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我早已预料到了。
“埃诺，你一定不是因为无聊才爱上我的吧？”
“不是这样的，”埃诺绷着脸说，“你不要胡思乱想。”
“对不起。”我一边说，一边努力保持着脸上的严肃。“你放假的这几天都干什么了？”
“我在想你。”
“自然是因为公务才想我的喽。”我说，“你看了我写的东西没有？”
“没看。我母亲看了，我马上也要看的。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几乎两个星期都听不到你的消息？”
妈咪呀！这下我可惹祸了。律师先生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比现在还要亲密得多。
“我是想，要是在放假期间用我们家那些斗嘴吵架的事情麻烦你，你们律师圈子是不习惯的。”我装模作样地说。
“我们还可以谈些别的嘛！”埃诺绷着脸说。
“什么事？”
“我母亲看了你的笔记，她觉得非常有意思。”
“太棒了。”我写的东西至少使这位老人感到高兴了。
“她说你有了不起的写作天才。”
“过奖了。”我装出一副谦虚的样子，内心里实际上高兴得要死。
“我母亲有个非常古怪的想法，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
我轻轻咳嗽了一声。他千万可别说，他母亲认为我和他干脆结婚好了，反正我们以后也是邻居了嘛……
“埃诺，我想我们现在应该重新理智一些……”我抓起了威士忌杯子，想稳一稳自己的情绪。
“我母亲做事也许有点专横了些……”
我神经质地紧紧握住酒杯。我的天啊！也许她已经买好了结婚礼服呢！四十号，灯笼袖，带皱褶，圆领口，屁股后面拖着下摆和饰带！也许她已经请教堂登了结婚预告呢！也许两样都办了！
“埃诺，请告诉我，你母亲有什么好想法？”
我紧张地咽了口唾沫。
紧接着，埃诺就放出了爆炸性的新闻。
“她把你的东西……你的……婚姻故事交给了一家出版社。”
我呆呆地看着他。“她把什么交给了出版社？”
“这段时间你到我们家来一下就好了。你们不来，她就有充裕的时间去读你的东西了。她读完以后就决定发表它。”
“那你没有阻止她吗？”
“没有，她今天早上才告诉我的。”
我一屁股坐到了猪皮沙发椅上，不知如何是好。一想到出版社某个自称编辑的鸟人，无聊地瞎翻一通我的笔记，然后摇着头，嘟囔着“都是胡扯，都是胡扯”，并把它啪的一声扔进旁边的抽屉里，我就羞得无地自容。
我决定发一通怒火。要是好好地想一想，这也的确是一件做得过火的事。
“我觉得太过分了。我想，你作为律师应该知道这一点，你有保守秘密的义务。要是你把材料给你母亲读，那你作为律师也应该有责任不使它落入陌生人之手。这种做法是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或叫其他什么名称。我告诉你，这件事会要你小命的！这是一件要上最高法院的案子！我要对我的律师提出控告！”
我大脑内部自由广场上的姑娘们怒火冲天，破口大骂，她们砸碎橱窗，掀翻汽车，连警察的高压水枪也不能使她们放弃这些欠考虑的过头行为。
我气得喘着粗气。眼下我也不清楚该用什么方式对他和阿尔玛·玛蒂尔采取行动。他对我家庭、个人和财政情况了如指掌，对他这一行当中的所有计谋与圈套已经运用得得心应手。他刚刚为我买下了我梦寐以求的心爱的房子，而且没收一分钱的佣金。他还接手了房子的全部整修事宜。他母亲基本上还是一个好心肠的人。而且，我和埃诺不管怎么说还一起在鲸鱼皮上打过滚的。
可尽管这样我也要告他！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更要告他！
埃诺显得很吃惊。可他没有绕过办公桌，像我想像的那样，一边抓起我的手臂安慰说，“亲爱的，你继续大声吼叫吧”，一边偷偷地通过对讲机让人叫来备有橡皮间和紧身衣的救护车。
