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我说，“我按下了按钮，现在还有什么指示？”
“我想，你事先无论如何也该在协议上把你跟他合作的方式和范围规定好。”埃诺的职业病又犯了。
“你可别老那么精明过分！”我低声说，“威尔·格罗斯创作，弗兰西丝卡打字？没那事，我才不干呢！打宁员他可以去写字间找。我也不至于为了给他打字而把孩子卖了！”
“现在看来，法律的效力已经不再那么有魅力了。”
“此话怎讲？”
“显然你们已经找到了一种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合作方式。”埃诺的话里明显带着训诫的语气。“我只请你遵守分居期的规定！”
“是为了我的利益呢，还是为了你的？”我生气地挖苦道。
“咖啡现在出来了吗？”埃诺没理会我的讥讽，“我的意思是，是往下滴呢，还是往下流？”
“往下滴。”我没好气地回答道。
“很好，你没弄错。我早就知道，你在这方面很有悟性。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埃诺！”我对着话筒大叫道，“我是为了格罗斯与西丝的事情来寻求你的法律帮助，不是来听你给家庭主妇出主意的，也不是来听你这种并不高明的吹捧术的。”
“好吧，如果你还不清楚怎么对付咖啡机和格罗斯克特尔先生的话，那我得过来一趟了。”
“这能行吗？别忘了还有柴可夫斯基呢！”
我觉得，那位正戴着耳机听音乐的法律咨询者的事肯定很急迫。
“可以让他等着！”我需要他的帮助，他显然感到很高兴。“不过，我希望谈判时你也在场，”他说，“不要想什么逃避的办法。”
我当然就是这么想的，我讨厌吵架。
“只是……我想看看孩子们……”
“孩子们在帕拉那儿照顾得很好！”
埃诺对我太了解了。每当他过来喋喋不休地布道时，我就决定最好去跟孩子们呆在一起。他们对我来说比那些合同、应答机、屏幕咨询、金融信息、咖啡机、电脑等等要重要得多。
“你在场我才能跟他签协议。”埃诺说。
“好吧，”我做出让步，“那我马上也给你弄一杯咖啡。”我刚想挂电话，又听到了埃诺的声音：
“那你就得按咖啡机上的另一个键！那个‘四杯或更多’的键！听到了吗？否则它满四杯后就自动停了！”
威尔来到厨房。“你那么长时间在干吗呢？快，快，这是在工作，不是让你到处去打电话！”
正当我绞尽脑汁从不受欢迎的法律术语中搜寻一个无懈可击的回答时，威尔又开口了：“顺便说一下，我只喝用压力咖啡壶煮的浓咖啡。看着，现在我给你演示一下怎么煮浓咖啡，看完你就会了，懂吗？”接着他就笨手笨脚地从最上层的橱柜里取出那台早已淘汰的老机器，拿起一块擦布擦拭起来。
“不。”我执拗地说。我再也忍受不了别人给我讲解另一台机器的使用方法了。
“看好啦，”他说着把擦得干干净净的家伙举到了我的鼻子底下，“从这儿倒入咖啡末。”他拿出一个金黄色的小瓶，上面写着意大利语：浓咖啡，浓咖啡，我是意大利咖啡王，先生女士一见永不忘。
“现在我一直喝这种！”
“我不反对，”我说，“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没有浓咖啡我就没有清晰的思路。”威尔说着便全神贯注地煮起他的黑汤来。我不耐烦地站在他旁边。
“还需要多长时间？两点半帕拉就该回家了！”
“要煮好咖啡，得舍得花时间，这就是意大利人的生活艺术。真正的好东西要慢慢享用，细细品尝。”
