枝麻黄各半汤，发热恶寒，热多寒少，与此同。而彼如疟状，脉微缓，有邪退欲愈之象；若脉微非缓而恶寒，面反有热色，则以桂枝麻黄各半汤微汗之。此脉微弱而恶寒，阳微之体，亦无自愈之理。桂枝汤所以和阳，协麻黄则散余寒而解表邪，法已备矣。加石膏何为者，为热多耶？乃热多不过较多于寒。若脉非微弱，亦将如桂枝麻黄各半汤之欲愈，而何热之足虑。然则加石膏者，专为阳虚不任麻黄之发，而以石膏制之，化峻厉为和平也。药止七味，皆伤寒重证之选，而各大减其分数，遂为治余邪之妙法。用石膏而不以泄热，如大黄之用以泻心，用以利小便，同一巧也。生姜多于他味者，以能辅桂甘生阳，又为石膏防弊也。
赤石脂：石脂揭两石中取之。邹氏云∶两石必同根歧出而相并，脂者粘合两石之胶，故所治皆同本异趋而不相浃之病，得此乃汇于一处，专力以化之。仲圣所用石脂四方，固与邹说符合。
刘潜江不以东垣、海藏、濒湖、仲醇专主收涩为然，就本经补髓益气鬯发其义，虽不如邹氏之亲切证明，而所见自超。抑愚窃有以伸之∶别录于赤石脂曰补髓好颜色，则其补髓确是脑髓，与白石脂之补骨髓有别，本经且主头疡；何东垣但以为性降乎。夫髓生于精，精生于谷，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是中土者生精化髓之源也。而石脂味甘大温，补益脾胃，质粘能和胃阴，性燥复扶脾阳。其所以上际，则辛入肺为之。所以至脑，则酸入肝为之。（外台述删繁论凡髓虚实之应主于肝胆）石脂确有补脑髓之理，千金赤石脂散，治冷冻饮料过度，致令脾胃气弱，痰饮吐水无时，本事方云试之甚验，盖即邹氏所谓联合其涣散者，谓石脂为胃药非脾药可乎。夫下之精秘，则上之髓盈。石脂补髓，亦半由于秘精。
秘精易而补髓难，故本经别录，皆于补髓上冠以久服字。千金羌活补髓丸不收石脂，而无比山药丸，曰此药通中入脑鼻必酸痛勿怪。入脑自指石脂，而石脂未尝专任，可知虚损之难疗而无近效也。
硝石、芒硝：（硝石，即火硝亦名焰硝；芒硝，硝之经煎炼而凝底成块者为朴硝，亦名皮硝，在上生细芒李濒湖谓∶朴硝下走，火硝上升。火硝得火则焰生，与樟脑火酒之性同。本经言其寒，别录言其大寒；实乃大温。刘氏引伸其说，谓水硝治热之结。热结多属血分，所谓阴不降，阳不化者也。能行阴中之阳结，则阴降阳自化矣。火硝治热之郁，热郁多属气分，所谓阳不升，阴不畅者也。能达阳中之阴郁，则阳化阴自畅矣。邹氏又以火硝为性向阳，解自阴而阳之盛热；水硝为性向阴，故逐伏在阳之实结。斯三家可谓发前人所未发矣。虽然，愚窃有未安焉。阴阳之理，至为微妙，就物论物，易圆其说。
以物合证与方而论之，则难于确当，难于莹彻。浑言之而深，何如切言之而浅也。火硝固上升而散，固在气分，然其升散者为阴中热郁之气，非阳中热郁之气。病在阴经、阴脏为阴，病有阴邪亦为阴。盖其辛温际上，咸苦入下，凡在上在下之病胥治之，而总归于解阴中之热郁。刘氏达阳中阴郁一语，得毋犹有可商。试核之证，来复丹、二气丹、玉真丸，皆阴邪中有伏热，金匮硝石矾石散尤彰彰者。惟大黄硝石汤用以下夺，不与升散之旨相戾欤？乃其证为黄瘅腹满小便不利面赤，热为阳邪，得湿而郁，且独在里，里实而表和，是亦阴中之邪也。阴中之邪，非咸苦何以得入。舍芒硝用硝石者，以表虽汗出而表间之湿热自在。硝石辛温胜于咸苦，故于大黄柏栀下夺之中，加兹一味以达表而散邪。夫火硝之不易明者，为其以温治热耳。
若水硝以寒治热，曰走血，曰润下，曰
