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周二鬼符跋
吴清卿中丞十六金斋中所藏各符，以新莽厥戎虎符为最，形制文字，精美绝伦。然亦有伪者，如太和门外左龙武军第二及鹰扬卫左紫辉第四二龟符是也。按宋敏求《长安志》云：大明宫东面一门，曰太和门。又云：太和门外从东第一曰左羽林军，第二曰左龙武军，第三曰左神策军，与此符合。然龟符乃武后时物，其时尚未有龙武军也。《旧唐书·职官志》云：“初，太宗选飞骑之尤健者，别署百骑，以为翊卫之备。天后初，加置千骑，中宗加置万骑，分为左右营，置使以领之。开元二十七年，改为左右龙武军。”《新书·兵志》则云：“及元宗以万骑平韦氏，改为左右龙武军。”《唐会要》卷七十一，亦云开元二十六年十一月，析左右羽林军，置龙武军，以左右万骑隶焉。注云：或出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此符为天后时物，不应有左龙武军。又考《唐六典》成于开元二十四年，而北军只有左右二军，无龙武军。杜甫《曲江对雨》诗：“龙武新军深驻辇，芙蓉别殿漫焚香”，诗作于天宝时，而军改于开元之末，故曰新军。若天后时已有此军，则不得云新矣。此符必因九仙门外右神策军龟符而伪作者。至鹰扬卫左紫辉第四龟符，鹰扬卫上无左右字样，又鹰扬近在皇城，此符系左符，据唐制不得有第四，（《六典》：“兵符，王畿之内左三右一。”）此亦伪作。吴氏精鉴，为近世所仅见，而亦蓄此物，信乎鉴古之难也。
王复斋钟鼎款识中晋尺跋
古尺存于今者，以曲阜孔氏所藏汉建初尺为最着。此尺有仿制者，较原尺约长二分，世间拓本，以仿制之本为多。然尚有元延铜尺，不知藏谁氏。余于唐风楼见其拓本，较建初尺原本又约短二分。据此，则前后汉尺度，大略可知矣。蜀尺则上虞罗氏藏章武二年弩机，其望山上有金错小尺，与仿制之尺，长短略同。（此弩机后为端忠敏索去，载于《陶斋吉金
录》。然图中失摹其尺，殊可惜也。）又藏魏正始弩机，亦有尺度，较建初尺度为长，殆即知《隋书·律历志》所谓“杜夔尺”也。晋尺未有传者，世所传晋前尺者拓本，皆出于宋王复斋《钟鼎款识》。国朝诸大家，如沈果堂、程易畴、阮伯元等，皆以为此为真尺也。然其铭词则曰“周尺，汉志铸歆铜尺，后汉建武铜尺，晋前尺并同”，共十九字，与《隋志》载晋前尺铭词不合，且此尺苟为荀勖所制，必无自称晋前尺之理，故罗叔言参事疑为宋人仿造。余考之《宋史·律历志》，知即宋高若讷所造《隋志》十五种尺之一也。《宋志》谓“若讷用汉货泉长尺寸，考依《隋书》定尺十五种上之，藏于太常寺：一、周尺，与《汉志》刘歆铜斛尺、后汉建武中铜尺、晋前尺同”云云，与传世晋前尺铭文只差三字，则此尺为若讷所造甚明。程易畴乃谓以莽布校之，豪发不爽，遂定为晋前尺。不知若讷此尺，正用莽布所造，自无不合之理。以程氏之聪明而尚为所欺，殊不可解。然王复斋《款识》已收此拓本，宋人已以此为真晋尺，此亦如政和礼器，南渡后即误以为刘宋器也。然则晋前尺世间无此物，亦无拓本，虽可以元延、建初二尺及钱布、弩机尺等约略推之，亦仅能得其近似。高若讷所造，复斋所藏，亦所谓得其近似者，遽以是为真晋尺，则大误矣。《隋志》所载前尺以下十四种尺，今亦无一存，不能互相校定。又晋前尺与建武尺同，未必同于建初尺。故晋前尺之真，遂不可见，使后世作史者，皆效隋志之法，则最近之尺，必有存者。一尺存则众尺皆存，何至无可考乎？
唐用开皇官尺
汉尺传世者虽有二种，有唐一代之尺，则反无存，史亦不言唐尺与前代尺之比例，余其即用开皇官尺。何以徵之？《唐六典》金部郎中职言：“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云云，“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而《隋志》谓开皇尺，即后周市尺，当后周铁尺一尺二寸。周、隋时，以铁尺调律，以市尺当官尺供公使用。唐制即出于此。此一证也。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古秤三斤为一斤。