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姑论吾所特好诸家：次回诗细腻清雅，沁人心脾，惟才力无多，长篇未济。又常好代人作答，多读生倦。骏公诗凝重大方，浓妆艳抹，面目未容细视，神光先已夺人。吾初以自然、自如、自得为美之极诣，故最崇尚“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有失之者皆不之取。及读骏公诗，乃稍变吾之初衷，或淡妆、或浓抹，设能着其善而掩其未善，亦不可唾弃之也。仲则最能化用前人诗句及典故，而有时格调过于低沉。有故不欲事让人知者，故悦恍迷离，难以捉摸，非细味深求，无法知其大略也。骏公、仲则，此类诗皆受长吉、义山影响，而时有出蓝之处。人多尊古，不敢言之耳。子潇之诗，性灵独出，机杼自存，不唯《外集》艳体诗如是，《天真阁全集》佳处极多，其启蒙师虽是道华夫人；道华固是随园中最佼佼之女弟子，而其夫诗文之造诣，要而论之，终非道华所能企及也。定公情诗，亦瑰奇肆放，高吭传情，一洗绮靡香泽之风，而读后仍有余音缭绕之感，此其所以难能也。宰棠先生诗，则将家国之痛，遭际之悲，揉合为一，语浅情深，沉郁愤慨，而长言以咏叹之，亦足使人回肠荡气，无限低徊。实足成一家之诗。且以骏公、仲则之诗言之，大都朦胧恍惚，犹如雾裹看花，纵不若《锦瑟》难明，亦颇类小山重叠。定公如匣剑帷灯，半明半暗，依希┥辨，真面难窥。宰棠先生则扫清迷雾，平视由人，遮掩全无，真相毕露，顾仍有含蓄在，有咏叹生，此其所以尤难为也。倘以新词语言之，骏公、仲则，皆小半透明体、定公则大半透明体，宰棠先生则系全透明体矣。管窥所及，得不为大方所讥也乎！
民国三十一年壬午，日寇流窜，家毁学荒，唯多撰短文，刊于东南各报。父执叶寿康常见之，谓我曰；倘能随余先生学，则前程有望矣。余先生者，桑梓之人皆以此称余绍宋（越园）者，而以乡音连读变调出之，“余”音“依”，倘连缀其名或字言之，不如此读也。顾乡人极尊畏余公，视为泰山北斗，凡说余先生者，皆知此乃公之所独，绝不致误指为另一余姓之人也。叶丈与公相熟，虽有此私念，亦不敢冒冒然推荐。无何而父执童蒙吉（果行）丈枉顾，得读拙文，赞赏久之，欲荐为国文教员，随后张基瑞、余小岑亦相继获荐，皆以资浅而受拒。已而余先生省亲返里，果行丈领之晋谒，先生略翻剪报三册后曰：尔作我已经常见之，但不知为龙游同乡人如尔之年青人所为也。遂议定同意入浙江云和大坪浙江省通志馆任职。正欲成行，而日寇又来流窜，余借筹之行李服饰，又遭抢劫一字。以是蹉跎稽延至三十三年甲申始得抵馆。其时尚风声鹤唳，馆一部分遥青田南田，总馆若干人员，正从景宁迁回，另又有浙西办事处在天目山，浙东办事处在临海。分散四处，商讨不易，从业维艰。于时人数无多，除白天办公外，傍晚则同出散步，归则至先生客厅品茗论文。食宿虽简陋粗绾，心情则极为舒畅也。旋申请获款办《浙江省通志馆馆刊》，命我为编辑之一。重要稿件，公必亲自顾问。每期后记，皆衔立所作，初公见之，为之涂抹甚多，继乃仅点窜一二字或更定少数笔误而已。衍文为人与为文，皆极粗心大意，文稿成后不愿覆看，在家有严父督责，到馆后则有金公审定，以是遂养成疏懒习惯。然以此改文之法教人，于同仁中即有以是而悟入得窍者，不可谓非先生之赐也。及受命为编《蒋宰棠先生纪念特辑》后，即为先生《寒柯堂诗》作校读评点，书后自称“弟子”，而实未尝行过大礼。先生不拘礼法，默然许之，欣以为慰。盖就实况言之，承受之益，固远胜课堂之听讲授也。