坚，曰破结，固宜古今无异词，然亦何尝易明哉。大承气、调胃承气、桃核承气，洵可谓去血中热结矣。独大陷胸汤丸用芒硝至一升半升，而其所治为结胸。纵云破结软坚，非多不济，独不虑下降之物，用之多不愈速其降耶。是则有故矣。芒硝乃煎硝时结之于上者，细芒如锋，质本轻于朴硝，味复兼辛，宁无上升之性，宁不入气分，后世且以治口舌咽喉诸热证，谓芒硝不能际上治上可乎。由斯以观，刘氏阴中阳结之说，恐亦有未然者。仲圣有言，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据此自非阴中之阳结。又凡仲圣用芒硝之方，皆阳证无伏阴。用硝石之方，则一证中有阴有阳。然则行阴中阳结者，乃硝石非芒硝。芒硝者，逐阳证之热结者也。芒硝咸寒胜于苦辛，多煮则下益速，下速则遗上邪，故仲圣必后纳微煮而少扬之。
硝石辛温胜于咸苦，微煮则升之亟，升亟则不入下，故仲圣于二升中煮取一升而少抑之。此似二物正相对待。刘氏于二物亦似以对待释之，而不知非也。咸与寒皆阴也，其微辛不过挟有升性，并不能治阴邪。咸与温则阴阳异趣矣，温而兼辛，辛温而兼辛润，则必阴中有阳邪之证，始克任之。其中奥旨，猝不易悟，故曰非对待也。抑刘氏以入血分为阴中乎。血分为阴，则大承气当曰太阴病，不当曰阳明病。桃核承气当曰少阴病，不当曰太阳病。芒硝盖血药而亦不专入血者，与大黄颇有似处。大黄味苦入心，能开胸膈之热结，若与芒硝皆不宜于气病。胸膈之间，其能堪此重剂哉。邹氏以火硝向阳，水硝向阴，为脏病移腑，腑病移躯体之所以然，此尤不可不辨者。本经积热曰五脏，岂悉能入胃使胀闭。病曰百病，岂尽在于躯体。谓火硝性向阳，解自阴而阳之盛热。
向阳自即入阳，何以先入于阴，宁得谓非其所向。谓水硝性向阴，逐伏在阳之实结。所逐在阳，所向亦必在阳，反是则有异谋，人固有之，物所必无。此等近似之谈，并无真理可求，徒眩人目耳。邹氏更有误者，谓己椒苈黄丸加芒硝以治渴，是去其痼癖，正使津液流行。小柴胡汤加芒硝以止痢，是去其积聚，正所以止下痢。噫，是亦不深思矣。己椒苈黄丸之证，原非固癖，大黄决不止用一两（有方解详大黄），芒硝亦不后加。况方后云∶先食饮服一丸，日三服，稍增，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两。是无芒硝，津液非不能生，岂加芒硝之津液与此有异耶。徐氏、尤氏皆云渴是胃热，故加芒硝，邹氏坐泥本经太过耳。柴胡加芒硝汤云∶潮热者实也。热实无不下之理，以柴胡加芒硝汤主之，即所以治热实。云∶纳芒硝更煮微沸，分温再服，不解更作。加芒硝非欲其解而何！？邹氏之说，何与相反，殆误会今反利句耳。不知仲圣明云微利，明云下非其治，下之而仍潮热，安得不以对证之下药继之，此读古书所以贵细心寻绎也。
甘草：甘草中黄皮赤，确是心脾二经之药，然五脏六腑皆受气于脾，心为一身之宰，甘草味至甘，性至平，故能由心脾以及于他脏他腑，无处不到，无邪不祛。其功能全在于甘，甘则补，甘则缓。凡仲圣方补虚缓急，必以炙用，泻火则生用，虽泻亦兼有缓意。如治咽痛肺痿，火在上焦者为多。以其为心药也，甘草泻心汤，是泻心痞非泻心火，泻痞有黄连芩夏，甘草特以补胃，故炙用。炙用而以甘草泻心名汤者，甘草之奏绩可思也。
李东垣谓甘草生用泻心火，熟用散表寒。散表寒之方，无如桂枝麻黄二汤。自汗者表虚，故桂枝汤以桂芍散邪风，姜枣和营卫。无汗者表实，故麻黄汤以麻桂散寒，更加杏仁。然解表而不安中，则中气一匮，他患随生。故二汤皆有炙甘草以安中。表实与表虚不同，故二汤甘草亦分多寡。可见用炙甘草者，所以资镇抚，非以资摧陷也。东垣不加分辨，非示学人以准的之道。
