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辞对我来说，听故事从来不仅仅是一种消遣。我相信那是我们获得知识的一种主要途径。所以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为什么以应该算是世界上最老的和我们从童年以来最早记得的一句老生常谈来开始我的这次演讲：“……在从前某个时候……”
“在从前某个时候有一个老妇。她是盲人却很有智慧。”或许是个老头？也许是个巫师什么的。或者是哄孩子的教师。这个故事或与之非常类似的故事，我在好几种不同文化的古老传说中都听到过。
“从前某个时候有个老妇。她是盲人却很有智慧。”
在我用的这种说法里，我知道这个老妇是个奴隶的女儿，黑人，美国人，独自一人住在镇外一座小房里。她的智慧远近闻名，毫无疑问没人可与之伦比的。在群众当中她代表着法律又是超越于法律之上的主宰。人们对她的尊重与敬畏不限于她的近邻，可以涉及很远的地区，一直传到一向取笑农村中所谓先知者的智慧的城市里去。
有一天一伙似乎想要揭穿其实她并没有什么过人的洞察力、使他们认为她的智慧其实是骗人的这种看法得到证实的年轻人访问了这个妇人。他们的计划很简单：他们想走进她的住所问一个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关系到她和他们的一点差异，一种他们认为是无法克服的差异：即她是盲人。于是他们站在她的面前，由他们当中的一个人问道：
“老妇人，我手里握着一只鸟。告诉我它是活的还是死的。”
她没有回答。那人又重复问了一次。“我手里握着的鸟是活的还是死的？”
她仍然没有回答。她是个盲人，看不见来访的那些人，更不用说他们手里握着什么了。她弄不清他们的肤色、性别以及国别。她只知道他们的动机。
那老妇人静默了那么长的时间，那些年轻人要忍不住笑了。
最后她说话了。她的声音是柔和而坚定的。“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你们握着的鸟是死的还是活的，但是我知道的是它在你们手里握着。它在你们手里握着。”
她的回答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它是死的，不是在你发现它时它就是死的，就是你们把它杀死了。如果它是活的，你们是仍然可以杀死它的。它能否活下去全在于你们。无论是哪种情况，全是要由你们负责的。
在把他们的力量和她的无助展示出来的时候，这些来访的年轻人受到了谴责。他们被告知，他们不仅要为他们捉弄人的行为负责，而且还要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被牺牲的小生命负责。于是盲妇便把注意的焦点从显示力量转移到展示这种力量的那个工具上了。
一直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是去思考被人握在手里的那只鸟（除去它那脆弱的身躯之外）象征着什么。特别是现在，我一直在思考着把我带到这种场合来的我的工作。我愿把那只鸟看成是语言，把那妇人看成是一个从事写作的作家。她关心着在她梦想中使用的、在她出生时就赋予她的语言是如何被人使用的，如何发挥作用的，甚至如何为了某些恶毒目的而禁止她使用的。作为一个作家，她把语言看成是一种体系，部分地看成是一种被人们掌握着的有生命的东西，但更多的时候看成是一种作为，一种会造成后果的行为。所以孩子们对她提出的那个问题“是活的还是死的？”并不是不真实的，因为她把语言看成是容易死掉、磨灭的；它肯定是处于危险境地，只能通过坚强意志才能得到挽救。她相信如果握在她的来访者们手里的鸟已死掉，那些人还是要为它的尸体负责任。对她来说死去的语言不仅是没人说、没人写它了，还是一种欣赏它自身的苍白、没有生命力却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表述方式。像统治者一样，仍在审视着别人。它无情地执行着警察任务，除去着迷似的让自己的自我欣赏自由驰骋之外，除去维护自己的唯我独尊之外，别无其他愿望和目的。它虽然已死亡，却并非不起作用，因为它在起劲地扼杀才智、泯灭良知、遏制人的潜能的发挥。不能接受别人的诘难，它无法产生或容纳新的思想，不能产生其他构想，讲另外一个故事，避免万马齐喑的局面。官方的语言铸成以造就愚民，特权的保留是一种磨得锃亮的盔甲，是很久前就离去了的武士的空壳。但它在那里，木然、肃然、令人感伤，赚得小学生们的崇敬，给暴君们以庇护，给公众以平稳、和谐的假象。