我猛地抓起酒瓶，用颤抖的双手给自己斟满了杯子。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的。”当我喝完酒并重新抬起头来时，我的律师说。
“混蛋！”我边骂边考虑该如何理智地了结这一局面。谁要是骂他的律师为“混蛋”，他就应该顺理成章地把杯子扔到他身上，要么把他的电脑摔到立柜的镜子上，要么用尖尖的皮鞋跟踹他的“敏感部位”。
埃诺惊慌失措地在他的上衣口袋里翻了起来。他也许会掏出一支手枪来对准我……我的这一想法还没有结束，他就把一张纸条塞到我的面前。上面有一个八位数的电话号码，区号是汉堡。
“你可以在我这儿打电话，这是出版社的号码。你看，亲爱的，出版社叫新女性出版社，这名字对你很合适。”
“我才不想给这家该死的新女性出版社打电话，让他们把我的东西退回来呢！这是你的事，是挽回你职业信誉唯一可以补救的措施！要是你以后再把这些算到我账上，小心你的脑袋！”我冲他训斥道。
“我当然已经往那儿打过电话了。”埃诺说。
“结果呢？”
“他们想出版。”
“他们要出版？”
“是的，他们要出版！”
“你捉弄人！”
“不，是真的。他们要出版你的东西，只要你同意。”
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埃诺急忙给我斟满了杯子，我机械地抓起它，放到嘴边。我的律师把我停止破口大骂看作是我做出的一个友好姿态。我脑垂体里的姑娘们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一个个变得气喘吁吁。
埃诺抓住了这唯一的机会，活力又重新回到他的身上。
“我当然立即就同一位很亲切的……叫……嗯……”他在他的档案卡片里翻找着，“……叫浮士德博士的老先生草拟了一份临时合同。这位先生是主编，非常亲切，他建议把手稿送去付印。这位……嗯……浮士德博士先生自己已经看了手稿，他妻子也看了，他们都觉得很有意思。这位亲切的……博士说，这是一种非常新颖的女性文学。”埃诺额头上冒出了汗珠。
“浮士德？”我不知所措地问。
“是的，就叫浮士德。他很重视新的文学趋势。他说，妇女作品应与过去不同，要轻松活泼，不要那么严肃死板。严肃死板的作品已经充斥了整个市场。但是你的东西很有意思，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第一版出五万册。”
我大脑内部自由广场上一片寂静。
一只肥大的苍蝇在窗户上嗡嗡地叫着。
埃诺用充满期待的目光看着我。
五万册！我简直不敢相信。五万册呀，这不意味着将有五万个机灵的妇女要读我写的维克托·朗格和威廉·格罗斯克特尔的故事吗？
“不行，”我斩钉截铁地说，“这与别人无关。我要离婚，然后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我是为了这个才聘请你的。”
“可稿子还可以编辑加工呀！”埃诺说着，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到我的胳膊上。我用力推开了他。不要动我，你这个叛徒！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他们要下功夫把书中的名字全部缩写？就像报刊亭里出售的那些脏乎乎、皱巴巴的消遣书所做的那样？出身于K城、被人抛弃的母亲弗兰西丝卡·H讲述她同着名导演、出身于明斯特-布拉克罗的威尔·G的痛苦的婚姻故事。在封面照片上，我们的眼睛都用黑条条遮盖起来，孩子们哭叫着坐在肮脏的租房楼梯上？你为什么不马上同一家私人电视台联系一下呢？这样你就可以对着摄像机向我递上一束鲜花、唱《原谅我》的高调了！威尔·格罗斯就会从幕后走出，吻着我的面颊，泪流满面、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应该重归于好！而阿尔玛则坐在观众席上，捂着手绢嚎啕大哭！你一定为此拿了一大笔好处费吧？”