对他的狂妄自大我一秒钟也忍受不了了。
“你完了喊我一声，咱们就马上开始！”我气呼呼地扭头进了地下室。
噢，天哪！男人啊！
帕拉带着孩子们在下面玩。
这个宽大的房间是交际娱乐中心。孩子们很乖地趴在桌子上画画，录音机里正播放着帕派写的少儿故事。帕拉站在熨衣板前整理孩子们的衣物。
“嘿，您好！”我寻找安慰与温暖似的跟她打招呼。
“您好，”帕拉从那一堆衣物上抬起眼皮友好地应答说，“我正在整理一下孩子们的衣橱，您不会见怪吧？”
“怎么会呢？”
“看啊，妈妈，我在钟表圈上画唐老鸭呢！”弗兰茨叫道。我走过去，大为感动地欣赏着那幅由棕色、绿色、蓝色线条构成的“作品”。
“看起来真棒！”我赞叹道。弗兰茨大为得意，又专心致志地画了起来。
帕拉把蒸汽熨斗的插头插到墙上。
我真担心熨斗会爆炸。可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弗兰茨在画画，熨斗沉默着，帕拉在熨衣服。啊，多么祥和的田园风光啊！
“我也在钟表圈上画唐老鸭。”维利也大叫道，圆滚滚、胖乎乎的小腿在空中晃悠着。
他的画有点超现实主义的味道。他用的是一支黄色的绒笔，他还把一半的桌面都占了。
“又画出来了！”帕拉中肯地说。她把孩子们的衣物堆到沙发上，又把别的东西往包里整，然后就直接抓起我的红衬衣。我正紧张地注视着她，看她是否也要把这件塞进包里，却见她又拿起了熨斗。她使起这个咝咝冒气的家伙来显然毫不费力。
“等一下，这个您可不能这样！”我叫了起来。
“为什么不能呢？”帕拉问道，手中的活儿并没停下来。熨斗在我的衬衣上平滑地运行着，没有留下烫黑或焦油污迹，一股柔和的新蔡瓦洗衣粉香味弥漫在我们周围。“您怕我弄坏您的衬衣？”
“不是，”我叫道，“正相反！这不属于协议中的内容！”
“怎么不属于呢？这一切都是保姆应该干的。您是不是觉得，我应该在孩子们旁边坐上几个小时？他们应该学会自己玩。”
“呃，那当然啦。”我说完就再也想不起别的词儿了。
“再见，妈妈！”弗兰茨说，“等我画完了，你能不能再下来？”
“没问题，宝贝儿。”我心中又是一动，随即走了上去。
外面响起了埃诺关车门的声音。这声音听上去又是那么充满信心。
在楼梯上我还听到帕拉说：“两点半妈咪就有时间了，那时候长针指在哪个位置呢？”
“在下面。”弗兰茨说。
“那谁来帮我做饭呢？”
“我。”弗兰茨与维利异口同声地说。
没问题，帕拉干什么都得心应手。
我心中为特劳琴姑妈祷告，祈求上帝赐予她辉煌的玫瑰金冠。我每天晚上宁愿祈祷三次。
“嗨，”埃诺说着在我嘴上草草吻了一下，问：“他在里面吗？”
“嗯。”
威尔还在忙乎着他的意大利奢侈品。埃诺很有礼貌地跟他打了个招呼。两个男人互相伸出手来。我突然觉得，威尔好像看不到埃诺的眼睛。他们俩差别太大了：埃诺人高马大，脸色红润，就像他母亲刚刚给他做了一道胡萝卜似的。西服尽管并不很时髦，但很挺括，甚至从每一个扣眼里都能看出他母亲关怀的目光。
相比之下，威尔脸色苍白，瘦弱不堪，上着圆领衫，下穿紧绷绷的牛仔裤，脚蹬健身袜，浑身上下邋里邋遢。当然啦，他可是既没有阿尔玛·玛蒂尔，又没有弗兰西丝卡，更不用说有帕拉这样一位细心周到的保姆给他熨衣服，或者将配有什锦蔬菜的柯尼斯堡肉丸推到报纸下面让他享用。威尔不得不靠牛奶泡麦片生活，还有浓咖啡。此外，一切都得他亲自动手。
“您大驾光临，”威尔问道，“有何贵干？”
“我是代表我妻……呃，我女朋友的利益。”埃诺说。