她深信当一种语言死去，由于不慎，不使用，不在意，缺乏对它的重视，或被明令扼杀，不仅它自己，而且一切使用过它、创造过它的人都要对它的死亡负责。在她的国度里，孩子们曾经咬断他们的舌头，以枪弹来代替和填补那无言的空虚、那已被摧残和正在被摧残的语言，来代替被成年人所完全放弃的用以探索意义、提供指导、表达爱情的语言。但她知道断舌自杀不仅是孩子们的选择。那在一些幼稚的国家领导人和权钱交易的商人们当中也是常见的。他们的空洞言词使他们已无缘触及自己剩余的人性直觉，因为他们只和服从他们的人讲话，或只是为使人服从他们而讲话。
对语言系统的掠夺可以从使用它的人的那种把它的细腻、复杂和接生员似的品格抛弃，而代之以威胁与压服的口气中看出来。压制性的语言不仅代表着暴力，它就是暴力；不仅代表着知识的局限，它制约了知识。无论它是一种苍白的官方语言或是愚蠢的宣传中介的虚假语言；无论它是研究院的傲慢而僵化的语言或是科学被商品操纵的语言；无论它是不道德立法的恶毒语言或是为歧视少数民族、掩盖其文学上的种族主义掠夺而设计的语言———都必须予以拒绝、改正和揭露。那是一种喝人血、舐人伤口的语言；它不顾一切地向最底层、向最低下的头脑滑去时，却把它的法西斯长靴隐藏在尊严和爱国心的石榴裙下。大男子主义、种族主义和一神论的宗教语言———都是统治者警察语言的典型———都不，也不可能允许新思想存在或对思想的相互沟通加以鼓励。
那老妇人深知知识贩子或贪得无厌的独裁者、受雇佣的政客和说客、虚伪的新闻记者都不会为她的想法所打动。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使公民主动和被动地武装起来，在市场、法庭、邮局、游戏场所、卧室和大街之上杀人和被人杀害的煽动性语言；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激动人心的、纪念性的语言以掩盖无谓的死亡的可悲和无奈。将来会有更多的外交辞令来纵容强奸、酷刑和暗杀。现在有、将来还会发明更多诱人堕落的、变态的语言以残害妇女，像对待任人宰割的鹅一样往她们嘴里填上她们自己难以启齿的秽语。将来会有更多监视百姓的语言伪装成是在进行考察；更多政治学和历史书的语言设想出来，目的在于使千百万百姓的苦难无由表述；更多光彩的语言设计出来，为了挑拨那些不满和孤苦的人们去侵犯他们的邻人；更多傲慢和假实验主义的语言设计出来，为了把富有创造力的人封锁在庸俗和绝望的牢笼里。
在那表面文雅、光彩和具有一定学术品位的语言下面，无论它是多么感人和诱人，藏在其肌体内的心房却正在衰竭，或许已经不再跳动了———如果那只鸟已经死掉了的话。
她曾经想到过任何学科如果不曾一定要或被迫去为陈述和辩护天下一统的思想而浪费时间和生命，这些学科的学术史将会是什么模样———排除一切的极端有害的宣讲对排他者和被排斥者双方来说都一样堵塞了理性认识的通道。
一般对巴别塔故事①的理解是它的垮掉是不幸的。都认为那塔的垮掉是语言混杂、言语不通造成的。如果有了统一的语言，便能使建造通天塔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天堂便可达到了。是谁的天堂呢？她在想。什么样子的天堂呢？现在到达天国可能是还早了些，如果没有人能有时间了解其他语言、其他观点和其他故事的话。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些，他们幻想的天堂可能就在他们的脚下。这很复杂，很难做到。是的。但那却是一幅活人的天堂景象，不是一个死后的天堂。
她不愿给她那些年轻的来访者留下语言仅仅是为了存活而存活的印象。语言的生命力在于它具有描写讲它、读它、写它的人的实际的、想象的、可能的生活的能力。虽然它有时把人类的经验转移了，但却并不代替经验。它会转移到可能存在着某种意义的地方去。当一位美国总统想到他的国家已成为一片墓地时，他说：“世界不会对我们说什么多么关注，也不会长久记住。但它却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这里干了什么。”①他这些简单的话的与世长存品质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些话没有忽略掉六十万人死于灾难性的种族战争这一现实的重大意义。拒绝用纪念碑式的语言，不屑作“结论”和精确的“总结”，承认“无力对现实作任何增减”，他的这些话表明对其所哀悼的人的不屈不挠的生命的尊重。是这种尊重感动了她，使她认识到语言永远无法彻底地与生活看齐。它也不该那样。语言永远无法把奴隶制、种族灭绝和战争杜绝。它也不该变得那样自负。它的力量、妙用就存在于它试图表达那些无法以言语表达的东西的探索之中。
