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君劢原文的一个主题，所以在君也很严重的批评他。君劢一面攻击科学造成物质文明，结果是空前的大战，一面又歌颂理学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结果是精神文明，这是一贯的。在君承认近三百年的汉学家治学的方法是科学方法，又斥责宋明提倡内心生活的理学，他绝对否认专靠内心修养可以造成精神文明，这也是一贯的。
但在君的激昂议论终是白费了的。张君劢的答辩竟是痛哭陈词了：
在君知之乎？当此人欲横流之际，……又岂碎义逃难之汉学家所得而矫正之乎？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
今之当局者，不知礼节，不知荣辱，……国事鼎沸，纲纪凌夷之日，则治乱之真理，应将管子之言而颠倒之，曰：
知礼节而后衣食足，
知荣辱而后仓廪实。
吾之所以欲提倡宋学者，其微意在此。
玄学鬼这样痛哭陈词，科学家只好不再答辩了。
最后，我要指出在君在《答张君劢》一篇文字里曾表示他自己对于宗教的见解，并且很明白的叙述他自己的宗教信念。这都可以说是他的人生观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值得记载在他的传记里。
他说：
我岂但不反对美术，并且不反对宗教，不过我不承认神学是宗教。十二年前，我作《动物学教科书》，说蚁类优胜的理由：“所谓优胜者，就蚁之种系言则然耳。……合至愚之蚁为群，而蚁之种乃优胜，何哉？曰，牺牲个体之利益以图一群之利益也，牺牲一群一时之利益以图一种万世之利益也，言群学者可以鉴矣。”（页一一八至一一九）论天演的末节，我又说：“综观动物生活之景象以及天演流行之方法，而知所谓优胜劣败者，不关于个体而关于全种，不关于一时而关于万世。然个体一时之利害往往与全种万世之利害相冲突，故天演之结果，凡各动物皆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盖不如是不足以生存也。人为万物之灵，……当上古智识初开之时，有有宗教心者，有无宗教心者，有者为优，无者为劣，故无者灭而有者存。迭世聚积而成今日宗教之大观。然则宗教者，亦天演之产物也，所谓神道设教者非也。”所以我的宗教的定义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是人类同动物所公有的。这种天功不是神学同玄学所能贪的。所以有许多人尽管不信神学玄学，他们的行为仍然同宗教根本相合，就是这个原故。……
人性有一部分是适宜于合群的，一部分是相冲突的，都是要受物质的影响的。一个人的善恶，一是看他先天的秉赋，一是看他后天的环境。……我们所以极力提倡科学教育的原故，是因为科学教育能使宗教性的冲动，从盲目的变成自觉的，从黑暗的变成光明的，从笼统的变成分析的。我们不单是要使宗教性发展，而且要使他发展的方向适宜于人生。
我详细的引在君这一段话，因为这里面有他二十四五岁写《动物学教科书》时的见解，有他三十七岁写《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时的见解，这两个时期的见解和他晚年（民国二十三年，1934，他四十八岁）写的“我的信仰”大致相同，可见这一大段文字里提出的“我的宗教的定义”是他一生的宗教信念。这当然值得在他的传记里特别标举出来。
在这大段里，他的“宗教”的定义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他说这种天性“是人类同动物所公有的”。他引他自己在民国元年出版的《动物学教科书》说的蚁类所以优胜是由于蚁类有“牺牲一群一时之利益以图一种万世之利益”的天性。《教科书》又说，“故天演之结果，凡各动物皆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盖不如是不足以生存也。”他在民国元年用的“天性”一个名词，似即等于后来比较流行的“本能”。他把动物如蚁类所以优胜的种系本能，推到人类的“天演”，认为人类的“宗教心”就是各动物“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为什么他这样“类推”呢？因为他——动物学者丁在君——好像只承认人类的“上古智识初开之时”仅有这“宗教心”的有与无就是优胜与劣败的原因，“无者灭而有者存”。
这里面的理论根据，我个人认为不很坚强。第一、动物各类的优胜劣败的因素似乎不能这样简单，不能这样一元的罢？例如食品所需的多寡，蚁类所需极少，而象与恐龙所需极多，在某种环境之中，蚁可以生存而象与恐龙不能生存，未必都由于这种牺牲的天性之有无。第二、人类的生存竞争的胜败的因素似乎比各种动物更要复杂的多，似乎更不能这样简单一元的罢？似乎不能说某种特殊意义的“宗教心”之有与无就是优胜与劣败的原因罢？
我们必须明白，在君的“天演”论和他的“宗教的定义”都不免带有个人情感的成分，也不免带有他常说的神学家主持的英国中等高等学校的教育影响。他在民国二十三年发表的《我的信仰》（五月六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并载《独立》第一百号），也有很相同的见解。他说：
……我不相信有主宰世界的上帝，有离身体而独立的灵魂。……
许多人……误解了宗教的来源了。宗教心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是人类合群以后长期演化的结果，因为不如此则不能生存。不但人类，就是合群的动物如蚁，如蜂，都有这种根性。神秘的宗教包含这一种天性在内，不过神秘的部分是从恐惧自然界演化出来的。现在我们对于自然界的了解逐日的明白起来，我们的态度由恐惧而变为利用，神秘当然无法保存。然而这几十万年合群天择的结果，已经把宗教心种在人类的精血里，不是可以随着神秘消灭的。
这段议论是和《答张君劢》文中的议论差不多完全相同的。可见他到了最后的一两年还抱着这种宗教的见解和信念。不过在《我的信仰》里，他公开的承认这个信仰的“一部分是个人的情感，无法证明是非，难免有武断的嫌疑，请读者原谅。”他在《我的信仰》里又曾说：
我并不是说人人都有同样的宗教心。因为人不但不是同样的，而且不是平等的。……宗教心是人人有的，但是正如人的智慧，强弱相去得很远。凡是社会上的真正的首领，都是宗教心特别丰富的，都是少数。
这下面就牵涉到在君的政治主张了：他“对于平民政治——尤其是现行的议会的政体——没有任何迷信”；但他同时“也不是迷信独裁制的”。这些问题，我们留在后面再讨论。我在这里要指出：在君在《我的信仰》里，很明白的表示他所谓人类与动物同有的“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根性，实在不过“正如人的智慧”，虽然同是“几十万年合群天择的结果”，并不是人人有同样分量的，“强弱相去得很远”。在君自己实在是“宗教心特别丰富的”“少数”人中的一个。他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学问，对于民族国家，真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情感。他的“个人的情感”影响到他的政治主张，也影响到他对宗教和“宗教心”的见解。所以他的宗教信仰，虽然穿上了动物学天演论的科学袍子，其实“一部分是个人的情感，无法证明是非，难免有武断的嫌疑”。
在那个“玄学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之中，唐擘黄（钺）曾说：
人生观不过是一个人对于世界万物同人类的态度，这种态度是随着一个人的神经构造、经验、知识等而变的。神经构造等就是人生观之因。
在君在《答张君劢》的“结论”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