我敢肯定，如果埃诺不是在最后片刻意识到——很遗憾——我还仍然是威尔的妻子的话，那“妻子”这个小词儿就会脱口而出。
大脑皮层的小姑娘们又兴奋地蹦跳起来，青春冲动地格格笑着，摩拳擦掌。多么滑稽的一场闹喜剧！
两位男人开始纯公事性地、毫无感情内涵地谈起我的着作权问题，我放松地往后靠过去。
“这么说，您是这个意思，”威尔说，“您妻子……噢，我妻子应该用协议的方式确定她跟我改编及导演的合作方式？”
“也可以这么说。”埃诺回答道，“我这里带来了一份协议书草稿，这里边规定，我妻子……您妻子赫尔女士（大脑皮层里的姑娘们笑得直拍大腿）说：她与您合作改编电影脚本，要拿总酬金的百分之五十。至于电影版权我已经跟出版社签好合同了，我们非常愿意向您提供一份复印件。我的弗……弗兰西丝卡在出版社里的事宜由她的编辑，一位姓朗格的先生，全权代理。（哎哟，这可是您说的！）合作时间按规定不超过三个月。我还必须向您指出，我妻子有两个孩子，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托人代管。”
威尔一下子傻眼了。
“刚才您到底说的是谁的妻子啊？”他绷着脸咕哝道，“如果您说的是我妻子的话，那我知道，她是有两个孩子，是我偶尔不小心弄出来的。”
埃诺停止了对协议的解释。
“不过时间不会很久了，”他绷着脸说，“我妻子对离婚的决心是不会动摇的。我想请她遵守分居期规定，不要因合写电影脚本而有所影响。”
“这得由我妻子自己决定，”威尔说，“至于一种艺术性合作的程度和深度谁也无法事先做出规定。这一点我妻子很清楚。”他不怀好意地好笑着。
埃诺也不得不尴尬地笑了笑。
我暗自觉得好笑，你们俩尽管顶牛吧。反正我的“妻子”正在下面陪着孩子们玩耍、熨衣服、做饭或者画飞机呢。
人生真是太有意思了。
没过多长时间便一切就绪。
我们合作得很好，我和威尔。
他每天上午十点钟到，带着他的意大利黑糊糊来煮，不定什么时候便走进工作室，而我早已坐在电脑前，陶醉于创作的欢乐之中。
埃诺替我安装了一个写作软件，只要按很少几个键就能得到一份完整的电影脚本提纲。
有些粗杠杠，两边镶着整齐的边框，还有些小框表示过渡镜头。右上方边框处一直在显示：室外，室内，白天或者黑夜。这对灯光照明是很重要的。所有的场景当然都按顺序编号，但人们出于实际的需要，很少会按时间顺序来拍片。此外，每一个名字都有缩写，如某个人说了“啊哈”一个词，这个人的名字就不必再重复了。例如：
汤姆·克特尔彼得：啊哈。
我只要事先输入TP代表汤姆·克特尔彼得，然后按一下功能键F3，全名就会出现在屏幕上，不必再重复打这个名字。出场的每一个人物，在后面还可能经常出现的话，埃诺就会给他规定好缩写字母，然后储存到F3中。例如，每当我按下F3，再按一下大写字母C，查洛蒂·克莱贝格这个全名就会自动出现在屏幕上。我小说中的主人公就叫查洛蒂·克莱贝格。太不可思议了，电脑掌握得如此之快！
真是太奇妙了！微软的这些设计人员考虑得多么周到啊！
埃诺肯定为我们——也就是他和我——的电影脚本而深感激动。
晚上，当孩子们入睡后，我便把威尔和我白天草拟的内容整理一遍，埃诺就顺便过来看一看我的操作是否完全正确。
他对此感兴趣，这使我很高兴。
而对我的小说本身他却从来没有显示出特别的兴趣。也就是说，对它的市场价值，他很感兴趣，而对它的内容，没有兴趣。
“你看，”我说，“怎么样？”
我给他看其中的一幕，想得到他的鼓励。这是我和威尔上午在大笑声中写成的草稿。我们俩一致认为，这一幕到现在为止是故事情节的高潮。