无论它是堂皇还是纤巧，隐晦式还是爆发式的，或者是拒绝去推崇什么；无论是开怀大笑还是无言的啜泣；那筛选出来的词句或宁可保持的沉默，一切未受摧残的语言却涌向知识而不是它的毁灭。但是谁又不清楚文字会由于提出诘难而被查禁，由于提出批评而被攻讦，由于与众不同而被抹杀呢？又有多少人被自毁语言的想法所激怒呢？
文字工作是高尚的，她想，因为它具有生命力；它能创造出新意，以维护我们人类不同于其他生命的那种差异。
我们会死。那可能就是生的意义。但我们会做语言工作。那可能就是衡量我们生命价值的尺度。
“在从前某个时候……”来访者们对一个老妇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是什么人，那些孩子？他们如何理解那次相逢？他们从那最后的话中听到了什么？那只鸟“在你们手里握着”。那是一句表示可能性的话还是一句关上门的话？也许孩子们听到的是：“那不是我的问题。我是个老人、妇人、黑人、盲人。我现在的智慧仅在于我知道我帮不了你们。语言的未来属于你们。”
他们站在那里。假设他们手里什么都没有。假设那次访问只是个诡计，一个想让她和他们说话的花招，但却像从未有过那样被认真地对待了。而那仅是一次干预、打扰成年人世界的机会，仅是打扰、议论成年人的那种罪恶生活气氛的一次机会。它涉及一些紧急问题，包括他们提的那个问题：“我们握着的这只鸟是活的还是死的？”也许这个问题的意思是：“有谁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并不是什么花招；不是瞎胡闹。是值得一个有智慧的人注意的直截了当的问题。值得一个老人注意的问题。如果这曾经过生死考验的老人、智者也不能描述清楚，还有谁能呢？
她没有；她守着秘密，守着她的自负，她那格言式的语气，她的不置可否的语言技巧。她维持着与来访者的距离，强调这种距离，退进自己的既世故又独享的空间之中，与世隔绝。
在把问题转变了之后她立即沉默起来。那沉默很深沉，比她说的那些话的可能有的意义还深沉。这沉默在颤抖，孩子们感到不快，便当场想出一些话来填充这沉寂。
他们问她：“难道你没有什么话对我们说说，帮助我们了解你的失败经历吗？你刚才给我们的教育根本不是什么教育，因为我们对你所做的和你所说的同样注意着，看到了你在慷慨和智慧之间所设置的一道屏障。”我们手里没有什么鸟，不论是活的还是死的。我们只有你和我们的重要问题。我们手里没有什么东西是不是便使你不愿去思索，甚至去猜一猜呢？难道你不记得当你年轻时语言像是没有意义的魔术的那个时候吗？在那个你能说一些话却说不清它们的意思的时候？在幻想去看那看不见的东西的时候？在问题成堆和寻求答案使你心急如焚的时候？
“我们是否一定要像你已斗过并斗败了的男女斗士一样来开始理解一切，使我们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你刚才所设想存在的什么东西呢？你的回答很巧妙，但这种取巧回答使得我们难为情，也应使你觉得难为情。你的回答的自我陶醉味道是不体面的。如果我们手里没有什么东西，你的话就像是为电视节目写的废话般的台词。”你为什么不伸出手，用你柔软的手指触摸我们一下。慢些说那带刺的话，那教训人的话，先了解一下我们是谁。你是不是那么藐视我们的花招，我们的伎俩，因而使你不能察觉我们是因要引起你的注意而迷惘着？我们年轻，不成熟。我们一直听着让我们要负责任的话。在世界变得成为一场灾难时那会意味着什么呢？就像一位诗人说的，’没有什么可揭露的了，因为一切已经是赤裸裸的‘。我们所继承的局面是难以接受的。你要我们也变成只看见残酷和庸俗、像你一样长着一双瞎眼的老人吗？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傻，一次又一次地为虚伪的什么国家地位而假装着信誓旦旦吗？当我们陷入你们遗下的毒素笼罩的氛围之中时，你又有什么权力向我们谈责任呢？