东垣又云∶心火乘脾，腹中急痛，腹肉急缩者，甘草宜倍用之。按小建中汤治里急腹痛，甘草炙用，病非心火乘脾。生甘草泻心火，而不治心火乘脾之腹痛。本经黄连主腹痛，治心火乘脾之腹痛，即仲圣黄连汤是。东垣之说，殊有未合。刘潜江发心火乘脾之义，而深赞之。邹氏又引东垣此说，以证栀子甘草豉汤之虚烦不得眠。不得眠岂是脾病。三君皆名家，而于甘草不细辨如是，真为不解。
王海藏谓附子理中汤用甘草，恐其僭上。调胃承气汤用甘草，恐其速下。按伤寒论无附子理中汤，理中汤之附子，腹满则加。腹满而加附子，盖以其为中宫药不可缺也。若恐附子僭上，则白通汤乃少阴下利用附子，何以反无甘草。至生用而不炙用，则固有义在。寒多之霍乱，非全不挟热，温中补虚，既有干姜参术，故加以生甘草之微凉，即别录除烦满，东垣养阴血之谓。以是汤用于胸痹，则生甘草亦因气结在胸，不欲其过守也。调胃承气汤，是治胃气不和之内实，以调胃为下，是下法之元妙者。舍枳朴而取炙甘草，以与黄硝一补一攻，适得海藏又谓凤髓丹用甘草，以缓肾急而生元气。窃谓亦非也。是方不知制自何人，名医方论云，治梦遗失精及与鬼交。医方集解云，治心火旺盛，肾精不固易于施泄。其方义之精微，则未有见及之者。夫元阴听命于元阳，元阳听命于天君。
故心火炽而感其肾，肾感之而阳动阴随有必然者。黄柏靖肾中之火，防肾中之水；火不作则阳蛰，水不泛则阴坚。砂仁摄火土之气于水，而使肾得藏密。然心肾二家，交通最易，治肾而不治心，未善也。生甘草泻心火，宁心气。大甘为土之正味，且能止肾水越上之火（洄溪语）。集解治心火旺盛一语，实即用甘草与人参，皆能补中气调诸药，而仲圣用于方剂，则确有分别，不稍通融。姑举二方以明之，厥阴病有呕吐则兼少阳，仲圣法，转少阳之枢，多以干姜黄连并用，余已着其说于干姜。干姜黄连人参汤，是以小柴胡汤加减，乃舍甘草而用人参，几不可晓。夫不曰食入口即吐乎。少阳上升之气，得食即拒，难缓须臾。甘草甘壅，讵能任受。人参甘与苦均，为和少阳之专药，枢机利则食自下，甘草所以非其匹也。其舍人参而用甘草者。栀子豉汤治虚烦不得眠，若少气则栀子甘草豉汤主之。此在粗工，必以人参益气矣。庸讵知人参益气而亦升气，栀豉汤之吐，由二物一升一降之相激，得人参则升不成升，降不成降，挟其补性，反足窒邪。夫懊
者反复之甚，少气者懊之甚，非元气之有亏，乃郁热之伤气。栀豉能吐去其邪，不能安定其气，此仲圣所以有取于甘平清心火之甘草，而人参亦不得跻其列也。
邹氏以黄桂枝五物汤为治下，治下制方宜急，急则去甘草而多其分数。桂枝加黄
汤为治上，治上制方宜缓，缓则加甘草而减其分数。于是于血痹则但摘尺中小紧句为病在下，且别引本篇首条以证其治下之说。不思尺中小紧，下句身体不仁，谓为非病，宁有是理。本篇首条本与本病不属，况有关上小紧句，岂尺中小紧为病在下，关上小紧亦病在下乎。于黄汗则摘腰以上汗出句为病在上，且别引本篇第二条以证其治上之说。不思腰以上汗出，下句腰驰痛小便不利，谓非下体，宁有是理。本篇第二条非本条之病而引之，则他条又有黄汗之为病，身体肿，汗沾衣等句，亦得谓但指上体乎。
血痹篇尤注阐发宜针引阳气句，至为精审。黄
桂枝五物汤，尤云和营之滞，助卫之行。亦针引阳气之意。经所谓阴阳形气俱不足者，勿刺以针而调以甘药也。引经语解此方，亦正切合。夫血痹者，痹在表不痹在里。以甘药代针，亦调其表非调其里。