埃诺大惊失色。在他笨重的办公桌旁还从来没见过有人发这么大的火。不管怎么说，还从没见过有人向他这位性情温和的律师发过火！
太绝了，他的律师事务所终于有了一种气氛！
我觉得自己有些了不起。现在正是好机会，我可以借此机会把自己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大脑内部自由广场上的女权主义运动者热烈鼓掌，给予支持。
“要是你冷静下来，我就把编辑的建议告诉你。”埃诺冷静地说。
我决定冷静下来，我毕竟难以压抑我的好奇心。这位编辑的建议是什么呢？埃诺作为我的律师和经纪人对此又是如何反应的呢？
“我已经冷静下来了。他说什么了？”
“他想同你坐在一起商量商量。他说，凭你的天分和幽默感，你可以把这一素材写成一本很有意思的妇女小说。他说，这正好符合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
“他是这么说的？”我问道。
“是这么说的。他还说了些别的事情。”埃诺又翻弄起他随身携带的小纸条来。“嗯……同老师的那一章……我记不得在什么地方了。我想，是同某个舞蹈老师……”
很清楚，埃诺本人对我的东西只字未看。我清楚他指的是哪一章，太清楚了。
“是德语老师。”我说。
“对，他对德语老师的那一章最喜欢。”
“为什么？”
“谁知道？他自己会亲自讲给你听的！你最好给他打个电话。”
他又把那张纸条推到我面前。
这次我拿起了纸条。当埃诺把手放到我的手上时，我也握住了他的手。
一部小说！一部小说！
我要出小说了！
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
一种奇妙的、压倒一切的成功后的喜悦抓住了我。我脑垂体广场上的姑娘们从挂钩上扯下监狱的钥匙，为其他姐妹打开了牢房的大门。然后，她们欢呼着互相拥抱起来。
乌拉！乌拉！我们这些思想上受到压抑、作用得不到重视的低能儿终于走出了脑垂体这一小小的天地，要为改变社会政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视野太窄了，只是围着锅台打转，只知道洗晾衣服。可现在，我们要扩大视野，要写小说，而且是在两个孩子同时呆在家里的时候进行创作。那位绝顶聪明的退休老头弗里茨·费斯特对此会有什么高招呢？噢，他一定会说：为两个捣乱的小家伙装两部漂亮的微型游戏机，这简直易如反掌，用两个鞋盒子和四十四块同样大小的小石子就可以做成。然后，再给他们一些未经漂白的再生纸、无毒的彩笔、去了尖的回形针和几个娱乐题目，然后在“父亲”——以下称之为“提案反对人”——的办公室举行一个快乐的聚会。
这一要求不予同意，拒绝举行！
应该把两个可爱的小淘气鬼交给律师的母亲，她反正已经自讨苦吃，照顾过其中的一个了。
我觉得这个主意富有创造性。弗里茨·费斯特决不会想到这一主意的，是的，他不会想到的。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埃诺如释重负地对我笑了笑。
“咱们讲和吧？”
“讲和就讲和。”
“太好了！”我的律师说，并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埃诺？”
“什么事？”
“我还可以请求你做点事吗？”
“没问题。”
“请你的胡子重新长起来吧，我对它已经习惯了。”
三天后我登上了飞往汉堡的飞机。
这是一架很窄的小飞机，在冬季早晨的大风面前显得有点招架不住。另外，当飞行员拉起机头离开跑道的时候，没有人鼓掌，没有哪位空姐给我或其他什么人戴上一顶有趣的红色船形帽，也没有分发彩笔什么的。
