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就走了。”帕派说。
在海狮馆的胸墙前，我们把孩子们抱在胸前，一手抱一个。他紧紧地抱着我的孩子，我抱着他的。我们显得那么自然，好像是天生的一对。
爸爸、妈妈和四个孩子。
没有喊叫，没有嫉妒，也没有拉扯。
海狮正在吃食，孩子们兴奋地看着。他们吃完冰淇淋后，帕派替我的孩子擦嘴，我也替他的孩子擦嘴。
“你妻子在哪里？”
“在布雷根茨参加夏季音乐节。整个组织工作都是她在搞，压力很大。歌手们都是些神经过敏的人。”
噢，看来他们俩很和睦。
“那么谁留在孩子们身边？”
“我。”帕派说。
“明白了。”我说。我怎么会提这么傻的问题呢？
我们随即看海狮抓球，看它用湿漉漉的嘴耍球、贪婪地用肘撑地、匍匐着前去抓鱼、激动地滑入水中。有一次，帕派的腿紧紧挨着我的腿，就跟上次他参加完朗诵会在返回的路上所做的一样。我不得不闭上眼睛，不然我会受不了这种刺激人的感觉。还是同样的感觉，这感觉并没有中断。
然后我们去了游乐场。
孩子们想马上爬到巨大的火车头上。帕派搀扶着他们一起爬去。他带着三个小男孩向那么大的车头上爬，但没有引起周围人的注意。三个孩子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爬了上去，连我那胖胖的小维利也上去了。这种事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我汗流满面地注视着爬上火车头的维利，生怕他掉下来。看来帕派是要在平时锻炼孩子们的自信心，这是他所能传授给他们的最宝贵的东西。
我和卡廷卡坐在长凳的一端，拉着她纤细的小手，给她讲述有关埃尔温·洛特贝克家的故事。她用小鹿般温和的眼光看着我，坐在我身边，显得很满足。她虽有残疾，但显得那么单纯，完全就是帕派家孩子的特点。
她是个开朗、恬静的孩子，我一看到她就很爱怜她。
孩子们玩累了以后，帕派取回了两辆小推车，我们把孩子们放进了车里，手拉着手推车走在动物园里。鸟儿在树上欢快地叫着，头上是蔚蓝色的天空，各种动物友好地从铁栅栏后向外看着，好像这么和谐的幸福家庭它们是很少见到的。
帕派向我讲述他最新创作的儿童读物，是讲乌龟和蝴蝶的故事。乌龟已经有多年不让其他动物接近了。它老了，满是皱纹，胆小怕事。有一天，蝴蝶不小心飞到了乌龟的背上，就停在了上面，因为它觉得乌龟很有趣，它还从没见过甲壳类动物！乌龟好奇地伸出脑袋打量起蝴蝶来，发现它长得很美，特别是两只翅膀。蝴蝶虽然和乌龟不是同类，但乌龟还是爱上了它。乌龟和蝴蝶相爱了，虽然它们根本不属同类，但它们有很多东西可以互相学习，在一起开心极了。乌龟平生第一次笑了，伸长了脖子开怀大笑！蝴蝶觉得停在乌龟甲壳上既可靠又安全，要是没有乌龟，它很难想像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子。但是蝴蝶也有其他的停靠地方，每当它在飞翔途中没有停在乌龟背上时，乌龟就会感到不可名状的痛苦。后来的结果是很悲惨的：乌龟又缩回到了自己的甲壳里。一开始蝴蝶无法理解，它耷拉着双翅，垂头丧气地蹲在乌龟的甲背上，恳求乌龟无论如何伸一下脑袋，就最后一次！但是乌龟无动于衷，再也没有伸出脑袋，永远也没有再伸出来。要不，它会看见蝴蝶是多么伤心的。蝴蝶最后终于明白了：乌龟和自己根本就不相配。蝴蝶等到出现有利的上升气流时，就展开五彩的翅膀飞走了。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是个悲惨的故事。”我对帕派说。
