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末期与中世纪初期的塔里木盆地绿洲上的文明
后汉时期，为了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条绿洲上的商业自由畅通，中国行使着丝绸之路的管理权，这对佛教以及印度文学与希腊艺术在塔里木河流域的传播十分有利。丝绸之路是印度传教士到喀什噶尔和中国宣传佛教的必经之路，商务与宗教、艺术共同繁荣。马耶·提梯亚诺思的经纪人与佛陀的使者从事着同一类的工作。这个时代里最为通行的路是南边的那条路，它经过叶尔羌和于阗。在岳特干（古代的于阗），斯坦因考察团曾经发现过罗马皇帝瓦伦思（公元364～378年在位）时代的铸币；在于阗以东的刺瓦克，这个考察团还曾经发现过一系列的希腊佛教浮雕，上面刻有最纯正的犍陀罗风格的希腊服装；再往东，在公元3世纪末就被遗弃了的尼雅城堡中，考察团发现了罗马人的印章、雕有花纹的宝石和印度－斯基泰的铸币；在罗马诺尔西南古代鄯善国境内的米兰，还发现了希腊佛教式美丽的壁画，上面刻有佛陀和他的门徒，并且能明显地看到罗马－亚洲式的有翼的神，壁画上签有印度字体的名字，据推测，这些工艺品大都是公元3～4世纪的产物。
在中国对丝绸之路行使管理权期间，许多佛教的使者经由这条路来到中国。公元148年，帕提亚人安世高来到中国，于公元170年去世。印度人竺朔佛和月氏人支谶，于170年先后来到中国，并在洛阳建立了一座寺院。又过了一个世纪，月氏国大使的儿子支谦，在公元223～253年把几种佛教书籍译成了汉文。提起这些月氏人是有意义的，因为这很能说明在当时拥有阿富汗犍陀罗、旁遮普的贵霜帝国曾利用这条丝绸之路，为佛教在塔里木盆地乃至整个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除了这些贵霜或印度传教士外，还有一些帕提亚的皈依佛教徒，他们在亚洲高原上和远东热情地规劝其他人信教，为当地的宗教改革做出了贡献。此外，中国的《三藏》佛经中记载着从塔里木盆地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和翻译者的名单。他们从伊朗东部及印度西北部来到中国，将神圣的梵文经典译成当地的语言（包括东伊朗语、库车语，等等）。着名的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就是他们之中的典型例子，值得追述一下。
鸠摩罗什出身于一个原籍印度但定居在库车的家庭。他的祖先曾经在库车作过大官。他的父亲是个诚笃的佛教信徒，愿意放弃功名利禄而进入寺院生活，但库车国王却强迫他留在俗人社会中，并把自己的姐姐许配给他为妻。他们婚后不久便生下了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幼年时代便随母亲到克什米尔去学习印度文学和佛教。在回塔里木的途中，鸠摩罗什经过喀什，在那里停留了一年，继续研究《论藏》。他在传记中告诉我们，当时的喀什如同库车一样是印度学术光辉思想的中心，所以这两个城市的王子争将鸠摩罗什这位博学的僧人安置在他们的朝廷之中。当鸠摩罗什回到库车时，一名汉文译音叫白纯的当地国王也向他致敬，并有叶尔羌国王的两个孙子拜在了他的门下。他和他的老师（即原籍印度喀什米尔，后移居此城的卑摩罗义）一起在库车生活到公元382～383年。在此期间，中国将军吕光侵入库车，并在返回的时候把鸠摩罗什也带到了中国。吕光在传记里描写了库车王宫的豪华，令中国征服者们感到十分惊奇，因为那里的建筑物和艺术作品不是摹仿中国的，而是摹仿印度和伊朗的。也即是说——正如哈辛所言——最古老的克孜尔壁画必定是这一时期前后的作品。
我们看到的亚洲高原上的文明，分别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狭长地带出现。北面从黑海地区的俄罗斯到满洲与鄂尔多斯，是最精致的游牧人艺术——草原艺术，它表现在青铜装饰品或工具的把手上，具有很显着的装饰风格，是动物形象的艺术化身。南面沿丝绸之路，从阿富汗到敦煌，经过塔里木盆地两侧的绿洲，这些绿洲上的定居者们所创作出的图画和雕刻直接受到希腊、伊朗和印度艺术的影响，这无疑与丝绸之路的桥梁作用有关，这三种艺术又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的影响，染上了浓重的佛教色彩。
