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旨讯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
一、曾静等人各处行走，纠合叛逆之人的缘由如何？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着逆书《知新录》内云”敬卿、景叔西游，似亦不轻。那年二月初二日五星朕珠，日月合璧。某等七月初即有是行。天上这个朕兆不应则已，若应此事，必落于我辈之手。纵不能成于我手，亦必是我家眷属敬卿、景叔之手“等语。敬卿是张熙，所谓景叔又是何人？据你前次供云：”胸中原无确见，但传闻讹言，妄生疑惑，因而遣徒上书“等语。今据书中所云，是年七月，即有是行。是你于雍正三年已令张熙等各处行走，纠合叛逆之人，至六年方于岳钟琪处上书。你平日自命以为上应联珠合璧之祥，且云：此事必落于我辈之手，则是久蓄异谋，处心积虑要叛逆。你将三年七月以后差张熙等在何处行走，纠合何人，并所谓眷属，共有多少？景叔是何姓名，他又行住何处？逐一据实供来。
曾静供：西游的话，是雍正三年事，当时并有别意。因弥天重犯所住的地最狭僻，在山谷中，左右方圆十余里，尽是耕户山农，并没有个读书识字的人相接。弥天重犯的父亲在日，曾尝有个迁居的志，而不能得遂。复因近来人多田贵，家事单寒，转移不得。后得学徒张熙、廖易在门往来，居宿安顿不得。而张熙、廖易家事亦贫寒，因见这些去四川的传来，以为四川田贱，乃与张熙、廖易商量，思欲去四川寻采个安静的所在，以为搬家安耕之计。且与张熙、廖易同往，并可以遂其读书之志。于是打叠去四川之行。于七月二十五日起身。搭船到长沙上岸，因到长沙城中走一回。盖弥天重犯从未出门，只因考试到过郴州，余并未曾走动。不意到长沙竟看见有一告示，上有”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话。彼时大喜，以为有好世界来，毕竟会复井田封建，复井田封建，毕竟要用人，到那会用人时，我辈的行藏就不可得知。且既有井田则到处可以安身，又何必搬家带属，走四川做甚？于是去四川志遂灰了，就要转身来。那时并没有一点别样志向，惟有心中打量，要来京城上书献策，再三不决者，苦为匪类一篇说话在胸中狐疑，乃转身到长沙岳麓山一看。由是往湘潭一路回来，并没有会着别样人物，说一句异话，到九月初三日归家。唯回来有两年，见得这两年的收成不好，接年水荒，米贵，谷贵，百姓艰难，逃荒避水的多，乃翻疑此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兆，恐另有别应，加以传闻日密，皆与前匪类之说相印证，于是狂悖有是话。盖此话是雍正五年冬说的，乃追忆雍正三年事，一前一后，前面的志向，与后面所见大不相贴。其实并没有到别处，并未曾会半个人。所谓西游者亦是因去四川西蜀取名。景叔即今在案解到之廖易。所谓眷属，即指张熙、廖易言。除此之外，并没有别人。总之，弥天重犯狂举的心肝肺腑，一丝一毫，点点滴滴，尽载于《知几录》、《知新录》。此两本书，虽有两个名号，确不是立意着作的书、装点的话。《知新录》乃是仿张横渠先生”心有开明，即便札记“之说。随每日所知所见，不论精粗是非，写放于此，以便自家翻阅。考其所学之得失议论，固未曾斟酌，文法亦未曾修饰，原是随便写出的口语。《知几录》不过写出叮咛张熙的话，明说与他，恐左右人听闻，且虑他未必记得，因写于纸上，到写得多了，遂取个名号，此是暗地递与他的话。今二书俱已搜获，进呈御览矣。弥天重犯当年情事何处掩藏？况皇上圣明天纵，明睿所照，丝毫尽露，并不能掩。且弥天重犯一路感戴皇恩如此高厚，自计虽粉骨碎身，亦莫能仰报万一，到此又何忍隐？
二、大清国里考生增多，如何说是文人趋下，无耻奔竞呢？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着逆书《知新录》内云”永兴童生应县试者二千四五百人，应道试者有二千人，何曾是今文风极盛，盖缘风俗日趋日下，无耻的多，所以奔竞成习“等语。从来以人材之众多，征国家培养教育之功。是以《兔》之诗，言化行俗美，贤才众多，未闻以人文日盛为风俗趋下者。且士人求名进取，有志观光，亦其本分当然。今曾静谓为无耻奔竞。试问曾静，伊既以应试为无耻，则自己不该应试，何以从前名列青衿？考试多年，及考居劣等，方不出来应试。曾静自问，为有耻安静之人乎？为无耻奔竞之人乎？着伊自评品。
曾静供：这种狂悖说话，大病总坐于看轻举子，所以颠倒悖谬，竟至于此。当年之意，盖谓国家隆重师儒，养育人材，开此科举，以为士子荣进之阶，典至重大。读书均当仰体朝廷之意。亦须看此为至尊至贵之路，必敦行励节，有廉有耻，经义明晓，文理通达，然后从此应试上进，方不负朝廷取士之意。若文理全未通，经义全未解，行谊毫不加修，而唯日以应举应试为荣。岂不是以至重至贵之路，而反为争名夺利之场！所以狂悖，遂有此说。岂知我生之初应试少者，因明末丧乱之后，百姓流离困苦，不得安业读书所致。到后来蒙世祖章皇帝休养生息，圣祖仁皇帝至德流洽，仁渐义摩，所以盛朝人材蔚起，迥不同于先明，是这个缘故。如何当年不省？至于弥天重犯当身自问，从前未睹天日，狂妄丧心，看得一切皆不入眼，到今日得圣化，一洗从前谬妄，因翻思向之所知所行，直与禽兽无异，狗彘不如，更有何人行堪问，只有愧死无地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