桂姜枣，甘与辛合，所以补虚而宣阳。芍药佐桂，则能入营而调血。去甘草且加多生姜者，不欲其中守而欲其解表也。甘草中又有斟酌如此。以非桂枝汤加减，故不曰桂枝加黄
汤。然则桂枝加黄汤，可不于桂枝汤一致思乎。愚于黄
已详着于方之义。甘草自是桂枝汤不可少之物，安得去之。桂芍减而甘草不减，则阳虚之与邪风有异也。邹氏不悟仲圣制方之所以然，而肆其臆说，疵丛生，无谓甚矣。
黄：营气始手太阴而出于中焦，卫气始足太阳而出于下焦。营奉胃中水谷之精气以行于经隧，卫举胃中水谷之悍气以行于肌表。黄
中央黄，次层白，外皮褐，北产体虚松而有孔，味甘微温，叶则状似羊齿，明系由胃达肺，向外而不中守。有外皮以格之，却又不泄出。独茎直上，根长二三尺，故能由极下以至极上。凡其所历皆营卫与足太阳手太阴经行之境，论其致用，则未易一二明也。
刘潜江疏黄
，以治阳不足而阴亦不利之病，不治阳有余而阴不足之病，与阳不得正其治于上，阴即不能顺其化于下四语，最为扼要。其解内经阳者卫外而为固，阴者藏精而起亟，虽稍落宽廓而理固如是。乃邹氏以阳不胜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与卫外起亟，强为牵合。不知卫生总微论，以黄
一味治小便不利，乃提阳于上而阴自利于下也。即经所谓起亟，刘氏所谓顺其化于下也。五脏气争之九窍不通，则是阴之争而非阴之不利，与此盖毫厘之差耳。
黄与牛膝，皆根长二三尺，别录皆言利阴气。惟牛膝一茎直下而味苦酸平，黄一茎直上而味甘微温。故牛膝利阴气，是下利其阴气。黄
利阴气，是从阴中曳阳而上而阴以利。牛膝有降无升，黄有升无降，皆屡验不爽。刘氏谓黄先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邹氏谓黄能升而降，能降而升。此盖黄
疏营卫之后，营卫则然，黄无此狡狯也。
凡药之用宏而不专主于一者，辨之不精，即致贻误。如黄
补表而不实表，不实表故不能止汗。如人参之属，疏表而不解表，不解表故不能发汗。如麻黄之属，其亦能止汗、发汗者，则借黄疏通营卫、调和阴阳之力也。金匮方黄
无不生用，后世多以蜜炙。然遇中虚之证缪仲醇谓黄功能实表，有表邪者勿用。岂知黄
惟不实表，故表邪亦有用之者。如本经之排脓止痛，金匮之治风湿、风水、黄汗，皆堪为不实表之据。若伤寒之邪，宜从表泄，黄虽不实表，而亦无解表之长，且有补虚羁邪之患，断非所宜也。
足太阳脉上额交巅，黄入太阳经，故能上至于头。膀胱与肾为表里，故亦能益肾气以化阴而上升。凡方书治尿血等证皆是。汪
庵云∶阴虚者宜少用，恐升气于表而里愈虚。斯言得之矣。
试以金匮用黄诸方言之∶小建中汤尤在泾诠解之精，实胜诸家。惟黄
建中汤加黄两半，第视为充虚塞空，则失之泛矣。诸不足三字所该者广。营卫二气，岂能升降无愆。芍药用至六两，意在敛里破脾结。加黄
则为疏营卫之气，俾胃中津液，得输于营卫而无阻。
核之黄桂枝五物汤，黄与生姜俱较此加倍，且减芍药去甘草，显为宣通血痹而然。岂建中加黄，是徒取补塞乎。桂枝加黄汤之黄
，则尤非徒补之谓矣。黄汗与中风汗自出之汗，同为邪汗，同宜化邪汗为正汗，桂枝汤正的对之方。然黄汗由于阳虚，与桂枝证之但须泄邪者，瘥有不同，故减少桂芍而加疏表补虚之黄
，以泄邪而化气。至腰痛，身重，小便不利，则由阳不下通，尤非黄不能下疏其卫。黄瘅脉浮亦用之者，正以黄为太阳药也。然则