“你为什么给孩子讲这种故事呢？”
“因为这是生活，”帕派说，“所以必须这样。”
哎，他是对的！究竟什么地方规定，只能给孩子写融洽、欢乐、蛋糕之类的童话呢？
我突然有点更加喜欢他了。
我觉得我们像是昨天刚见过面似的。
“我们现在干什么？”动物园六点钟关门时我问。
“你们愿意送我们回家吗？”帕派问，“我们刚才是坐慢车来的。”
很显然，帕派没有汽车。我当然愿意开车送他们回去，我非常想知道帕派的居住情况。我们把推车折起来放到两用车车尾，孩子们挤坐在后排座位上，每两人扣上一条安全带。从汽车的录音机里响起了帕派的歌声，孩子们跟着唱重复的歌词，合着拍子在座位上蹦跳。帕派和我也跟着一起唱。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就这么突然又爱上了他，这使我很痛苦。也许我爱的只是他的声音。我停止了唱歌。马丁从一旁看着我，他也停止了唱歌。
“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是啊。”我说着，不禁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不过，这样可不行。”
直到车到他家我们没有再说话。让我们说什么呢？
马丁和莎比娜·保恩住在科隆市郊西格河畔丘陵地带的一个村子里，这是一个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村庄，而且取了一个动听的名字，叫西格河畔的下布鲁赫布登豪森。他们家的房子在村子中心，是一幢很大的桁架式旧房，拐角上还建有两个舒适的挑楼。地面铺着镶木地板的娱乐室面积很大，左边的挑楼里放着一架大钢琴，右面放的是一张蹦床。孩子们都兴奋得不能自制。我们一起蹦跳了一会儿，直到汗流浃背为止。帕派也是满脸通红，跟我们那时沿着一条小河登高漫步的情况一样，额前的头发都粘在了太阳穴上。
当我们相互把自己裹入地毯时，他笑着说：“可能就是这样子。”这时，孩子们发出尖叫声，维利兴奋地向我扑来，挥动肉乎乎的小手臂向我身上拍打。
“是呀。”我大声说着，咳嗽起来，因为地毯上有灰。“不过，这样可不行！”
后来，我们在乡村式的大厨房里做晚饭。当马丁站在灶前忙碌时，我则给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依次把尿，接着把八只黏糊糊的脏手洗干净。孩子们勤快地把碟子和杯子从餐柜搬到桌子上，我把餐具和玻璃杯摆好。在我极力适应陌生的家务时，马丁则站在灶前，很内行地摆弄着烧锅。
我在冰箱里找到了一瓶已经启封的葡萄酒，把它放到了桌上。
该准备的都已准备就绪。
然后，我们大家都坐下来，饥肠辘辘地等着开饭。
马丁在煎着什么东西，发出诱人的香味。我稍稍看了一眼古老而舒适的乡村厨房，里面没有电子控制的炊具。孩子们确实很饿了，我也一样，这种情况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遇到了，我激动得直想抓自己的头发！马丁把食物分到每个碟子里，我把没有搀矿泉水的纯苹果汁斟满了杯子。啊，真正的田园生活！
我们大家手牵手，齐声欢呼：“一、二、三，胃口好！放开肚皮来吃饱，可不要把邻座也吃掉！”我的两个孩子狼吞虎咽的样子真让我也想在他们身上啃上两口，特别是维利，那个长着一双圆眼睛、两颊红红的小胖子。弗兰茨，我的大孩子，头上汗津津的，细发都竖了起来。