我们认为，电影院在观众的哄笑声中肯定会乱成一团。埃诺浏览了一遍剧情，果真大笑不止。我感到很幸福，还是埃诺能够理解我的幽默，是真正关心我的这部拙作的人。
“你笑了。”我高兴地问，“能不能讲一下，这一幕哪些地方你觉得滑稽？”
“你没有使用分字符。”埃诺格格笑着，眼泪都笑出来了。
“哪儿呢？”我惊讶地问道。
“这儿就没有！你没有使用分字符！你看，前三行比第四行长很多，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使用分字符！所以看起来很有趣，三行长的，后面突然是一行短的！就像是被啃了几口的蛋糕！”
“噢，你觉得是这个有趣？”我真感到大煞风景。
“那当然！”埃诺兴奋地叫道。他已经笑得没劲儿了，只能坐下说：“这些我都给你讲得够清楚了！”
埃诺没有再往下看，又给我讲解了一遍。分字符是非常容易操作的，即使傻瓜也会用。
“你看，弗兰西丝卡，你可一点也不傻。”
怎么不傻？大脑皮层的小姑娘们刚才还手挽着手，兴高采烈地蹦跳摇摆着，这时却把手垂了下来，目光羞赧地瞅向地面。
真是个草包，典型的女孩，只想着胡闹，而实质性的东西根本弄不懂。
“你按这儿……”每当埃诺弯下腰来给我讲解时，他的讲解器官离我的听觉器官那么近，我都能感觉到他的胡子茬儿。他大声喊着，好像是在跟哪位耳朵重听、因离婚案来他这里寻求法律帮助的老大爷说话似的。
“你按这儿……（他按了一下，确切地说，是他用强有力的手压在了我那可怜的电脑键盘上）这个Alt键，就会打开这个程序，然后你选择‘编辑’按钮，呃，不不不，错了，然后你选择（咔咔）‘工具’按钮。你看，这个软件是经过多少人的苦苦思索、精心钻研才弄出来的，这是目前市面上能见到的最好的软件，而且只有在美国才能买到！这软件操作起来极其简便——看，现在你看到了什么？（咔咔！）”
我编写的漂亮原文被一个灰蒙蒙的界面盖住了。
“正字法，查词典，分音符，加序号，修改，数单词，数音节，数字母，划线，分类，计算，停止，绘图，F1键帮助。”我就像一个神经紧张的小学生似的从头念到尾。
“好吧，你想干什么吧？”埃诺激动地对着我的耳朵喊道。
我原想说，我需要安静，但这对于处处为我着想的埃诺所提供的帮助来说是不公平的。
“分音节。”我顺从地说。
“那好吧！”埃诺激奋不已，“很简单，你只要点一下‘分音符’就行！”
我点了一下“分音符”。唰的一下，拖得很长的第四行转眼就与前几行拉平了，而Coladoenautomat从dosen与automat之间被分开了。现在你看，automat这个词儿孤零零地移到了第五行，可这看来丝毫不影响埃诺的情绪。
“就这样！”他果断地叫道，我却悄悄地弓身躲到了一边，以免自己的鼓膜被震裂。“屏幕还会向你提供其他的建议，比如说它可能问你：是不是应该在Co和ladosenautomat中间或者在Cola和dosenautomat中间加分音符！它甚至还会再向你提供两种可能，即Coladosenau-tomat或者Coladosenauto-mat，这样分我个人认为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不太好，因为那样光有个mat在第五行。至少应该让‘automat’在第五行，这样才好看。这一切电脑都分得很清楚！你说它聪明不？”
“嗯嗯。”我表情漠然地应道。