芍桂酒汤，何为抑之以苦酒哉。盖黄汗同而身肿不同，渴亦不同。肿则阳微表虚，不任汗解，渴则水气郁于三焦，肾阴不得上朝，自当以通阳化气泻水为亟。
芍桂枝取以通阳而化气。苦酒则泄热泻水而下达，三物得之，由三焦一气直下也。去生姜者，不使横扩也。去甘枣者，恐其中停也。用黄
特多，则因其虚。以补剂驱邪，故须六七日乃解，无速效也。防己黄
汤治汗出恶风，而不以桂枝汤加减者，以彼无湿此有湿也。风水亦用此方，以与风湿无异也。风湿例用麻桂，而此不用者，盖彼为身痛，此则身重，身痛者风盛而喜动，身重者湿盛而喜静。脉浮则邪仍在表，表可不解乎，然汗已出而虚虚可虑。湿可不驱乎，然湿即去而风必愈淫。惟防己解肌表之风湿，直泄而不横泄。黄
宣营卫之壅蔽，疏表而亦补表。脾土强则能胜湿，故佐以术甘。姜枣多则妨身重，故减其分数。又以后坐被上，被绕腰下，助下焦温化之气，而邪得以微汗而解。视夫徒知发汗利水补虚，而不能与病机相赴者，真有霄壤之别。
皮下例宜发汗，而防己茯苓汤，虽水气在皮肤中而脉不言浮，四肢则聂聂动而肿。经云∶肉蠕动名曰微风。是水浸其脾，脾阳不能达于四肢，而又为微风所搏，故动而肿。动而不痛，脉不浮，则发汗非宜。防己为风水要药，偶以茯苓，使直泄于小便。病在皮肤，非黄不能汗出表虚而宜止汗之证，而四逆加人参与茯苓四逆诸汤，仲圣用人参不用黄
，以参能实表，不实表也。感伤风寒而宜发汗之证，如桂枝与麻黄诸汤，仲圣绝不加，以表有邪，非表之虚也。表有邪而挟虚者，则参不宜而为宜。然
能直疏不能横解，且性味甘温，驱邪岂其所胜。故风湿、风水、黄汗等证，仲圣用黄，亦只为防己茯苓之辅而已。惟补虚通痹，则之专司。故黄建中汤、黄
桂枝五物汤，皆以黄统率全方。仲圣之辨药，可谓精矣。后世用黄为表剂而至当者，无如唐书许允宗之治柳太后病风，以黄
防风煮数十斛，于床下蒸之，药入腠理，一周而瘥。此必尚有外证可凭，故开手即以解散风邪为治。
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又云∶大气一转，邪风乃散。夫补虚散邪，法亦多端，而黄
防风收效若是之捷者，何也？病者脉沉口噤，自属经络机窍为风邪所中，阳虚而阴壅，大可想见。黄
非风药，而补阳利阴，通其气道，厥有专长。防风得之，乃克由阳明达表，大驱其风。此其得诀，在认定脉沉可任黄
，否则遇中风脉浮汗出而用之，不愈助其虐乎。宋人许叔微医学至深，而其用黄，则似不如允宗之当。本事方载邱生病伤寒尺脉迟弱，叔微谓未可发汗，而以黄
建中加当归，先调其营血，极为有见。然尺弱宜兼益肾阴，而用由太阳上升之黄陆定圃冷庐医话，载许辛木部曹谓其嫂吴氏，患子死腹中，浑身肿胀，气喘身直。其兄珊林观察，检名人医案得一方，以黄
四两，糯米一酒钟，水煎与服。即便通肿消，已烂之胎，成十数块逐渐而下，一无苦楚。又山阴王某患肿胀，自顶至踵皆遍，气喘声嘶，大小便不通，许亦告以前方，煎一大碗，服尽而喘平，小便大通，肿亦随消。继加祛湿平胃之品，至两月后，独脚面有钱大一块不消。更医痛诋前方，迭进驱湿猛剂，竟至危殆。仍以前方挽回，用黄
至数斤，脚肿全消而愈。黄治肿胀有此大效，得不诧为异事。然此亦仲圣早有以示人者，金匮凡水湿之证，身重身肿，皆不禁用黄
，皆使水湿下行。许氏所治亦是水肿。内经三焦为水道，膀胱为水腑，黄从三焦直升至肺，鼓其阳气，疏其壅滞。肺得以通调水道，阴气大利，此实黄
之长技。其脚面之不易消，与用至数斤，盖由仅仗此一味，而制方之。