家庭的幸福也会使人感到痛苦！
马丁和我举起酒杯，互相看着对方。
“就该是这个样子。”我们俩同时说。
“是呀。”弗兰茨不懂事地说，把一匙煎土豆泥塞进嘴里，“不过，这样可不行。”
谢谢，你这个机灵的五岁小家伙。他要不这么说，我们就会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了！我俩畅快地笑起来，孩子们也放声大笑。大家都大张着嘴，嘴里满含着食物。天哪，我是多么爱他们呀！
后来，帕派和孩子们去了洗澡间，我听到他们在拍水的声音。难道他在替弗兰茨和维利两个洗澡吗？我暗自思忖。用过的餐具都得洗，我就趁这个时间洗了起来。
我一面冲洗碟子（这活最近一段时间我已经不习惯了），一面顺着刚才的思路继续想着。
很清楚，呆在他们这里真是太好了。
在这里是那么愉快、那么真诚、那么自然。
帕派，完全是个理想的男人。
跟孩子们肯定合得来，弗兰茨和维利都被他吸引住了。
但他恰恰不是我孩子的亲爸爸，他是卡廷卡和贝内迪克的亲生父亲；再说，他还是莎比娜的丈夫。
而这一点我心里清楚得像明镜似的。
我把擦干的碟子放到餐柜里，这是他们的餐柜。我在他们的柜子里寻找干净的餐巾，把他们的玻璃杯擦得锃亮，随后拿他们的抹布擦他们的炉灶和餐桌，把他们的椅子放回原处，拣起掉在地上的食物，扔在他们的垃圾桶里。我仔细地擦拭他们的厨房，我自己家的厨房我还从没有这么擦拭过。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感到必须把一切都擦得一尘不染。
家庭心理学家在我心中欢呼，他知道为什么！不仅要擦得干净，而且要一尘不染！
最后，我要把垃圾倒入他们的垃圾箱。四周一片宁静，真正的田园风光。蟋蟀在嚁嚁地叫，一口老井孤零零地待在对面村子的广场上，远处传来汽车上山的马达声，此外什么噪声也听不到，附近的木桩上拴着一头山羊，瞪着两眼不满地看着我，好像在说：谁允许你到这儿来的，嗯？快把垃圾桶放下，不要碰它！这是莎比娜的垃圾桶！
后面，在丘陵起伏的森林边沿，月亮升起来了。
我想，是我们该走的时候了，孩子们得赶紧睡觉了。
明天上午帕拉七点钟就来。
明天上午电影就开拍了。
明天上午将要开始我一生中特殊的一页，我的书要拍成电影了。
天哪，今天晚上我有多幸福啊！
但是两者不可兼得，待在这里是根本不行的。
走，弗兰卡！美好的前景在召唤！舍不得也得走！
尽管如此，还是得再呆一会儿。实在太美了！
也许连酒都是美的。
想想看，要是在洗澡间和孩子们戏水的是我的丈夫该有多好啊！
想想看，明天我要是同他心情愉快地骑着自行车去购物，然后在井边洗洗菜，再和孩子们骑车在村子附近兜兜风，那该有多好啊！
想想看，要是我同他沉睡在我的那张红白条纹的床上……或者就睡在这里的稻草上。
山羊在咩咩地叫，我吃了一惊。噢，对不起。我突然感到，眼前出现的似乎正是莎比娜，她借助山羊的眼睛警惕地注视着我。
晚霞，葡萄酒，还有疲惫。
我赶紧回到屋内。
屋里已经像深夜般的寂静。
我小心翼翼地向孩子们的房间看去。房里几乎已经黑了，除了帕派轻微的声音外，听不到其他一点声音。
我怀疑起自己的眼睛：四个孩子都刚洗完澡，穿了睡衣，互相挨着并排睡在一张宽大的床上。在他们的上方有一只自己制作的活动玩具在暮色中无声地旋转着，一道神秘的阴影投射在孩子们的脸上。
那首歌突然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右边躺着因卡，
左边躺着明卡，
中间躺的是卡廷卡。