我坐在座位上，夹在两个商人之问。他们既没有穿夏威夷的衬衣，也没有把啤酒瓶放到脖子上。不，完全相反，他们把一些似乎很重要的文件摊放在文件箱上，在里面饶有兴致地翻腾着。两位老兄顺手搅了搅他们半满的咖啡杯，对飞机猛烈的摇晃似乎毫无察觉。我悄悄地抓紧座位扶手，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口气，要是哈姆弗雷·博格或其他某个这种类型的年轻人在这儿，他现在一定会贴近我的耳朵，用动人心扉的浑厚嗓音对我说：“你感觉不舒服吗，宝贝？”然后一定会递给我一块手帕或一杯矿泉水。要是查尔斯·布鲁森在场，那就一定会递上一瓶烈性酒了。
坐在我旁边的两位商人可不是这样，他们对我的满头大汗和突然发出的祷告声丝毫不加理会。当我穿着认识埃诺·温克尔时穿的那身衣服从他们中间挤过时，他们除了随口道声“早安”算打招呼外就什么都不说了。既没有对我的漂亮衣服吹一声赞赏的口哨，也没有问我今天晚上打算在汉堡做什么。对此我感到异常惊讶。
就在大风稍稍减弱、飞机爬到一定高度以后，他们也没有让我有机会进行一次生动诙谐的交谈。比如：
“请允许在下作个自我介绍。我是比约尔·恩霍尔姆，退休政治家。我现在乘飞机去钓鱼。”
“认识您很高兴。我叫赫尔，是作家。我同出版社约了日期，去谈小说校样的事。”
甚至当空姐走过来问我们还想喝点什么时，这两位老兄也没有趁机递给我一小瓶香槟。这着实令人遗憾，因为我曾想像着，我们一定是唱着歌、摇头晃脑地在汉堡着陆，然后在提行李处大家热烈拥抱，交换地址，依依不舍地告别。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正焦急地等在玻璃门后面的出版社代表团的眼前，为首的是那位动人的浮士德博士先生和他的夫人及母亲。编辑、女秘书、司机和行李员列队站在后面……
我们着陆时天气刚刚放晴。
我胃里有一点儿不舒服的感觉。我的大衣从飞机行李箱里往下掉，快要落到地上的时候，有人将其接住递给了我。
“是您的大衣吗？”
“是我的。”
我看了一眼递大衣的人，脑子里迅速闪过一个念头，他是不是对我这个作家以及去编辑部的事感兴趣呢？可他已经转过身，又埋头读他的报纸去了。
这就是我的经历。
我目睹了有钱人乘飞机的情况。连极为普通的商人在飞机上都衣冠楚楚，目不斜视，或把脑袋扎在报纸里。谁要是转身对人笑一笑，就准会露出他那皱巴巴、脏兮兮的脊背。
我把地址告诉了出租车司机。他微微点点头，也没有问：“您是作家吗？您叫什么名字？叫赫尔？听起来像‘先生’那样的称呼！这很好记！我要把这个名字讲给我老婆听听！”或者诸如此类的话，而是绷着脸驶进清晨上班的车流中去了。
出版社大楼位于普拉哈特大街，就在阿尔斯特湖对面。
我昂首挺胸地走进前厅。喂，女士们，先生们，我来了。脑垂体里的姑娘们不得不留在门外。可她们挤在入口处，示威性地举着拳头，祝我成功。但愿她们可别挤破玻璃。
在一间玻璃房里坐着一位保养有方的女士。她看到我后，把身体往前倾了倾，对着装在玻璃后面的话筒问道：“您有何贵干？”
我故意先不回答，以一种期待喝彩的表情向正在把鼻子贴在玻璃门上的“战友们”望去，然后语出惊人：“弗兰西丝卡·赫尔。”
这下好了，她一定会跳起来，赶紧系上上衣扣，从洗手盆里拿出一束鲜花，跑出玻璃房，再三向我道歉，并发誓说，她没有马上认出我，然后带我去领导的房问。
然而我期待的事没有发生。女士用疑问的目光看了看我，然后又俯下身子说出了下面的话：
“这儿没有这个人。”
“是没有，”我抬高嗓门冲着玻璃说，“因为我本人就是！”
我又用期待喝彩的表情向门外的姑娘们望去。她们赞赏地向我点点头，并做了一个威胁的表情，意思是鼓励我不要被人吓唬住。
“噢，是这么回事。”那位女士说，然后又重新凑到话筒上问，“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是浮士德博士约我来的。”我向这位不知情的可怜的看门女士解释道。她似乎还不明白，她所在出版社的老板请来的可是一位社会知名人士。