塔里木盆地艺术的发源地大概在阿富汗附近，这要追溯到中世纪初期乃至远古时代。在喀布尔山谷中，公元4世纪时贵霜王朝的最后几个国王深受萨珊王朝统治下波斯的影响，正如赫茨菲尔德与哈金在研究贵霜－萨珊铸币时所发现的。萨珊的佛教文明与佛教艺术是在印度－伊朗的边境上产生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简单地以公元3世纪末和整个公元4世纪创造出来的巴米安与喀克拉克的伟大壁画为例。它们在人物的描绘以及形态与服装上，十分鲜明地显示出萨珊王朝对它的影响。哈金先生在喀布尔附近海儿喀奈所发现的萨珊－婆罗门的雕像（公元4世纪）就是这种艺术的一个例证。还有从喀布尔到巴克特里亚途中鲁伊附近的朵黑答里－奴失儿旺的纯粹的萨珊式壁画，上面有一个萨珊太子，以及巴克特里亚总督的画像（公元5世纪）。这些都是哈金－戈达尔与哈金－卡尔两个考察团发现的。我们知道，当时阿富汗的艺术是印度宗教、文艺与波斯文明（萨珊王沙普尔和科兹洛艾斯在位时期的文明）相结合的产物。那些鸠摩罗什的后继者——虔诚的佛教徒们，将这种萨珊－佛教相结合的产物撒遍了丝绸之路的每一个角落，这条通往塔里木盆地的大道也便成了传播佛教的通道。在库车西侧的克孜尔发现的壁画与巴米安的壁画十分相似，就其风格而言，具有真实、雅致、着色考究等特点，多用灰色、深灰、赤棕、深棕等色彩来烘托气氛。哈金先生（是他确定了这些画所处的年代）认为，这种艺术出现在公元450～650年间。印度风格的影响在这种早期艺术里占有优势，其中有旃陀毗罗婆王后的歌舞，让人联想到阿旃陀石窟中动人的印度裸体像。萨珊风格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例如在孔雀洞和画师洞内，画师把自己绘成一个伊朗的少年公子，漂亮的衬衫紧紧地束在身上，库车式的大翻领装饰在领端，戈达尔夫人已经在巴米安的壁画中注意到这种服装，包括长裤、高靴及其他细节，都是直接从伊朗摹仿来的。很多年以后，在1937年，哈金与卡尔先生在喀布尔以西的丰都克斯坦发现的奇异的人造云石上，有萨珊王朝国王科斯罗埃斯二世（公元590～628年在位）的铸币年代，它为我们确切地证实了伊朗佛教仍然在阿富汗延续，一直到被阿拉伯征服的前夕，他们都还在模仿库车社会的男性服饰和装扮。
克孜尔石窟壁画有着丰富的内含和独特的风格，哈金认为它创作于公元650～750年之间。这位考古学家经过分析得出结论，这种壁画受萨珊艺术的影响较大，具有造型不规则和色彩过于明亮的特点。在现藏于柏林博物馆的克孜尔和浑图拉佛教壁画上，有布施的男男女女组成的迎神队，逼真地表现出公元5～8世纪时库车的宫廷盛况。这充分证明了库车贵族阶级确实属于印欧人种，他们的装扮与其他各方面的物质文明都很明显地伊朗化了，但他们的信仰与文学方面则深受印度的影响。克孜尔石窟内壁画上的宫廷服装旁边有几幅表现军人形象的图画，上面有头戴圆形盔帽、身穿锁子甲、手持长矛的库车铁甲骑兵队，令人很容易联想到萨珊的骑兵队和克里米亚刻赤－班第加拜壁画上的萨尔马特骑士。
这种深受佛教影响的伊朗艺术品又在塔里木盆地南部被重新发现了，主要位于阗东北的绿洲上。在丹丹－威里克的木板画上（公元7世纪末），我们看到很多印度式的裸体美人鱼紧紧靠在一起，她们的形象酷似阿旃陀壁画中的裸体女人。旁边是一个完全伊朗式的骑士与一个养骆驼的人以及一个有胡须的菩萨，头戴波斯式王冠，身穿绿色宽袖长上衣、长裤和靴子，那靴子与萨珊宫廷服饰中的靴子一模一样。此外，我们在吐鲁番地区的别哲克里克、木头沟等地的壁画与小雕刻上同样发现了伊朗的影响。别哲克里克壁画中的神穿着铁甲，使我们联想到克孜尔与浑图拉石窟内穿着萨珊式甲胄的库车骑士。另外，哈金还发现，那里的观音菩萨将印度式的优雅姿态表现到了极至。在木尔图克壁画中，我们在印度式菩萨旁边看到一些侍者，他们穿着与克孜尔壁画上的骑士同样的甲胄，戴着萨珊式的翅膀形状的头盔。在小雕刻方面，有斯坦因爵士在喀喇沙尔发现的精致的人造云石肖像，从外表上看，它像一个人种陈列馆般的奇特，使人们立刻联想到与它完全相似的阿富汗哈达的希腊－佛教小雕像（现收藏于基迈博物馆内）。
因此，在突厥族公元8世纪后半期征服塔里木盆地以前，印欧人居住的绿洲（从叶尔羌、于阗到罗布诺尔，从喀什、库车与喀喇沙尔到吐鲁番）在文化方面并不属于阿尔泰和草原文明，而属于印度与伊朗的伟大文明。这种文明一直延伸到中国边境，形成了外印度和外伊朗。更进一步说，由于有了它们，印度与伊朗才得以深入到中国内部，这一点伯希和与斯坦因在敦煌（即丝绸之路进入当时中国甘肃省的门户）所发现的佛教壁画与幡旗可作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