贝内迪克已经闭上了眼睛。躺在他身旁的是小维利，他拧着他那脏兮兮的绒毛兔子的耳朵，疲倦地睡着了。卡廷卡吮吸着大拇指。弗兰茨伸展两臂，流着口水，给了我一个吻。他身上散发着儿童特有的奶味。
“妈咪，我们今夜就睡在这里吧！”
“只要生命之火没有熄灭，就得生活下去。”马丁深情地看着我说。他慢慢地站起身，把我拉到他身边。
“马丁，”我轻声说，“我正要走呢！”
帕派轻轻地把我推出房门。
“现在不行了！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现在都得留下！”
“那好吧。”我无力地说。
我们坐到擦得锃亮的餐桌旁。
我们互相注视着对方。他把手伸到我的脸旁，我把脸依偎在他的手中。
我们喝着酒，一句话也没说。
没有说“应该是这个样子。”
也没有说“不过，这样可不行。”
第二天，摄制工作开始了。威尔·格罗斯确实为这部电影找到了出色的演员，其中有几位着名艺术家。但出任男主角的是乌多·库迪那。出乎我意料的是，威尔·格罗斯最后还是放弃了亲自出演男主角的初衷。
乌多·库迪那和威尔·格罗斯看上去长得有点相似，就跟鲍里斯·贝克尔和康拉德·阿登纳两人长得有点相似一样。不过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
关键是乌多·库迪那出演，票房效益肯定好，他是名气很大的银幕宠儿。但使我更为激动的是，我终于能结识饰演我电影剧本中查洛蒂·克莱贝格的人了，她就是：桑雅·索娜！
让桑雅·索娜演女主角，尽管她还没有什么名气。
她曾在电视剧《随船医生弗兰克·马丁》里扮演船上的女服务员，演得非常出色。德国领养老金的人都喜欢她，阿尔玛·玛蒂尔也喜欢她。
桑雅·索娜有着一双滚圆的棕色眼睛，卷曲的黑发，有一种特别动人的美丽。谁见了都会爱上她的，这一点我敢肯定。
威尔·格罗斯宽宏大量地允许我，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愿意，都可去拍摄现场。我把他的这种大度看作一种受之有愧的邀请。
我怀着好奇和崇敬的心情，平生第一次踏进了实现银幕梦的拍摄现场。这是个临时改成摄影棚的大车间，被布置成宽敞的住宅，反映我过去三居室的场景都在这里拍摄，甚至我原来的邻居埃里莎·施密茨和那只喜欢叫唤的小狗金恭的名字也出现在现场。道具员把一块铜牌挂在查洛蒂家门的旁边，铜牌上写道：“埃里莎·施密茨和金恭·施密茨在二楼”。
一些人拿着对讲机和话筒在摄影车、电缆和绳索中间来回奔忙，其中有灯光师、电缆工和化妆师，还有一些站在四周抽烟的人，我毫无阻拦地走过他们身旁，来到摄影棚。这里所有的玻璃窗都用黑色窗帘遮挡光线，四周都是耀眼的聚光灯，把居室的有些部位照得雪亮。摄影棚内异常闷热。威尔·格罗斯，我唯一认识的人，坐在一张挂着“导演”牌子的折叠椅上。
我想，他是担心万一有跑龙套的或是给面包抹黄油的工人不注意，坐到他的位子上去。
威尔·格罗斯以专家的眼光注视着图像监视器。监视器前无数尘粒在聚光灯的光柱中飞舞。
摄影师是我发现的第二个人。他坐在一只可来回滑动的凳子上，脸颊紧贴着摄影机，用一只眼睛注视着透镜。凡是他发现的问题，即使是餐桌有一部分光线太亮，威尔·格罗斯在监视器里也不会漏掉，这真是一种天才。
威尔·格罗斯发现了我，停了下来。他看着监视器喊道：“大家听着！这是作者，她可以在一旁观看，明白吗？”
我的心快跳到嗓子眼了。
他们现在是在给我拍电影！
参与拍摄的人员至少有四十人，他们正忙着把表现我生活的一幅幅场景进行调整、照明和拍摄。