唐量未闻权衡，则亦以三两为一大量，分明出于隋制。权既如此，度亦宜然。此二证也。后用铁尺，据达奚震牛弘校之以上党羊头山大黍，累百满尺，谓为合古，则《六典》所云“累黍之尺”，虽语出《汉志》，而事本宇文。又开皇官尺，当铁尺十二寸，唐大尺亦当黍尺十二寸。此三证也。《宋史·律历志》载翰林学士丁度等上议：“今司天监影表尺，和岘所谓西京铜望臬者，以其洛都故物也。（原注：晋荀勖所用西京铜望皋，盖西汉之物，和岘谓洛阳为西京，乃唐都耳。）今以货泉、错刀、货布、大泉等校之，则景表尺长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论之，铜斛、货布等尺寸，照然可验。
有唐享国三百年，其间制作法度，虽未逮周汉，然亦可谓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欲尺之中，当依汉泉分寸。若以太祖膺图受禅，尝诏和岘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间，荐之郊庙，稽合唐制，以示诒谋，则可且用景表旧尺”云云。如是则丁度等以宋司天监景表尺为唐尺，其尺当汉泉尺一尺六分有奇。后用铁尺，则当晋前尺一尺六分四厘。故丁度等谓唐尺略合于周隋之尺。此四证也。（此宋司天监景表尺，丁度等以为唐尺，然《宋史·律历志》又谓“今司天监圭表乃石晋时天文参谋赵延%所造”，则实非唐物。然五季之世未遑制作，则亦当用唐尺也。）《唐书·食货志》载“开元通宝钱，径八分”，罗叔言参事据之以作唐钱尺。按开元通宝，有唐一代，多铸此钱，其大小亦不等。今择其轮廓完好容量之，得建初尺一寸零六毫有奇。而果开元通宝钱十二当得唐尺之九寸六分，则当建初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假定建初尺与晋前尺同，则累钱十二正得开皇官尺一尺。）则唐尺与假定之开皇官尺，仅差四分。而开元通宝钱，铸于武德三年，必用隋尺无疑。故宜由之以校定隋尺，不宜由建初尺而疑唐尺与隋尺不合。此五证也。闻日本奈良正仓院有一尺，相传为唐尺，他日当摹之，以证成余说也。
宋三司布帛尺
宋三司布帛尺，世传有仿制之本，不知其所自出。明尺亦罕见，惟近年出土之大明宝钞。《明史·食货志》谓其“方高一尺，广六寸”，与国朝量地潜尺正同，约当工部营造尺一尺一寸。
度量权衡变迁之定例
度量权衡，自古讫今，皆由短而长，由小而大，殆为定例。尺则汉建初尺，比元延尺长二分许。魏杜夔尺，又长于汉尺五分。晋前尺虽同于汉尺，而晋后尺则比晋前尺一尺六分二厘。宋氏尺比晋前尺一尺六分四厘。梁朝俗间尺比晋前尺一尺七分一厘。后魏前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七厘，中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厘，后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后用市尺与开皇官尺，皆同北魏后尺。唐亦如之。而其增率之速莫剧于两晋后魏之际，三百年间，几增十分之三。前此则周尺、汉尺、晋前尺，虽不必如《隋志》所言，全相符合，要其增率不过数分。求魏晋以后尺法所以骤增之故，实由当时中原户调，始课绢布，官吏惧其减耗，又欲多取于民，故其增加之率，至大且速。考《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九年，诏政长尺大斗”。而《杨津传》言：“延昌末，津为华州刺史。先是，受调绢布，尺度特长，在事因缘，共相进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则自太和末至延昌，不及二十年，而其弊如故。又《张普惠传》：“神龟中，天下民调，幅度长阔，尚书计奏，复征绵麻。惠上疏曰：‘绢布，匹有丈尺之盈一，犹不计其广；丝绵，斤兼百铢之剩，未闻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长，此所谓教民以贪者也。今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得长阔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调，绢布精阔且长，横发美誉；不闻嫌长恶广，求计还官者。此百官所经仰灭圣明也。’”云云。