人参：一物而毁誉交集者，惟人参为最。好补之家多誉，好攻之家多毁，其誉者复有补阴补阳之各执，而不知皆非也。徐洄溪、邹润安，则能得是物之性用矣。徐氏云∶人参得天地精英纯粹之气，补气而无刚燥之病，又能入于阴分。邹氏云∶凡物之阴者，喜高燥而恶卑湿；物之阳者，恶明爽而喜阴翳。人参不生原隰污下而生山谷，是其体阴；乃偏生于树下而不喜风日，是为阴中之阳。人身五脏之气，以转输变化为阳，藏而不泄为阴。人参兼变化藏守之用，且其色黄味甘气凉质润，合乎中土脾脏之德。所由入后天而培先天也。至论病之何以需参，参之何以愈病，则二家犹未得其当。而陶隐居功同甘草之说为有见矣。盖甘草者，春苗夏叶秋花冬实，得四气之全。而色黄味甘，迥出他黄与甘之上，故能不偏阳不偏阴，居中宫而通经脉和众脉，与人参有相似之处。窃谓得此一言，可以测参之全量。虽然，病之非参不治者，讵能代以甘草。甘草自甘草，人参自人参。欲知人参之真，非取仲圣方融会而详辨之，庸有冀少阳为三阳之枢，少阴为三阴之枢。
凡言枢者，皆一经中有阴有阳，入则为阴，出则为阳，犹枢机之转移。少阴水脏而寓君火，固阴阳兼具矣。少阳似有阳无阴，然藏于肝叶，是一阳初生而尚不离乎阴，故二经相感极易。肝病有热即挟胆火，胆病有寒即挟肝风。肝气之上逆即胆，胆气之下降即肝。往来寒热虽少阳病，却非全不涉肝，以阳之稚，不能竟远乎阴，而有出入相争之象也。争则宜解宜和，人知小柴胡汤为少阳和解之剂，不知柴芩专解邪，参乃所以和之。病兼阴阳，何以解之第有寒药？盖此固少阳势重，退少阳则厥阴自靖，且有人参调停其间，何患寒热之不止。参为少阳药有凿凿可据者，泻心汤心烦无参，而胁下有水气则用之。胸痹诸方无参，而胁下逆抢心则用之。即小柴胡汤有加减法，而独于呕于渴于胁下痞硬不去参，此可知人参为和少阴之专药矣。少阴之贵于和者，躁是也。烦出于心，躁出于肾，故栀子豉汤、黄连阿胶汤治烦无参。
烦不必兼躁，躁则必兼有烦。烦与躁兼则有阳证有阴证，阳证乃太阳表实、阳明腑实之下侵及肾，非肾自病，故大青龙汤、大承气汤治烦躁无参。阴证则为肾病上干及心，肾阳几亡，肾阴岂能独善，故吴茱萸汤、茯苓四逆汤治烦躁有参。又可知人参为和少阴之专药矣。
用参于和，有和其本腑本脏之阴阳者，少阳少阴是也。若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则以证有寒热而和之；木防己汤，则以药兼寒热而和之；桂枝人参汤，所以联表里之不和；生姜泻心汤，所以联上下之不和；大建中汤，又以椒姜之温燥而化之使和。和之道不一，而不善用之，心为牡脏，烦而补之，则烦弥甚。然小柴胡汤烦而兼呕不忌（烦而不呕去半夏人参，谓烦而呕则不去也。徐氏伤寒类方注误），白虎加人参汤烦而兼渴不忌，以呕渴皆少阳木火为之，胸胁满硬呕吐，各有正治之药，用参特以和阴阳耳。然生津止渴，则参有专长，不必定用于少阳。故津为热劫之阳明证，白虎加人参汤亦用之。土虚而津不生之太阴证，理中丸亦用之。若渴饮而有水蓄于中，小便不利者，参则不过问也。
止渴有不需参之证，生脉则惟参独擅。盖脉生于营，营属心。心体阴而用阳，惟冲和煦育之参，能补之。故白虎加人参汤之暑病脉虚（脉不虚者，必有兼证，非正暑病也），四逆加人参汤之脉微，通脉四逆汤之脉不出，炙甘草汤之脉结代，皆必得有参。参之力，入肾者轻，入心者重。故足少阴得其和，手少阴得其补，亦可为阴中之阳之一证矣。