一日越园师见余好称道袁简斋，不禁大诧曰：“汝何取乎此佞人乎？品格全无，学养父窳，惟用小慧以欺世盗名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好而效之，危乎殆哉！”余曰：世人多误会袁简斋，缘未能尽读其书，不知其玄珠所在；又多耳食目论，以讹传讹。公少与同光诸老游，其诗风自与简头水火不相融；又特重车实斋，实齐固有胜人之识见，而未免好胜忌名，言未必当，公或又为所误耳。简斋生于乾隆盛世，于人重博览考订之际，而偏不崇尚于此；又于头巾之气犹尊之日，瞻敢率真直道其诚，不随波逐浪，敢于独立独行，设非豪杰之士而宁能之乎？虽然，简斋乃才子而非学人也。其骈文自佳，有以伪体斥之者，实未明通变之微妙也。惜乎用典之错乱太多，作注者皆未能悉行举正。诚然，才士诗文，偶有差错，自属难免，唐时李杜，间亦有之，宋之苏黄，系所谓以学问为诗者欤，而舛误不少，苏为尤甚，然皆下若简斋之累累叠叠也。古文颇具才气，但好为绘声绘影之谈，遂失实而流为小说家言，以是为人诟病，固不待言。诗患篇多，时见浮滑，然惊才绝艳，慧舌灵心，世罕有匹。第我之赏心所在，不在其诗之才，而独重其诗之识。历来谈性灵者多矣，而惟简斋最为圆通完整。世俗或以其诗而证其说，则谬矣。又简斋于各家诗篇之赏析，皆窳陋而令人失笑，亦不足以阐其微，是究其实者所当知。又其为古文虽时有胜处，而论古文则极平庸。简斋少年时尝受知于李绂（穆堂），又与桐城姚范（南菁）、姚鼐（姬传）叔侄游，谈论古文诸作，皆未能越出两家矩，虽不语可也。且其为人也，受恩则倦倦终身，爱才则津津乐道，亦是一有血性之深情人也。荦荦大端，岂可厚诬？行有余力，颇思为其《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作注，已在多方搜集材料，不审能如愿否耳，师因余所言，特用近一周时间，取《随园全集》浏览，似深有味乎余之言者。
又一日，师又问曰：汝何时始赏识袁简斋之立说也？余对曰：少随家父读诗，多所深思，於清之神韵、格调、性灵、肌理诸说，皆欲辨微得髓，似初有所悟。后入中学，校方因方光焘先生回乡省亲之便，敦聘其来校暂授课一学期。方先生为着名语言学家，系校内不少教师之师，彼能暂来屈就，全校惊喜若狂，众多师生，全来听讲，其所执教之高三年级，原定为学术源流，所选范文，乃《易乾文言》、《道德经》（节选）、《庄子?天下篇》之类。方先生於此似非所好，略翻一过曰：“这些文字无甚好教，另讲文学理论吧。”衍文时尚读高一，按理尚无资格听课。受学长之邀，特去旁听。所讲诸说，令人耳目一新。后衍文之偏嗜理论，实方先生有以启迪之。然微感不足者，似於我国传统，涉及无多，偶尔提及，无非免园册子中物。诸学长课后问及听后观感，即以此意答之，不意引起若干同学反感，曰：“何目中无人如此！我等皆服方先生，不尔取也！”因反诘曰：“诸君既以受益良多。可知方先生日论性灵？性灵之真谛何在，能知之乎？方先生能阐述透辟乎？”众不能答也。次日上课，方先生又大谈性灵，于是有同学问曰：“何谓性灵？”方先生一怔，思索片刻，曰：“如你们失恋，心情痛苦，乃作诗以抒发之，此即性灵之表现；倘黄狗之母狗为他狗所夺，自亦难过，然不能表达，惟‘汪汪汪’一阵狂吠而已，此即是无性灵之徵也。”又有同学问曰：“人非尽能为诗者，如多数农民即不能作诗也。”方先生答曰：“此话又错矣。吾友郭沫若，尝带儿子游青岛，儿子初见海，张开两臂呼曰：‘海啊，海啊！’沫若言：‘我从来没有做过如此激情的好诗！’你们如何竟说‘农民不能作诗’？同学又反问曰：“这‘海啊海啊’的，与黄狗之‘汪汪汪’，究有何本质之区别？”方先生答曰：“尔等乃为辩论而辩论，抑为学术而辩论。若为学术而辩论，我欢迎；今尔等为辩论而辩论，恕我不再答覆。”下课后，我再诘问同学：“方先生于此问题，已是语穷而遁，诸君尚能满足其解释乎？其所举例，皆是围绕中心之外在兜圈子，而未尝中的也。何为性灵，惟我能探赜引触，神而明之。”于是遂约略阐述性灵之源流，袁简斋之胜义，及今林语堂之所倡，如何反不若袁之深广圆通等等，而人皆无间言，于是益自信可彰往察来，显微阐幽，安心着成一书矣。师曰：方先生亦吾友，曾欲聘其来任编纂，亦不欲离开教席，与余重耀（铁珊）同，遂俱聘任为特约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