观于此疏，则当时增尺之理，甚为了然。且其时不独增尺法，又增匹法。自周汉以来，布帛皆以四丈为一匹。《北史·卢同传》载：“后魏熙平间，同累迁尚书左丞。时相州刺史奚康生征百姓岁调，皆长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誉，部内患之。同于岁禄，官给长绢。乃举案康生度外征调。书奏，诏抵康生罪。”又《北史·崔暹传》亦言北齐天保中，“调绢以七丈为匹，为暹言之，乃依旧焉。”由是观之，一尺之增，于历代调绢至为明白。调法于绢布之外，兼调丝麻，皆以斤计。租法用粟，则以石计。权衡二物，自汉至隋，增至三倍，亦由是故。以调绢之事观之，盖可信矣。今世所传宋三司布帛尺，较隋唐官尺为短，似出前例之外。然自古讫唐，绢之定制，皆以四丈为匹，宋以四丈二尺为匹，尺法所减，以匹法偿之而有余。宋尺稍短，职是故也。元明以后，无绢布之调，明代虽有布缕之征，然皆用米折，而明尺反绝大，又似与前例不合。然明尺之长，当自宋元之际已然，观宋初布帛，幅度二尺五分，元时则仅一尺四寸至一尺六寸（见《元典章》），其尺度之长，可以想见。自元以后，不课绢布，故国朝工部营造尺，反短于明尺，惟量地藩尺独与明尺同。盖因清丈之事，最易扰民，故特用长尺以优之。此与古代调绢增尺之故，大相异也。古者岁调绢布，皆纪年月日郡县及输纳者姓名，观《魏书》张普惠之疏与《北史·卢同传》所纪论奚康生事可知。盖不记郡县年月日，则无自知调绢长吏为何人，又苟不记输纳者姓名，则鞭户主连三长之事亦不能有也。至汉之任城国元父紬，则并记丈尺价值，而不记年月日。考《后汉书·光武十王传》：顺帝时，羌虏数反，任城王崇辄上钱帛佐边费。此紬出古长城下，殆即当时佐边费者，乃国王所献，非民间
所纳。（汉时除变夷课宾布外，尚无调绢布之制。）故但着其地及大尺价值欤？
考订古尺当以实物为本
孔东塘尚任《建初尺跋》所载建初尺与诸尺比例，多不足信。孔云建初尺当汉末小尺八寸，已与《隋志》不合。又云与开元尺同，亦与余考定之唐尺大异。且此二者无传世之物，不识东塘何以知之。余谓考订古尺，当以实物为本，如元延建初二尺、王莽十布五泉与货布货泉契刀错刀，及唐通开元宝钱、蜀弩机尺，实为根本材料。此外诸家之说，除《隋志》外，均当慎取。近惟吴清卿中丞《古玉图考》中之圭、&二尺，虽未可遽视为周尺，要之较诸家架空之说为可据也。
累黍为尺乃无谓之说也
累黍为尺之说，始于《吕览》，刘歆、班固皆用其说，此最无谓也。历代之尺，多以累黍为名，而长短不同，后人求之不得，于是有纵黍、横黍、斜黍种种之说，实皆以尺求黍，不能以黍定尺，以为起度之准，殊为失之。此不独黍有大小之差，年有丰耗之异，如《隋志》所云而已。即令黍之大小，终古不变，而铢铢而累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大必失。累分为尺，理亦如之。此事理之最易明者，而人乃多为之说。是何异已？
存世秦权量
今世所存秦权，浭阳端氏一家，所藏多至数十，合之宇内，数几及百。至于铜量，亦尚有之，大抵刻始皇一诏二世一诏。始皇之诏，乃制器时所刻，固宜每器皆有。至二世诏，则因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欲令明白，故下此诏，乃能使民间用器，一一追刻之。亡国一二年间，而法令之行如此，亦应代所未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