“浮士德博士先生正在度假。”这位女士对着话筒说。
说完，她就算交差了，又重新用北德人所特有的镇静忙着她的私活，即擦她的眼镜片去了。
“我把我的书稿交了。”我喊道，真想用拳头去砸那面玻璃墙，可那竖眉下逼人的目光使我放弃了这一念头。
“很多人都交了。”她冷冷地说，不想再听我继续解释。
“浮士德博士看了书稿！他想出版！”
该死的！我还要更严厉地训斥她吗？外面的姑娘们从口袋里掏出了防身喷雾器，想穿过门口递给我，以助我一臂之力。
“我早晨六点就把两个孩子托给朋友照顾了，我这样做该不是为了踏进你们宫殿的大门就打道回府吧？”我冲着这位女士所在的玻璃宫殿的窗口喊道，“您以为我是来消遣的吗？”
这句话起作用了。那位女士赏脸地按了按蜂鸣器，通往玻璃房的门打开了。
“请问您贵姓？”
“我过去、现在、将来都叫赫尔。”哼，你这愚蠢的臭看门婆娘，我要对你采取更加严厉的态度才行。
那位女士拿起楼内电话，用装腔作势的标准话说道：“是安妮格蕾特吗？一位赫尔（咳嗽，故意停顿）女士（故意停顿）同你们约好时间了吗？”
再次故意停顿，然后她放下了话筒。
安妮格蕾特显然是高兴地予以证实了，因为这位女士没有进一步刁难就让我继续往前走。她指了指通道尽头的电梯说：“在第六层！”
“多谢了。”说完，我拔腿就走，去见某个叫什么安妮格蕾特的。她一定正高兴地站在电梯门口迎候着我呢。
可楼上空无一人。
二十个房间都是大门紧闭。
“安妮格蕾特？”我压低了嗓门喊道。
没有动静。我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重新下楼，再次隔着玻璃训斥那个臭看门婆娘，用更严厉的语气责问她：“谁负责接待我？在哪个房间？我同你讲话时你要站起来！你难道不知道你在同谁说话吗？”
要么继续站在这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压低嗓门到处喊“安妮格蕾特”，希望安妮格蕾特突然带着幸灾乐祸的笑声从墙后面跳出来。
要么就挨个儿敲门，口中喊道“刑事警察”，然后叫众人大吃一惊，再喊道：“所有叫安妮格蕾特的都给我站出来，站到墙根旁！”
弗里茨·费斯特对这一难题没有提供什么答案。于是，我向第一个门走去。可这门上挂着女厕所的牌子，一位打扮入时的女秘书站在里面，正在给咖啡机加水。
“您好。”我说，“您是安妮格蕾特吗？”
“正是。”这位笑嘻嘻的女秘书出乎我意料地说道，“您是弗兰西丝卡？我正在为我们煮咖啡呢。”
“您可真好，”我说，“我确实想喝咖啡了。”
好极了，这一道障碍终于跨过来了。要想成就大事可能就得这么紧张！可也许我自己觉得是这样。整整五年了，我还像个孩子一样在地上爬行，没有受过训练，连直立行走和同成年人谈话都觉得生疏了。
我们两个边走边亲切地聊着，她一会儿问：“您今天刚从科隆来的吗？旅行愉快吗？不愉快？为什么？”一会儿又说：“汉堡的天气总是这么糟糕。”就这样，我们不知不觉来到了她的办公室。她给我拿了把椅子，坐到我身边，摆出一副想继续聊天的架势。在这座大楼里，似乎普遍用“您”称呼，可同时又都喜欢直呼其名，就像电视剧《达拉斯》、《丹佛》和《新泽西》中所惯用的那样。比如：
“戴西，您怎么喝咖啡？加糖吗？”
“谢谢，麦尔特瑞德。您今天穿了一件很迷人的衬衣，这可以遮盖您脖子上的皱纹。”
“噢，这件衬衣是在马克西姆商店发现的。那里也有一些特大号时髦货，您一定可以找到适合您穿的。也来点奶吗，戴西？”
“好吧，谢谢。”
趁酷爱聊天的安妮格蕾特还没有问我要不要也给咖啡撒点盐或胡椒面、我是在哪儿弄到的这套正好遮住腰身的衣服的，我就先发制人，赶紧向她提出一个好奇的问题：
“浮士德博士先生不在吗？”
“不清楚，”安妮格蕾特亲切地说，“我在这儿只管朗格博士负责的审校部的事务。”
“噢，是这样！”我说。看她不打算谈论我所提出的话题，我又说：“也许这位先生在办公室吧？”