参之功在补虚，虽止渴亦补，然止渴与生脉，第证状之显着者耳，参之补岂止是哉。其色黄，其味甘，其全神自注于脾，而扩之，又能无处不到，故建中汤之名，在饴不在参，以参之不可以一得名也。今试约举仲圣方之用为补者而言之∶补脾如理中丸、黄连汤（参治腹中痛），补胃如大半夏汤、甘草泻心汤（许氏内台方有人参），补肺胃如竹叶石膏汤，补肝如乌梅丸、吴茱萸汤，补心已列如上，他如薯蓣丸，温经汤之补，殆不胜其指数，参之补可不谓广也乎。心痞最不宜参，然以参佐旋复姜夏，则参可用于散痞矣。腹胀最不宜参，然以参佐浓朴姜夏，则参可用于除胀矣。参能实表止汗，故有表证者忌之；若汗出后烦渴不解，于寒剂中用之何妨。参能羁邪留饮，故咳证忌之；若肺虚而津已伤，于散邪蠲饮中用之何妨。
参治往来寒热，似疟皆可用参矣，然外有微热即去参。外台于但寒但热、寒多热少之疟，亦俱无参，惟疟病发渴者用之。盖补虚则助邪，寒热不均，则不可以遽和，人参止渴，辅芩栝之不逮也，参惟益阴，故能生津。利不止，虽脉微欲绝亦不加参，以利则阴盛而参复益之也。然下与吐兼，或吐下之后，其中必虚，津必伤，参又在所必需。盖中土有权，则上下悉受其范，而不敢违戾也。
徐洄溪以邪正之分合，定人参之去取。邹润安更指小柴胡汤之去参，为邪合之据；桂枝新加汤之有参，为邪分之据。论似精矣，而实有不然也。身有微热，邪尚在表，若又加以实表之参，则邪益胶固而不解，故必须去之。新加汤发汗后其表已虚，不虑参之实表，脉沉迟，尤宜参之生脉，以身疼痛之表邪未尽，故尚需桂枝汤驱邪，惟不能敛外散之气，振内陷之阳，加芍药则散者敛，加生姜则陷者振，更加以参，则脉不沉不迟表不虚，合内外同归于和。此二方去参加参之所以然，而徐氏、邹氏未见及此。不知参者，善和阴阳，专用以和正，不用以驱邪；于驱邪之中而加以参，稍一不当，害即随之。故必得如新加汤，驱邪之他药，不致以人参堕其功，和正之人参，且能为他药弭其隙，始为真知参而用之无误。况邪正之分合，当以去某经入某经，及病气之进退衰旺为言，不当以一证一脉，判邪正定分合。伤寒之邪，不与正俱陷而终驻于表者，未之有也，何邹氏之疏耶。
伤寒温热两证，参之出入，关系极重，仲圣之法亦极严。后人得之则效，失之则不效，竟有彰彰难掩者，试更详之∶伤寒有表证者，仲圣绝不用参，不特麻黄大小青龙桂枝等汤，丝毫不犯也，即小柴胡汤，外有微热，亦且去之。黄连汤，有桂枝而并无表证。桂枝人参汤，有表证而参不以解表。柴胡桂枝汤，表里之邪俱微，故表里兼治，表里兼治，故用参以和之。此伤寒定法也。温热病，仲圣不备其方，而要旨已昭然若揭。黄芩汤，后世奉为温病之主方，未尝有参。白虎汤，治阳明热盛，效如桴鼓，亦未尝有参，必自汗而渴且无表证者用之。此温热定法也。迨自隋唐而降，仲圣法渐置不讲，相传之方，如活人书之人参顺气散、独活散，未见有宜用参之候。许叔微以白虎汤为治中
而不加参，皆诚有可议。然其他变仲圣方而不失仲圣法者，不可胜举。如以羌防取伤寒之汗，葱豉取温热之汗，俱不佐参。
其佐参者，五积散邪兼表里，攻其邪复和其正，栝蒌根汤则以渴甚，参苏饮则以脉弱，升麻葛根汤则以脉弱而渴。至萎蕤饮治风热项强急痛四肢烦热，参似不宜矣；而以葱豉散外，萎蕤清里，因风热烁津，故加人参以和表里而生津。凡袭用之佳方，未有能出仲圣范围者。至败毒散，方书有无人参者，其原方本有人参，无表里上下应和之故，而欲扶正以驱邪，过矣。乃喻西昌以治其时大疫，倍加人参得效，则非法之法，仍以仲圣方为根据。何以言之？盖值饥馑兵燹之余，正气
败。幸其虚非劳损之虚，又用之于群队表药，补之所以有功。仲圣以白虎汤治中