“怎么样，弗兰西丝卡，一年前你能想到会这样吗？”威尔·格罗斯恩赐似地问。
“没有，”我激动地说，“当然没有。”
一个身穿T恤衫、腰挂对讲机的可爱后生进来问我，是否和演员们都认识了。他叫乌维·海兹曼，是这里的总摄影师。
“您好。”我说，“没有！当然没有！”我激动得差一点说不出话来。
“嘘！”威尔·格罗斯做了个手势，助理导演赶紧过来，叫我们另找地方谈话，这里正在工作。
乌维·海兹曼拉住我的衣袖走了出来。
“这里都是化妆室。”
他敲了敲门。
我的心跳加剧，这种情况平时只有当我坐上牙医的椅子上才会出现。
我这就要见到他们了！
所有这些知名人士都屈尊帮忙，把我迄今为止的生活搬上银幕！
乌多·库迪那，达科玛·珀梅兰茨，桑雅·索娜，康斯坦丁·米勒-韦斯膝费尔德尔，玛戈特·芬斯脱，克里斯·格勒布兴，格蕾特·施雷克，哈约·海尔曼以及海因茨·吕尔塞尔。
哈约·海尔曼饰演我的维克托·朗格，海因茨·吕尔塞尔饰房东。按照今天的拍摄计划还没有轮到他们，所以不必去现场。大概只有乌多·库边那和桑雅·索娜两位主演去了！他们俩演夫妻，据说拍摄的第一天就吵得很厉害。
“请进！”
我忐忑不安地走了进去。他们在里面。
真没治了！
桑雅·索娜身披围布坐在一面巨大的镜子前，两个懒洋洋的化妆师正在她身边忙碌着。桑雅漂亮的黑发卷在五颜六色的卷发夹上。我知道这是拍摄这一幕所需要的。每当夫妻俩吵架，女方的头发上总有卷发夹，而男的则穿着内衣，手里拿着啤酒瓶坐在窗前。陈腐观念！男的总是坐着，摇晃着腿，轻轻松松的。
乌多·库迪那坐在窗台上，只穿了一条黑色衬裤，在看一本《马力》汽车杂志，封面是一个上身裸露的女人，幸福地斜靠在一辆高速小卧车的水箱上。
乌多·库迪那和桑雅·索娜见我们进去，匆匆看了一眼。
“这位是作者。”乌维·海兹曼介绍说。
“您好。”乌多·库迪那说完，又继续看他的杂志。
桑雅·索娜则相反，她高兴地跳起来，做头发时穿的罩衫敞开着，看上去像从天而降的金发碧眼的天使，在赞美世上的理发师。她非常热情地拥抱我，虽然她穿着罩衫，我仍能感到她身材的苗条和温柔，她本人其实比照片还要漂亮，两眼闪闪发光。天哪，她有多美啊！《女性》杂志的那位妇女是否也问过她的养生之道，要不就是她还不到年龄的缘故？我估计她要比我年轻五到七岁。
“弗兰西丝卡！”她热情地喊道，“我已经听说了很多有关你的事！”
“是吗？”我吃惊地问，“从谁那儿听说的？”
“当然是听威尔讲的！”女演员大笑起来，“我读过你的书，至少读了三遍！真把人笑死了！”
乌多再次抬头看了一眼。他该不会也想告诉我，我的书他看了多少遍吧？也许是因为桑雅打扰了他正在研究汽车测试结果的兴头。
“嘘，”我做了个手势，“别那么大声！这儿都在工作！”
“快坐下，大姐们！”桑雅·索娜把我拉到她旁边的一张空理发椅上坐下。
“这是德特勒夫，这位是嘉博尔。”她向我介绍化妆师。两人轻轻地跟我握了握手，温和地笑了笑。德特勒夫吊着背带的轻薄衬衣滑到肩上，样子很迷人。
“要是没有德特勒夫和嘉博尔，我根本拍不了电影，”桑雅跟我说，“他们俩是唯一能解决我皮肤过敏问题的人，要是别的人做，我就会得神经性皮炎。”
穿村裤的乌多不耐烦地清了清喉咙。
“真不错。”我颇感兴趣地说。
“认识你真是太高兴了！你是什么星座？”
“狮子座。”我说，“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太棒了。”桑雅大为兴奋，“我也是狮子座！你的生日是什么日子？”
“八月二日。”我说。