“到现在还没有来。”安妮格蕾特说，“本来他早该来的。我想他是开车去机场了，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并不怎么准时。”她狡黠地笑了笑。“汉堡有点儿冷，是吗？”这个安妮格蕾特本来还是个很不错的伙伴，可她对我内心的痛苦一点儿也不清楚。哎，我那两个孩子此刻正在做什么呢？他们从清晨六点就呆在阿尔玛·玛蒂尔那里了。他们完全是睡眼惺忪、摇摇晃晃地走进她家的。
是埃诺用车送我去机场的。当然，他作为律师……不，也可以说既作为老朋友又作为新朋友，应该将功补过。要是我知道坐哪次航班返回，应该打电话告诉他。我本来打算马上就回到他们身边，这就意味着我将永远回到我那当家庭主妇的生活中，反正这儿也没人想见我。我飞到这儿来可不是为了同安妮格蕾特一起喝咖啡、聊大天的！
“我可以打个电话吗？”
“当然可以，”安妮格蕾特说，“您先拨个0。”
我拨了0，然后拨了科隆的区号，又拨了阿尔玛·玛蒂尔家的号码。
要是我在电话里听到孩子的哭叫我就马上叫出租车。我的一只脚已经跨到了外面。
隔壁房间传来了响声。
电话在阿尔玛·玛蒂尔家嘟——嘟地响着。
“我想朗格博士先生回来了。”安妮格蕾特说，同时打开了通往隔壁的门，往里瞧了瞧。
“温克尔。”埃诺的母亲说道。我紧张地听着，但并没有听到孩子们的喊叫声。
“是我，弗兰西丝卡。”我说，尽管我的注意力根本不能集中。
“朗格先生，赫尔女士已经来了。”安妮格蕾特在隔壁房间里对她的上司说。
“您好，弗兰西丝卡！”阿尔玛·玛蒂尔高兴地说，“到汉堡很顺利吧？”
“请她进来，”朗格先生说，“我在机场没有接到她。”
“很顺利。”我对着话筒说，“我只想问问，孩子们怎么样？”
“好极了。”阿尔玛·玛蒂尔说。同时安妮格蕾特对朗格说：“她正在打电话呢。”
这时，门开了。朗格先生亲自出现在安妮格蕾特的办公室里。这是一位五十出头的先生，穿着没有熨烫的带皱褶的西服。我的目光自动地射向他的裤脚。
上面没有自行车夹子。
“您怎么样？”阿尔玛·玛蒂尔高兴地问。
“我也不知道。”我傻愣愣地说道，让话筒垂了下来。
我呆呆地看着朗格先生。
现实中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这不可能是真的吧。
“喂，弗兰西丝卡，”阿尔玛·玛蒂尔在话筒里喊道，“您还在听电话吗？”
“是的，”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在听。”
“弗兰西丝卡，”朗格先生说着，眼睛直盯着我，我觉得我的两个膝盖都快要裂开了。
“太好了，您终于来了。”
我慢慢地放下了话筒。
我和编辑面对面坐着。书稿摊在桌子上，只是装装样子而已。安妮格蕾特发现我们早就认识，她于是非常知趣地悄然退了出去。就像埃诺的秘书毕阿特一样，她也不叫接电话，不让人打扰。
“您的情况我就不用问了。”维克托说。他那沙哑的声音直到今天还像从前一样，一听到它，我就酥软了。“我了解您的一切。”
“是的。”我回答说。我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对，他是了解我的一切！因为他看了写我生活的那三百页书稿！
“真叫人想不到。”我说，我对自己说的话也感到有些奇怪。“你……您是从哪里知道的？”
“要是您不反对，我们还是用‘你’称呼吧。”维克托亲切地说，“用‘您’称呼我的弗兰西丝卡我确实很难张口。”
一听到他说“我的弗兰西丝卡”，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天哪，这句话出自他之口是多么叫人心醉呀！（要是埃诺这么说，我就感到非常难受！我会马上指出，我们只是一种工作关系，而不是某种占有关系，还是用那种晦涩难懂的公文德语表达为好。）
