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家有遗产，衣食足以自给。百年已过其半，五岳已游其四，常人处此，必将弄孙课子，优游林下以卒岁矣。乃先生掉头不顾，偕一僧一仆，奋然西行，经苗猓异族之乡，极人所不堪之苦。遇盗者再，绝粮者三。百折不回，至死无悔。果何以使之然哉？……盖尝考之。陈函辉为先生作墓志言：“霞客不喜谶纬术数家言，游迹既遍天下，于星辰经络，地气萦回，咸得其分合渊源所自。云，昔人志星官舆地，多以承袭附会。即江河二经，山脉三条，自记载来，俱囿于中国一方，未测浩衍。遂欲为昆仑海外之游。”然则先生之游，非徒游也，欲穷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也。此种“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来欧美人之特色，而不谓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年前。
徐霞客在三百年前，为探奇而远游，为求知而远游，其精神确是中国近世史上最难得，最可佩的。但在三百年前人的求知标准究竟不很严格。例如徐霞客的《江源考》说金沙江出于犁牛石，自注云：“佛经谓之殑伽河。”又说，“云南亦有二金沙江，一南流北转，即此江，乃佛经所谓殑伽河。一南流下海，即王靖远征麓川，缅人恃以为险者，乃佛经所谓信度河也。”玄奘改译恒河为殑伽河，改译新头河为信度河，两大河都在印度。霞客认金沙江为恒河，认怒江为新头河，都是大错的。
在君在三百年后，独自在云南、川南探奇历险，作地理地质的调查旅行，他的心目中当然常有徐霞客“万里遐征”的伟大榜样鼓舞着他。他后来用他的亲身经验和地理新知识来整理《徐霞客游记》，给他作详细地图，给他作“年谱”，并在“年谱”里一面表彰他的重要发现，一面也订正他的《盘江考》、《江源考》里的一些错误。这就是他报答那位三百年前的奇士的恩惠了。
【附记】
在君于民国三年二月再入云南，到民国四年方才回到北京。《独立》纪念在君的专号里，有几位朋友提到在君此次旅行，颇有小误。如翁文灏先生说他“初认识在君是在民国三年，那时他刚从云南省调查地质回到北京。”这里“三年”是“四年”之误。翁君又说，“民国二至三年在君先生独自在云南省工作”。又黄汲清先生也说“丁先生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为民国二至三年云南之行”。这里“二至三年”都是“三至四年”之误。在君游记里说他那一年（1914）的九月初”，在宣威到沾益的路上遇见一群衣服极破烂的难民，其中有人认识他，他才知道他们是个旧锡矿上的砂丁。他们告诉他，“外国人打起仗来了，大锡卖不掉，许多厂都歇了工。”这是他第一次得到欧洲大战的消息。这个故事不但可以旁证在君自记民国三年二月第二次入滇是正确的追记，并且使我们想像他专心致志的在万山中调查地形地质，全不知道天下国家的大事。云南诗人唐泰在那崇祯末期天下大乱的时代有诗送给徐霞客，说：“闭门不管乡邻斗，夜话翻来只有山！”
十地质调查所所长（1916—1921）
地质调查所是民国五年（1916）正式成立的。在君不但是第一任所长，还是最初负责筹备创立的人。他的筹备工作，第一步是设立地质研究所来训练地质调查的人才，第二步是他自己实行作大小规模的地质矿产调查。这两步工作，我在上文已有叙述了。
地质调查所本身的光荣历史，是中国科学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应该有专家的叙述，我是没有资格作这种叙述的。我在这里只能依据我从旁的观察，略述丁在君对地质调查所的个人贡献。
在君的最大贡献是他对于地质学有个全部的认识，所以他计划地质调查所，能在很短时期内树立一个纯粹科学研究的机构，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建立和按步发展的领导中心。葛利普先生说的最好：
丁博士心目中的地质学极为广泛，范围所及，非只构成地球的材料，如矿物及岩石等，且包容形成及改动此种材料的种种动力，以及其渐渐演变之程序；进而对于地球之形状构造及经过历史等，全体作为研究之对象；更涉及自亘古以来，地球陆面以上以及海水之内的生物；各种生物演进之程序，及足以影响其发展，分布之各种因素，如地理、气候等，均在范围之中。
他计划中国地质调查所，就是依据他所认识的地质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现今的广大范围，来训练人才，延揽人才，支配人才。例如他知道中国当时最缺乏的是古生物学专家，他就同北京大学商量，把葛利普先生从美国聘来，使他在二十多年之中教练出许多中国青年古生物学专家，使调查所创办的《中国古生物志》在十五年中成为全世界有名的科学刊物。陶孟和曾说，“仅就他对于地质学的发展一端来说，在君足可以称为学术界的政治家”。
在君的第二个最大贡献是他自己不辞劳苦，以身作则，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模范。他为《地质汇报》第一号写了一篇序，引德国学者李希霍芬的话：“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在君接着说，“现在可以证明此说并不尽然，因为我们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在君说这话在民国八年，那个时候打开这个“登山涉水，不怕吃苦”的风气的人，当然是在君自己。翁咏霓（《独立评论》一八八期）说他自己在民国四年“跟着在君渡浑河，登玉带山，敲圆球腐蚀的辉绿岩，辨自南趋北的逆掩断层”；又说他“同年夏间往绥远调查，启行之前，在君指示测量制图的方法，采集化石的需要，谆谆善诱，使我明白地质工作之决不能苟且了事。”咏霓说：
在君先生的实地工作，不但是不辞劳苦，而且是最有方法。调查地质的人，一手拿锥打石，一手用指南针与倾斜仪以定方向，测角度，而且往往须自行测量地形，绘制地图。这种方法，在君先生都一丝不苟的实行，而且教导后辈青年也尽心学习。
所谓“不辞劳苦”，不但是咏霓说的“在君的习惯是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最好是在君的《漫游散记》里说的，他为了要看山，“不走近路，走远路；不走平路，走山路”——例如他在大雪山北边一带，走的就“真正是普天之下最难走的路！”他攀登古牛寨的最高峰，就得爬那“只好手足并用”的从没有路的路！
这样最不怕吃苦，又最有方法的现代徐霞客，才配做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
在君的第三件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真诚的爱护人才，热诚而大度的运用中、外、老、少的人才。他对朋友的热诚爱护，孟真说的最好：
凡朋友的事，他都操心着，并且操心到极紧张、极细微的地方，有时比他那位朋友自己操心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