埃诺却越说越来劲儿了。“你好像仍然没有被这个高科技设备的优点所折服！那你就再坐到当时你用来创作小说的那台老掉牙的打字机前吧！要不是我送你这台笔记本电脑，你到今天恐怕还没有写完呢！可现在你的书都已经要改编成电影了！这一切归功于谁？我！你想一下，要不是我，你还得在打字机上写电影脚本！你好好想一想！”
我试图去想像这种实际没有发生的、灾难性的、毫无指望的情况。我不会获得成功的。没有埃诺，我将一事无成，仍然还是那个可怜巴巴、令人厌恶、孤苦伶仃的小妇人。不过，我也从来没有在哪一个户籍管理处明确地把我跟他联系在一起，从来没有。
“比如说你还可以……”埃诺异常激动地接着说，“随便改一个名字。你想改个名字吗？”
“不想。”我没精打采地说。
“随便换个名字。”埃诺语气更加迫切，“我看就这儿这个：汤姆，你现在就可以把汤姆换掉，就换成汉斯吧。”
我不想把“汤姆”换成“汉斯”，可我也不想扫他的兴。
“你注意看。”埃诺又凑到我耳边叫道，接着便猛敲那灵敏的键盘，我都能感觉到我那台可怜的电脑在痛苦地呻吟了。
“你按——看这儿——Alt键，然后是‘编辑’、‘替换’，你看，就这么简单。现在屏幕上又问了，你要替换成什么？”
“什么也不换。”我有气无力地说。
“换吧，把汤姆换成汉斯！我们换一下。看，它问：寻找的内容……就是汤姆（咔咔咔），换成……汉斯（咔咔咔咔），是单独的单词吗……不（咔）！逐个确认吗……不（咔）！只替换形式……中断吗……不。”
埃诺终于满意了。一眨眼汤姆就变成了汉斯，电脑还自豪地把改动的地方显示给我们看，每一幕都乖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埃诺高兴得简直对他这台忠实的破玩意儿爱不释手了。
然而，有一处连这台精明的机器也不行。尽管如此，它还引以为荣地向我们显示道：“他孟的①搂住了她……她孟的吓了一跳。”
①电脑出错，把“猛地”误为“孟的”。
不管怎么说，电脑到底还是一个智力低下者，只是没人敢承认罢了。
威尔工作时习惯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而我却一直坐在键盘前。每当他那高智商的大脑想到了一个好词，我那些训练有素的手指便飞快地在键盘上跳跃，以免丢失他宝贵的灵感。他一旦不想要这句话了，我便按退格键，电脑就悄悄地把这些精神垃圾从内存中删除。就这样，我们进展很顺利，这项工作使我们俩都觉得很有意思。
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我的——我们的！——婚姻画面，而威尔则认为是在摄制一部全新的影片。他一秒钟也没有把汤姆——对不起，是汉斯——这个不忠实的丈夫当成他自己，看来他到现在还不清楚，我们俩正在改编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时候，我问他某些场景该怎么调整，他就会告诫我说：
“这就不劳你费心了，你对拍电影一窍不通。”
我们的合作比我们共同走过的那一段婚姻要顺利得多。有时候我还真喜欢他。他就像个大孩子，穿着运动袜在我面前走来走去，不停地表演着某些场面，听到我赞同的笑声，他更是洋洋自得。其实，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帅、很能逗乐的小伙子，现在也还是老样子。六年前在演出《和平与暴动》时，我之所以会对他一见钟情，在这段时间里我有了深刻的理解。