“你把我们看成是微不足道的，把没有握在我们手中的小鸟看成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生命难道没有来龙去脉可言吗？没有歌曲、没有文学、没有充满滋养的诗句，没有你可以传给我们、帮助我们有一个强壮的开始的、和经验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吗？你是个成年人、老人、智者。不要再考虑避免丢脸的事。考虑一下我们今后的生活，给我们讲讲你那特殊的与众不同的世界吧。编一个故事。故事是根本性的，在创造它的时候也创造了我们。如果你的企图超过了你所把握的，我们不会责难你；如果爱的火花燃着了你的话，使之在火焰中化为灰烬，或者，如果你的话，像外科医生的手那样严谨，只缝合那些可能出血的地方，我们不会责难你。我们知道你永远也不会一劳永逸地做得正好。光有热情永远是不够的；光靠技巧也不行。但是试试吧。为了我们，也为了你，忘掉你在一般人当中的名声吧；告诉我们世界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在那些黑暗的地方怎样，在光明之中又如何。不用告诉我们相信什么，恐惧什么。指给我们看信仰的宽阔衣裙以及要把恐惧织成的大网拆散时那关键的线头在什么地方。你，老妇人，由于目盲，可以说单靠语言来表达的那种话，可以教我们不用真正看到就能看明白的办法。语言本身可以帮我们克服对那些无名的事物的恐惧，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坐禅式的领悟。”告诉我们做一个女人是如何的，我们便可知道做一名男人是如何的，什么是在边缘活动着的。在这里没有一个家将会如何，把你从你熟悉的人身旁弄走，住到无法和你做伴的镇子边缘去又会如何。
“请对我们说说船队如何在复活节离开了海岸线，成为弃置在一块田地上的胎盘。请对我们说说那辆装满奴隶的马车，他们的歌声轻柔得和正在飘落的雪花难以分辨，对我们说说他们如何从挨得最近的一个肩头弓起的姿态知道了下一站将是他们最后一站。他们如何想到热气又想到太阳。他们如何抬起脸，像是在这儿等人带去。转身，像是在这儿等人带去。车在一个旅店门口停住。赶车人和副手提着灯走进去。马粪热乎乎地掉在它蹄下的雪地里，那咝咝声被融化，使那些已冻僵的奴隶们感到十分妒忌。旅店门开了；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闪开那道射出的光线。他们爬上马车。男孩三年以后会拥有一把枪，但现在他提着一盏灯和一罐热橙汁。他们依次传着喝。女孩给他们吃面包和一片片的肉，凝视了一眼她送给吃的那些人的眼神。男的给一口吃，女的给两口吃。一人看一眼。他们也看了她一眼。下一站将是最后一站。但不是这一站。这一站是温暖的。”
孩子们讲完，室内又沉寂下来，一直到那妇人又开口讲话了。
“终于，”她说，“现在我信任你们了。我信任你们和那没有握在你们手中的鸟，因为你们真的捉到了它。你们看。有多美好，我们做的这件事———我们共同做的这件事。”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答谢辞陛下、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当我走进这间大厅时我的脑子里萦回着那些在我之前走进这里的人士的身影。我能和那些桂冠文人为伍使我感到畏怯和欢悦，因为在那个行列中的一些名家的力作曾把整个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他们那挥洒自如与别具风格的笔触，以其真知灼见之清晰和勇气使我有时感动得为之心碎。他们在写作中所显示的惊人才华对我又是挑战、又是培育。我对他们的感激正如我对瑞典学院把我挑选出来参加到这显赫的行列中来的深切感激正好相似。
早在十月间，一位艺术界的朋友给我一个留言，被我储存在留言机里好几个星期。我不时反复把它重放，只是为了再聆听一次她由于高兴而有些颤抖的音调和那道出真情的语句：“你获得的大奖也是我们大家的；你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她在这句话里流露的大功告成的欢悦和崇高的信任代替我纪念了这难忘的今日。
但当我离开这间大厅时，我将带着比我走进时更为新鲜、更加高兴的心情，那是一种将与今后的桂冠才人站在同一行列的欢悦心情。甚至就在我讲话的此刻，他们正在挖掘、筛选、润色着他们的作品语言，以便来照亮我们这里谁都还未曾梦想到的世界。但是，不管在他们当中有谁能获得这个圣殿中的一个席位，这个作家群将会越聚越多则是肯定无疑的。他们的声音将会道出已逝和未来的种种文明；他们站在高高的悬崖上所作的幻想的凝视将会吸引住我们大家的目光；而他们将目不转睛、决不回避。
因此，我是在牢记我们前辈的才华、我的姐妹们的祝福并在迎接着未来的作家的出现的心情中接受瑞典学院赋予我的荣誉的，并请诸位和我来同享这光彩的一刻。
托妮莫里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