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
我认为一定要专注于一经，不可泛泛而读。读经以研讨义理为根本，考据只是枝节。读经需要掌握一个“耐”字诀，一句话没有看懂，就不看下一句；今天没有读懂，就明天再读；今年不精通，就明年再读，这就是所谓的“耐”。读史的方法最好的就是设身处地，每读到一处，就好比自己正与当时的人在对答应酬。不一定要把每个人都记下来，只要记住一个人，就好比与这个人相接触；不一定每件事都要记下来，只要记住一件事，就好比自己亲身经历这件事一样。读经以明理，读史以知事，除了这两者，此外没有什么可学的。
原文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几；至于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向则自己不甘心为下流；有见识则知道学无止境，不敢稍有心得就自满自足，像河伯观海，井蛙观天，这都是没有见识的人；有恒心则没有成不了的事情。这三件缺一不可。各位弟弟现在对于有见识不可速求，至于有志向，有恒心，则希望你们能勉力而行。
详解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读书历来极为重视，认为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离不开读书，不读书的人就是愚笨、贱鄙的。
曾国藩一生最辉煌的成就虽是军事，但他的爱好读书也是为时人传诵的。从曾国藩一生读书的经历来看，他在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读的是“子曰诗云”，习的是帖括制艺，眼界不广，学识不宽。会试报罢，暂留京师，开始涉猎诗、古文，尤好韩愈的文章。第二年会试又报罢，他买回一套二十三史，孜孜细读，将近一年。这才使他的学识逐渐开拓。道光十八年入翰苑后，清闲少事，他更励志学习，广泛阅览，且勤作笔记，分“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抄、诗文草”等5门，手抄笔摘；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切磋扶持，不间时日，因而学识大进。可以说，京宦12年，是曾国藩后来成为一代大儒的坚实的奠基期。
12年中，曾国藩博览经、史、子、集。道光二十二年，他“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所订“日课”十二条中，也有“读史”一项。他读得最细的，是《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和《易知录》等。
曾国藩的晚年也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是曾国藩在世的最后一个年头，当时，他患病已多年。这年正月二十三日，他右足麻木，中医称为“肝风”。病愈后，他对二女纪曜说：“吾适以大限将至，不自意又能复常也。”二十六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路过金陵，他出城迎接，在轿中还背诵《四书》。忽然间，颤抖的手指着旁边的戈什哈，似欲说点什么，却口噤不能出声，“似将动风抽掣者”，只得急回署中。延医服药，医者均谓他“心血过亏”。随后，病情旋发旋止，旋止旋发。但他依然不辍公事，不废阅读，《理学宗传》数本，日不释手。
二月初三日，他还阅看了《理学宗传》中的《张子》一卷，写了日记。而这天的日记，竟是他从道光十九年以来极少间断的日记册中的最后一页，他在上面留下了他生平写的最后一个字。第二天午后，他由长子曾纪泽陪同，在总督府后的西花园散步时，屡向前蹴，忽喊足麻，却已抽搐，儿子急扶他至花厅，他已不能言语。于是更衣端坐，家人环集左右。三刻钟后，即目瞑气息。
这位16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军事舞台上叱咤风云而又温文尔雅的曾国藩，只活到62岁，就带着“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许”的自艾自责而过早地谢世了。但从中亦可看出，曾国藩确实可以称得上活到老、学到老的典型。
曾国藩一生好学，同时也总结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习方法，对后人具有很大的启发价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青年毛泽东的书信中看出来。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致湘生信中，曾这样谈到治学方法：
“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公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做文章；做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是曾国藩于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曾国荃信中的一段话：“凡人做一事，便须全-KanbaAPp点com-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这些话，毛泽东以为是金玉之言。而在曾国藩的日记、家书中，这一类的至理名言是很多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