不过，他还是变了，有那么一点点变化。自从他去了一趟柏林回来后，他不仅操着一口柏林话，而且还故意模仿喜剧演员迪蒂·哈勒福登的口音。这就是他的幽默风格，是他长期不懈地锻炼出来的。我觉得很好玩，便用笑声来表示赞赏。另外可能也有想让他保持良好情绪的原因。有一些镜头他能一遍接一遍地表演上五六次，就是因为我笑得很开心。尽管我很快便看透了，他的表情变化和——很遗憾！——语言手段也是很有限的，因为他一直都是在自个儿演，但我还是笑了。这就是男人，他们总是心甘情愿地受欺骗。
等我们笑够了，就又想方设法去寻找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这时他往往很大方地把中间台词的写作权留给我。
我很清楚自己任务的重要性，晚上便一直忙着整理那些极为风趣的对白，那些被威尔·格罗斯想像成喜剧的台词。孩子们入睡后，我就拿上一瓶啤酒放在写字台上，开始起劲地工作起来。
埃诺时而过来，善意地笑我无能，笑我不会用灰色界面覆盖，不会将数据存入软盘，可我一直干得很顺利。
这些日子过得可真愉快：上午我和威尔一块儿写作，两点半帕拉把刚洗过澡、受过教育的孩子们交还给我，下午我就带着他们去市郊森林，晚上又跟我的电脑和埃诺亲切会面。
这期间，我两次乘夜间航班去维克托那儿。
遇到这种情况帕拉就留下来过夜。悄悄地，不必费什么口舌。
我的生活中没有比这段时间更幸福的了。
埃诺为我设计了一幅宣传画，依靠电脑和照片编辑器的帮助，这当然不成什么问题。这幅宣传画设计得绝对具有专业水平，在我的一张明信片大小的黑白照片（摄影：温克尔）下是一行黑体字：新女性出版社——弗兰卡·西丝。尽管不是很押韵，但我敢肯定，埃诺绝对没想到这一点。
一翻开这幅广告，我的小说的封面便赫然入目。斜上方印着：发行量：十万册！
后面便是风趣的广告词，说我的书目前正在全德国范围内销售，说它即将由知名导演推向全国的电影院，说作者的作品朗诵会日程表已基本排满，仅有个别日期还空着，有兴趣者请从速与我的经纪人，科隆的埃诺·温克尔博士或者与我的编辑，汉堡的维克托·朗格博士联系。
这一切的一切，我觉得太棒了。
很快，第一位记者便来报到了。
他是汉堡《我们妇女》画报的记者。
到底是我的经纪人埃诺·温克尔博士还是我的编辑维克托·朗格博士使《我们妇女》报社的这位小伙子对我产生了兴趣，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妇女》报社原本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
不管怎么说，终于有一位记者按照我们电话里约好的时间在午饭后过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位摄影师。
我呢，还正跟威尔坐在一起搞电影脚本呢。
孩子们跟着帕拉在地下室。刚过两点。
这位记者姓伯克，摄影师姓伯尔克。他们的名字都是施奈德。很可能就是由于他俩的名字过于相像而经常被人搞混，他们才成了搭档。
伯克先生和伯尔克先生穿着牛仔服，蓄着大髭须，看来又年轻又友好。我像迎候老朋友似的把他们请进屋。他们俩是开着一辆半新的雪铁龙来的。两人蛮有兴致地在我家下面的几个地方转了转，稍事休息后，伯克先生就开始准备他的录音机，而伯尔克先生则把照相器材从车里取了下来。当他们的目光投向我的写作间时，我向他们介绍了威尔·格罗斯，可他们对他并不感兴趣。
“你可以先回去了。”我说，“我看今天肯定是写不成了。两点半帕拉就要回去了。”