“那就用‘你’吧。”我说，并轻轻地咳嗽了几声。
“我记得很清楚，”维克托微笑着，“最先给我寄东西的那位没有署名的女士叫……我想她叫……”他翻了翻便条。
“叫温克尔，”我说，“阿尔玛·温克尔。”
“……她信上说，她寄上她……她是这么写的来着……也许是这样的，希望如此……寄上她未来的……迷人的、尽管有点儿邋遢的……儿媳妇未曾发表的作品……她正在我儿子（我们城市最好的打离婚官司的律师，已经使九百件离婚官司协议离婚）的帮助下，和着名的电影导演（他正在拍电视连续剧，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打离婚官司……老太太写得有点儿紊乱，可这封信很有意思！”
“有关儿媳的叙述纯属瞎扯。”我赶紧说。我要不要大吼一声“维克托，我现在是自由身”呢？
“这位女士显然觉得很为难，因为作者本人根本不知道稿件已经转给了第三者。我同她通过几次电话，她谈起你那可真是兴高采烈……”
维克托注视着我，我的膝盖都颤抖起来。
我的天啊，维克托，不要这样看着我！我会越过桌子扑到你那没有自行车夹子的皱西服上的！
“你什么时候知道就是我呢？”我用沙哑的声音问。
“读到第三页就知道了，”维克托说，“你的写作手法与众不同。”
我注视着他。他还是那个长者，我觉得自己好像正坐在课桌旁，他正要求我朗诵一段歌德的《浮士德》。
我的心中升腾起一股渴求的欲望。
“至少写维克托·朗格的那部分是这样的。”我说。说完后又有些后悔。
“是的，”维克托说，“至少那部分是这样的。”他抓起我那放在书稿上冰冷而潮湿的手，那轻轻的一握叫人神魂颠倒……
我一下子又有了当年上舞蹈课时的感觉，感觉到了维克托那双大手的力量和温暖。那时候我才十四岁，而今天却是三十四岁。天哪，我已经三十四岁了！
我突然醒悟过来，我已不是他的学生了。当他同我说话时，我不必脸红，不必结结巴巴，不必吞吞吐吐，不必沉默不语，不必沉湎于幻想，不必费心猜测他对我有什么样的感情了。
我终于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了。
我可以把这只美好的手拿起来，贴到我的脸上，闭上眼睛，吮吸上面的阵阵香气。
我可以做这一切了。
不会遭到他笑话吧？要是他不想这样，他会把手抽回去的。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保持正经。
可是他也想这样。
我们都在这样想：我们可以这样做，两个人都有这种欲望。
在这个世界上，现在不会有人闯进来，拉开我的手，用粗暴的语言把我们逐出门外的。
我们互相注视着对方。
他老了一些，头发有些灰白了，皮肤也有了皱纹，手也粗糙了。可他始终是我心目中的老维克托，不管他是三十五岁还是五十五岁。他当时有什么感觉呢？
为什么不直接问问他呢？
“你那时候有什么感觉？”我问道。
提这个问题我不再感到难为情了。我知道他会对我说实话的。我知道他不会笑话我的。他没有任何理由笑话我。
“我那时候就非常非常地喜欢你，”维克托说，“可是我不能在你面前有任何表现。”
“你不能，”我说，“当然不能。”
“我认识你时你才十四岁。”维克托说。
“你那时才三十四岁。”
“你现在也三十四岁了。”维克托说。
“是的。”我说。
“我的天，”维克托说，“真是难以想像，时间过得太快了。从你身上可以看到这一点，当年的小鸭已经变成天鹅了。”
“你是说丑小鸭变成丑天鹅了吧？”
维克托笑了。“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你可是没有多大变化。”
“不能这么说，”他说，“从年轻的天鹅变成老天鹅了。”
“变成灰天鹅了，”我说，“可不是老天鹅。”
我们互相注视着对方。
书稿上发出沙沙的响声，我真担心会冒出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