“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桑雅欢呼着，又从椅子上跳起来拥抱我。我觉得真是巧合，太有意思了。按生日计算，桑雅比我整整小七岁。她看上去甚至更年轻。是呀，她还没有孩子，这关键的七年。如果我那时不认识威尔·格罗斯，那么我的生活将是另一种样子，我现在也会穿着罩衫，坐在椅子上，接受善于体恤人的嘉博尔和德特勒夫的服务，可以按德尔特·德尔施拉克所拍的电影《女人们》中的主角进行化妆，穿衬裤的乌多则扮演我众多情人中的一位。
性格开朗的桑雅拉了一下我的胳膊，她仍处于兴奋状态中。
“那我们以后可以一起过生日了！我们举行大型庆祝会！我要邀请新闻界的全体朋友！查洛蒂·克莱贝格！这将载入电影史册！你等着瞧，这部电影一定会非常成功，即使像格罗斯这样的肥皂剧导演也会乐此不疲的。”
她那生气勃勃的言行很富感染力，真是一位富于同情心的朴实无华的年轻女子！是演查洛蒂的理想演员！
我松了一口气，幸运地向后靠在椅背上。我们俩出现在镜子里，相视而笑。真像两位幸福的公主。
“你有两个儿子，对吗？”
“是的，”我说，“弗兰茨和维利。”
“多好听的名字！”桑雅·索娜在赞赏我的审美观。“你就直接把自己的生活这么记下来了？就照实那么写吗？尽管你有两个孩子，也那么如实写？我觉得这么写太过分了点，你知道吗？我非常认真地拜读过你的书，我认为书的结尾特别好，就是那段查洛蒂带着自己的行装搬出三居室住房的描写。这么结尾很出色，这就等于向人暗示：我们妇女不能什么都逆来顺受，我们妇女也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认为，《我们妇女》杂志无论如何也应该让这种说法见诸报端，对桑雅来说也许会由此出现一次记者采访的机会。
“威尔·格罗斯说过，要我再修改一下结尾。”我说，“他认为，观众需要的肯定是美满的结局。”
“哼，胡说八道！”桑雅·索娜激动地叫起来，“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肥皂剧导演格罗斯没有勇气面对这种批评社会的结尾！不过，只要我演主角，就不会出现美满的结局，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乌多·库迪那又在窗台上不耐烦地发出了清嗓子的声音。
“如果我们打扰您，我这就出去。”我客气地对他说。不管怎么说，这里是他的化妆室。至于他在拍摄间隙干什么，那是他的事。他有权让自己轻松一下。
“等等，我和你一起出去！”桑雅·索娜把剩余的卷发夹塞到了两位化妆师的手中。“你们呆会儿再做吧！我现在要和作者讨论角色问题，这对我非常重要！”
我们走到外面的院子里。
“阿里，给我一支烟好吗？”她显然认识所有参加拍摄这部电影的同事，并且叫得出他们的名字。她有点疯疯癫癫的，或者说有点自负！她对每个电缆员都称你！我觉得她很可爱。
“这个乌多，干吗那么装模作样的？”她穿着罩衣，带着卷发夹，就这么边说边靠在锈迹斑斑的栏杆上，深深地吸了几口烟。“演主角的是我。”桑雅说，“这个乌多，格罗斯完全是为了借他的名声才起用他的。人们得知是他拍的电影都会去看，格罗斯就指望这一点，这是他的典型作风，他一个人是完成不了这部片子的。”
桑雅接着向我讲道，今天是拍摄的第一天，她正好要同傻乎乎的乌多一起睡在床上，表演夫妻吵架那一场戏。
“你这个可怜的人啊！”我说，“演这场戏一定很不容易，实际上你们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相识。”