威尔·格罗斯并不想现在就走。
我思忖着要不要打电话把埃诺叫来，不过他要来了，肯定又得跟这两位男人神侃一通他的机器性能，而这些我早就听够了。况且，这次终于是在没有埃诺的法律帮助下，我自己办的一件事，一次简单的、可怜兮兮的采访！威尔·格罗斯他愿意蹲在工作间里就让他蹲在那儿吧。
我用电话通知帕拉，让她把弗兰茨和维利打扮得像对双胞胎，衣服色调明快一点，过会儿把他们带上来，一块儿照张相。
“好吧。”帕拉说，“咖啡和糕点都放在桌上。”
太棒了！我并没有告诉她要准备这些东西，可她早已烤好了蛋糕，煮好了咖啡。和散那①，特劳琴姑妈！
①希伯来词汇，原竟为“救助”，转意为“赞美”。
我把两位记者劝到咖啡桌旁，让他们先慢慢喝着，我则马上冲进盥洗室，匆匆打扮了一下。
我对《我们妇女》画报来说是否上相？该报会不会觉得我太丑了？他们欣赏的可是那些梳着拉罗发廊式发型、粉脖桃面上不见一丝皱纹的俊俏女郎啊，他们才不要看我这样年过三旬、饱经风霜的普通脸蛋呢！
不过，墙上的镜子里反映出的形象并没有什么糟糕的地方，而竞争出版社那位妇女读物的女作者也不见得比我漂亮多少。
啊，我还是很不错的，看起来像是初夏的化身，这主要得益于最近一段时间充足的睡眠。
伯尔克先生建议我们在花园里拍一张吃早餐的全家合影。这个主意真是出人意料而且独具匠心。他说，这种相片总是很受读者的青睐。我想了想，确实如此。所有的报刊在报道那些在社会上多少有些影响的人物时，总会登出这种在花园里的家庭早餐照：桌上摆着橙汁、新鲜面包和优质黄油，桌下是一只心满意足的长毛狗，桌子旁边坐的总是爸爸妈妈和两到四个穿着颜色搭配相称的衣服的孩子，所有的人都在冲镜头笑。底下写着：罗丝·波才兰①非常重视饮食健康，图为她正从容不迫地和本亚明、尤丽娅、亚历山大三个孩子吃早餐。或者，照片上是她、丈夫尤尔根（左）和他们那条叫阿克瑟的狗（右）在花园里共进早餐。
①原文借用了一幅漫画的名字，原意是形容母亲像瓷器一样纯洁。
我觉得这个主意真不错。我们立即开始把咖啡桌收拾干净。尽管已经开始滴雨了，我们最后还是把桌子拖到了花园里。摄影师很遗憾不能拍这张漂亮的咖啡桌，因为他必须为《我们妇女》提供一张花园早餐照，而不是饭厅里的咖啡桌。他说，饭厅里的咖啡桌太俗气了，请别介意。他问我们是否有桌布。帕拉在家里到处找桌布，可我从来就没有桌布，因为我觉得这纯属多余，特别是有了两个小孩，他们会胡乱拉扯，引起危及生命的火灾；或者会手脚乱动，至少会把桌布上的瓷器连同食物一起拽到地上。再说这样的一块桌布也总是干净不了，看看桌布就会知道昨天和前天吃的是什么饭，哪个顽皮孩子坐的是哪个位置。顺便说一下，桌布太俗气了。请别介意。
伯尔克先生却坚持认为，在绿色的天然篱笆前配上黄色桌布与紫色杜鹃花，视觉效果一定非常好。
“我们有黄色的床单。”帕拉果断地说。
于是我们冒雨给桌子铺上床单。孩子们已经穿着一模一样的水兵服（看起来像一对小搭档），乖乖地站在一旁等候照相。我们把孩子连同他们的小凳子一块儿拉了出来，然后大家在绿篱笆前面站成半圆。帕拉取来了面包、黄油、果酱、拼盘、奶酪和餐巾，并且很艺术地把它们摆到了桌面上。伯克先生正好闲着，就把杯碟分放在床单上。
“我要红色杯子。”弗兰茨嚷道。
伯克先生急忙把红色的杯子放在他的跟前，并且说，他不知道我们家谁用什么餐具。
“我要褐色杯子。”维利嚷道。伯克先生于是环顾四周，寻找褐色杯子。我解释道，维利是色盲，他指的实际上是蓝色杯子。
