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亚洲高地证明了地球历史上最重大的地质演变。这片巨大陆地的隆起是高度不等的两大古老山脉褶皱而成的，一个是天山和阿尔泰山上有森林覆盖的褶皱，由东突厥斯坦地垒褶皱和安加拉河流域古老的西伯利亚地台组成；另一个是阿尔卑斯式的喜马拉雅山的褶皱，它在3世纪的中新世时期占据着古欧亚“地中海”的位置。西北的天山和阿尔泰山构成的凸形弧与南方的喜马拉雅山的凹形弧包围和孤立了突厥斯坦和蒙古，使这两个地区好像是悬挂在周围的平原上。由于远离海洋，再加上海拔高，使这片高原地带的气候极端大陆性，夏季酷暑，冬季严寒。蒙古的库伦气温在零上38℃与零下42℃之间。而在西藏高原则大不一样，它的海拔差异使得当地植物生长情况几乎是南北两极性的。阿尔泰和天山之间的半圆形山区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使得常见的植物层由凹地的森林到山顶的稀有植物，同样具有高山性的特点。亚洲高原的其余地区被一片冬季枯死、夏季萎黄的纵向草原地带所掩盖，草原牧场在灌溉地区是生气勃勃的，在中央旷野地区则是死气沉沉的，正处在撒哈拉沙漠化中。从满洲到克里米亚半岛，从蒙古高原的库伦到马里和巴里赫地区，欧亚大陆北方草原牧场延伸形成伊朗和阿富汗的热带干草原，这种草原与地中海区域的草原比较类似。
欧亚大陆的纵向草原地带直接与西伯利亚气候支配下的北极森林区域相连接，包括俄罗斯、西伯利亚中部，直至蒙古和满洲的北方边境。大陆中部的三个沙漠化的中心地区正在渐渐地变成荒原：河中地区的克齐尔库姆沙漠和阿姆河南部的卡拉库姆沙漠，塔里木河所环绕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戈壁沙漠从西南向东北伸展的广阔地区，该地区在罗布泊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相连，一直延伸到满洲边境的内兴安岭。三个大沙漠像癌细胞扩散般地蚕食草原地带，这种现象从原始社会起就没有停止过。戈壁沙漠在北蒙古（从古代匈奴人到中世纪早期突厥人的贝加尔森林、鄂尔浑河流域与克鲁伦河流域的草原地区）与南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察哈尔和热河的草原地区）之间的穿插，是蒙古帝国持久性残存的原因之一。沙漠边的草原给今天被称为中国突厥斯坦的塔里木盆地带来了巨大的改变。那里的人们脱离了游牧生活，发展绿洲上的城市和商业生活，这些绿洲串接起来，使得地中海世界、伊朗、印度和中国的各种伟大文明之间交流成为可能。干枯了的塔里木河岸上，形成了南北两条弧形小道，北面经过敦煌、哈密、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喀什、费尔干纳及河中地区；南面经过敦煌、和阗、叶尔羌、帕米尔山谷及巴克特里亚。这两条路线经过沙漠和高山时的痕迹就像蚂蚁穿过田野时的痕迹一样显得细长而模糊不清。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条小道结束了我们地球上两个不同世界的隔绝，使得中国人的领地和印欧人的领地之间有了一些细微的接触。它们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商务和宗教经由那里传递，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们的希腊艺术和来自阿富汗的佛教使徒们也是从那里经过的。《托勒密书》中提到了希腊、罗马商人曾经企图通过那里获得“丝国”的绢；后汉的中国将领们曾经希望通过那里与伊朗及东罗马帝国建立联系。因此，从汉朝到忽必烈时期中国政治的一贯政策中就包括维持这条世界贸易大道的畅通无阻。
就在这条通往文明的大道北面，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它无边无际，道路又细又长，是通往野蛮世界的道路。在鄂尔浑河或克鲁伦河与巴尔喀什湖之间，野蛮人的骑兵队的前进是无法阻止的，因为这里的大阿尔泰山似乎与天山的北部支脉更加靠近，在塔尔巴哈台的楚古查克附近的额敏河方向有一个更宽大的缺口，它在裕勒都斯河、伊犁河与伊塞克湖盆地之间是十分宽阔的，而在其西北方向，来自蒙古的骑士脚下正伸展出无边无际的吉尔吉斯草原与俄罗斯草原。从东方草原上来的游牧部落的骑士们曾经不断地穿过塔尔巴哈台的阿拉套山和穆扎尔特山的山口，到西方草原上寻找财富。假如原始社会这种运动是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那么如果伊朗的游牧民族，即印欧人种，希腊史学家称之为斯基泰人与萨尔马特人或伊朗碑铭上称作塞加人的那些人，曾经从东北向极远的帕兹雷克与米努辛斯克方向迁徙；而在同一时期，有其他的印欧种族人移居到塔里木盆地，从喀什到库车、哈喇沙尔、吐鲁番，可能一直到甘肃，那么从东到西的移动是自公元1世纪才开始的，这是勿庸置疑的。那时已经不仅仅是“东伊朗语”、库车语或吐火罗语等印欧语种占主导地位，而且在俄罗斯南部和匈牙利，有称作“匈”的匈奴人将开始建立原始突厥帝国，因为匈牙利草原是俄罗斯草原的延伸，而俄罗斯草原则是亚洲草原的延伸。匈奴之后，在公元6世纪，蒙古游牧民族的后代阿瓦尔人，受到突厥人的压迫，从中亚细亚逃亡，先在俄罗斯后在匈牙利建立了统治。此后，7世纪的哈扎尔突厥人、11世纪的佩彻涅格突厥人以及12世纪的库蛮突厥人都走的是同一条路。最后，从北京到基辅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人造草原，这可以说是由13世纪的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