“这你放心。”桑雅说，“拍个爱情场面什么的，即使同陌生人我也能行。就是吵架，跟一个我根本无法忍受的家伙吵架，这是最难的，而你作为演员还必须去表演。你当过演员吗？要是当过你就懂得我的意思了。你现在得原谅我。要是我现在不能把精神集中到角色上，呆会儿在床上哭起来就不真实。这样一来，报上就会说桑雅·索娜点了眼药水才能哭出眼泪来。这些该死的新闻耗子！这一点我有亲身体验。我不跟他们中的任何人接近，任何人都不，这一点我可以向你发誓。”
“但是你刚才说，你想……”
她掐灭了烟卷，把烟屁股用手指弹到了院子里。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我一定要去拜访你，我们互相还有很多很多话要扯。我还要去看看你的孩子！威尔·格罗斯给过我一张他们的照片，好几个月了，我一直把它放在我的钱包里。你看，在这里。”
她从罩衫里抽出了一张有折皱的照片，真的，是弗兰茨和维利，前年圣诞节照的。
她是那么热情，那么富于同情心，我被弄得全然不知所措。
桑雅·索娜。
一位新的朋友。
那是位什么样的朋友啊！坦诚，聪明，正直，自信，漂亮，有才干，有名望。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际遇！
我的新朋友又重新拥抱我，吻我。
接着，她走进摄影棚，躺到床上，流出了真正的眼泪。
就这样，她哭了几个小时。
我望着她，心想，太棒了。
别的女人还在自己哭泣，而我已让别人激动得哭泣了。
晚上，我和埃诺坐在一起看电视。经过一天紧张的拍摄，我得坐下来好好地考虑考虑了。埃诺也显得筋疲力尽。
我们胡乱地按着频道键，埃诺也不再给我解释频道自动调节器的优点了。如果屏幕上无人说话达三秒钟以上，这种调节器就自动为你换台。
频道大约转换了七次之后，调到了叫“自爱”的座谈节目上。你猜我们看到了谁？乌多·库迪那！他懒散地坐在一个松散的谈话圈子里，坐在一位女政治家和一位专写妇女问题的女作家之问。女作家的复姓出现在屏幕的下方，只有用图像自动放大器（埃诺没有给我解释它的功能！）才能认出来。另外还有一位性暴露狂，他特别喜欢在妇女的鞋上做手淫动作。还有一位怪怪的玩骆驼的男士，他喜欢同他的宠物住在高楼的第二十九层。还有一位修女，名叫赫尔琳德，她在削土豆皮方面保持着世界记录。乌多·库迪那对赫尔琳德修女那削得很长的土豆皮当然不感兴趣。他皱着眉头，一会儿瞧瞧女政治家，一会儿又瞧瞧妇女问题作家。
这个乌多·库迪那！今天早上他还穿着黑色短裤坐在窗台上，而现在却出现在座谈节目上了。
我这个超级女人在长沙发上伸了个懒腰，心里升起了一股强烈的欲望：伙计，快说呀！快说呀！我马上就要名扬四海了！
座谈节目主持人转向乌多·库迪那。
“亲爱的库迪那先生，我不需要向电视观众介绍您了吧？”
我觉得这种欢迎方式非常具有公众效应。我心里有些嫉妒，把手里的啤酒杯抓得紧紧的，心想：总有一天，主持人也不必再向电视观众介绍我的！再过一些时候所有的人就都会知道我的名字的！
到时候，观众会说：看，是弗兰卡！是当今着名的明星！但乌多对这种随和的介绍似乎一点儿也不高兴。
“不，您得介绍，”乌多对态度有些谦卑的主持人说，“您得介绍我，因为电台付钱给了您。”
有着复姓的女政治家和妇女问题作家都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
玩骆驼的人抚摸着骆驼满是唾沫的嘴，想使它安静下来。乌多这种厚颜无耻的话连对电视入迷的单峰骆驼也没有听过。