对此，伯克再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怀着恻隐之心，关切地问维利是不是也看不了彩色电视。他自己还没有孩子，这么问至少不是有意的。哈哈哈，这真是一个大笑话。
“看不了。”我内行地答道，“维利到现在为止只能分辨黑白两色。”
“桌布是什么颜色的？”伯尔克问，因为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个爆炸性新闻。
“黑白色。”维利说完便开心地笑了。
当大家都哄笑的时候，他又得意洋洋地加了一句。“黑白色，你这个浑球！”
伯克和伯尔克先生于是又问了许多东西的颜色，而维利则用他在这方面为数可观的词汇把他们臭骂了一顿。
我及时制止了这种行为，并且建议趁现在雨不太大照几张相片。
伯尔克先生让帕拉和伯克先生一起拉住一块巨大的圆布。这块圆布看上去就像志愿消防队在着火的房子下面张着的、以便让人们从十八层楼上往下跳的玩意儿，所不同的是，他们的那块大圆布是垂直而不是水平地拿着的，又像是要点上火、让几头不情愿的狮子从中间跳过去似的。
孩子们觉得这个新花样像放映米老鼠动画片一样亲切、好玩。反正他们立刻吃了起来，因为电视里演动画片也总是在晚饭时问。虽然弗里茨·费斯特先生认为，这对孩子的教育没有任何意义，但我没有理会这一套。与其看着他们嘴里塞满东西说话，不如让他们看看动画片。
“您有果汁吗？”伯尔克先生在相机后面问道。
“没有。孩子们只喝矿泉水。”
“矿泉水的视觉效果不太好。”
“我们有牛奶。”帕拉说。
“好吧。牛奶的视觉效果不错。您有大玻璃瓶或者类似的瓶子吗？”
当然没有，我要大玻璃瓶干吗？玻璃瓶碎片会带来好运还是什么好处？帕拉放下大圆布，跑向电话，请求阿尔玛·玛蒂尔尽快拿上一只大玻璃瓶、一些鸡蛋以及与黄色相配的糖罐来。
阿尔玛·玛蒂尔送来了大玻璃瓶、糖罐和鸡蛋，并高兴地打量着我们。我们把鸡蛋放在与黄色相配的鸡蛋杯里，幸福地冲着相机微笑。帕拉重新举起她那半块布。阿尔玛·玛蒂尔不希望闲站着，她也帮着举起那块布。这样一来活像是在跳蒂罗尔州民间舞蹈。两个健美的少女随时都可能与伯克先生围成圈跳起来，嘴里高兴地发出嗨嗨嗨的喊叫声。最后，伯尔克先生的镜头就会对准民间舞蹈，而不是我们这些脸色苍白、死气沉沉、冒雨坐在生鸡蛋面前的人了。
一阵雷声划过这幕欢乐的场景。
伯尔克先生通过镜头还在找着什么。
“少点什么吗？”
“您有狗或者别的动物吗？”
“小兔子！”维利嚷嚷着，从凳子上爬下来，去取一个经常放在嘴里咬的破玩意儿——早餐鸡蛋旁的那只脏乎乎的布兔子。
“我说的是活动物。”伯尔克先生说。
“一定要黄色的或者是其他与绿篱笆颜色相配的动物吗？”我问，心里想着去哪儿尽快弄一只金丝雀来。
“不，”伯尔克先生在他的相机后面说，“只要看起来像这个家庭的一员就行。”
我想了想，是否能把八号的那只长毛狗请过来拍一张全家福？但是，雨越下越大了，我认为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纯属浪费时问。
“阿尔玛和帕拉也是我们家的一员。”我说。
“不，不，”伯尔克先生反对道，“不能再增加女士了。我们妇女需要鲜明的陪衬：要么是动物，要么是男人。”
“里面的那个男人怎么样？”伯克先生问道，“他不是这家的成员吗？”
“不是。”我赶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