，因虚而加参，正是此意。然伤寒有表证之虚，与温热身热之虚不同，为祸为福，消息甚微。审辨不易，彼于原方删人参者，其亦有见于此矣。
以上所言人参之治，惟真正大参，试之甚验。若今之党参，有甘无苦，何能与人参比烈。即别直等参，亦未足言冲和煦育之功。要其为补，皆与人参相近，故防误用之弊，亦当与人参并视也。
沙参：本经沙参主血积、惊气、除寒热。血积二字，惟徐氏最为得解，云沙参为肺家气分中理血之药，色白体轻，疏通而不燥，润泽而不滞，血阻于肺者，非此不能清之。曰理血，曰血阻，曰清之，恰合沙参治血之分际。与桃仁为肺药而主瘀血之闭者，大有不同。热伤其气，斯气阻而血亦阻，心以扰乱而有惊气，营卫愆其度而有寒热，非甚重之证，故得以沙参主之。别沙参生于沙碛而气微寒，色白而折之有白汁。茎抽于秋，花开于秋，得金气多。味微甘则补肺中之土，微苦则导肺气而下之，金主攻利，寒能清热，复津润而益阴。故肺热而气虚者得之斯补，血阻者得之斯通，惊气寒热，咸得之而止。
肺恶寒，咳嗽由肺寒者多，故徐氏戒用沙参；然卫生方用沙参一味治肺热咳嗽。曰肺热，则＜目录＞卷一＜篇名＞桔梗：桔梗能升能降，能散能泄，四者兼具。故升不逮升柴，降不逮枳朴，散不逮麻杏，泄不逮硝黄。盖其色白，味辛，气微温，纯乎肺药（肺恶寒恶热）。而中心微黄，味又兼苦，则能由肺以达肠胃。辛升而散，苦降而泄，苦先辛后，降而复升，辗转于咽喉胸腹肠胃之间。
本经所桔梗实不入肾，仲圣桔梗汤治少阴病咽痛，是肾家邪热循经而上，肺为热壅，以桔梗开提肺气，佐甘草以缓之，自然热散痛止，并非治肾，邹氏之论极是。气为血帅，气利则血亦利，故桔梗汤并主血痹。推之排脓与治肺痈，治结胸，仲圣诸方，无不与本经吻合。即肘后方治肠内瘀血，丹溪治痢疾腹痛，亦只如其分以任之耳。
物理至微，古圣何能尽言，得其旨而扩之，方为善读古书。易老舟楫之剂载药不沉之说，大为张隐庵所訾。其实桔梗降而复升，性与肺比，不易下沉，外科于上焦痈疡，所以非此不可，洄溪评外科正宗无异言。且易老以为舟楫之剂者，与甘草同用也。桔梗得甘草，自更羁留于上，名之为舟楫何害。至备要表散寒邪一语，桔梗岂胜发汗之任，骤阅之不无可诧，然古方表剂固多用之。盖其开提气血，通窍宣滞，与羌防橘半等为伍，殊有捷效，鼻塞尤宜。
惟属以偏裨之任则可，若竟恃为表剂，则不能无弊。又徐氏谓咳证用桔梗，是宋以后法，升提究非所宜。不知肺苦气上逆，而气逆之因不一。若肺感风寒，气不得宣而逆而咳，非开肺郁而提出之，曷云能瘳。况桔梗白散治咳而胸满，载在外台。洄溪盖尝讥叶氏未阅外台者，何遂忘之谓是宋后法也。
桔梗与芍药，皆能治痢疾腹痛。惟桔梗是治肺气之郁于大肠，散而上行。芍药是治脾家血中之气结，破而下行。若非滞下之痢，二者皆不相宜。伤寒金匮两书，凡云利者即是泻，非今之所谓痢，痢则必加下重字以别之。故真武汤若下利者去芍药，四逆散治泄利下重不去，通脉四逆汤治下利清谷本无芍药，腹中痛始加之，以其为姜附之佐，于里寒无伤也。咽痛去之者，芍药不能散上结之阳也。桔梗之加，全为咽痛。虽不治利而利时不去，与芍药不去之意正同。利不止，无怪脉之不出，利止而脉不出，则桔梗之散，大有妨于生脉，与芍药之有妨咽痛亦同。故必须去之而加生脉之人参，此仲圣或去或加之所以然也。邹氏不达，而谓芍药止腹痛下利，桔梗亦止腹痛下利，误之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