米勒-施米克先生望着摄像机，目光中流露出一丝不安。他说：“当然，您说的对，您是咱们国家的银屏宠儿，乌多·库迪那。您正在拍摄一部新电影吧？”
乌多·库迪那，这位银屏宠儿大方地把左脚的牛仔靴搭到右腿上，对米勒先生的话没加任何评论。
我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真令人激动！他现在就要谈我的电影了！它是我生活的真实写照，是我的电影，我的杰作！
四百万人将要与我共享我自己的命运！
明天，他们将冲进书店，店员将吓得不得不放下栅栏，气得半疯的人群将用拳头捶打窗户玻璃，殴打保安人员，就为了能够抢购到我最后一本被人撕破的书！
乌多呀，我的这本书可是我创作上的一次伟大突破呀！
快说呀，乌多！我用沁满汗珠的手紧紧抓着埃诺的胳膊。埃诺也激动得有些颤抖。
单峰骆驼打了个响鼻儿，可没人说话。频道自动调节器跳到了另一个频道上。屏幕上突然出现了杰恩·卡宾主持的节目。
我歇斯底里地尖叫了一声。
埃诺迅速地抓起遥控器，用颤抖的手指胡乱地按着。
终于，我们又重新看到了乌多·库迪那的形象。
我们什么也没错过，还是无人发言。
“这部电影叫什么名字？”主持人问道。
“不知道。”乌多没好气地说。
“啊，您不知道？”米勒-施米克有些尴尬地说。细小的汗珠沁在他的上嘴唇上。
修女赫尔琳德看了他一眼，目光中充满了鼓励。
“好吧，我一会儿会告诉您电影叫什么名字的。”主持人笑了笑，偷偷地看了看他手中的小纸条。
“叫《独身幸福》！”埃诺和我同时叫了出来。
“叫《没有男人就幸福》。”米勒-施米克先生说。
修女高兴地点了点头，微笑着给予证实，同时在明亮的灯光下晃了晃她手里的削土豆刀。
“大同小异。”乌多承认道。
“这是根据一本畅销书改编的，作者是……”
没有反应，只有单峰骆驼在无聊地东张西望。有性暴露狂的男人盯着女作家海拉-玛丽娅的鞋。埃诺紧攥着遥控器，他事先已关闭了频道自动调节器。
我真想把电视机砸烂。
“是弗兰卡·西丝写的！”埃诺喊道。
“是弗兰卡·西丝！”我也喊道。
乌多又换了一下跷二郎腿的姿势。
“嗯……这本同名的畅销书……”主持人说着，一边翻着他的小纸条。
“不知道。”乌多说。
“你看，就是这位女作家。”
“啊，就是她呀。”乌多说。
“这家伙怎么这样谈论女作家呢？这个无赖！”埃诺喊道。
乌多确实回忆不起来了，简直叫人不可思议。
“请告诉我，您自己也养家畜吗？”主持人头上沁满了汗珠。他一边看着骆驼，一边友好地说。
手里拿着刀子的修女又用鼓励的目光向他点了点头。
“是的，养了一只蜗牛。”乌多说，今天晚上第一次在他的脸上出现了激动的迹象。“我的蜗牛叫阿曼达，可是我叫它曼蒂。”
“去他妈的！”埃诺吼叫起来。他使劲地挥舞着遥控器，好像这样就可以诱使乌多谈正经事似的。“你的蜗牛连猪都不感兴趣！”
然后，乌多除了大谈他的蜗牛阿曼达外，对其他话题就一言不发了。主持人又提了三个问题，但乌多没有回答这位可怜的主持人。然后，主持人如释重负地转向长着两片薄嘴唇的妇女问题女作家。她唯一感兴趣的东西似乎是她的鞋子。
“您刚刚写了一本妇女政策的书……”米勒-施米克看着他手中的纸条，因为他担心这位女作家也不想说出她的书名。
“《你会找到比亲生父亲更好的东西》。”女作家心甘情愿地说出了她的书名。
修女又赞同地点了点头，在这个谈话圈子里，她显然感到很惬意。
“书名听起来有点像泛泛的调研报告。”米勒-施米克说，显得有点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