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永平三年，以左冯翊郭丹为司徒，郡守入为三公，循西汉之制也，而尤不待内迁而速拔之以升。其後邢穆、鲍昱皆以太守践三公之位，其重吏事也甚矣。是道也，以奖郡守，使劝进於治理，重其权而使安於其职则得也；若以善三公之选，则有不贵於此者，何也？道者，事之纲也，天下者，郡之积也。即事而治之，目与纲并举而不可有遗；即道而统之，举其纲而不得复察其目；此郡守三公详简之殊也。以郡守纤悉必察之能，赞君道而摄大纲，则琐细而亏其大者多矣。
五方之政，刚柔之性异於天，饶瘠之产异於地，一郡之利病，施於百里以外，则利其病而病其利。郡守之得民也，去其郡之病以兴其利，而民心悦矣。遂以概之於天下，是强山国以舟、泽国以车，徒为病而或足以毙也。然则郡守果贤，固未可坐论清宫，而平章四海。况乎名之所自成，实之所自损，黄霸之贤，且以分鳻雀之欺为鼎足羞，况不能如霸者，而遽以宗社托之乎？是则旦郡守而夕三公，庙堂无广大从容之化，其弊也，饰文崇法以伤和平正直之福，非细故也。明帝勤吏事，而不足与於治道，未可为後世择相法也。
宗均去槛穽，而九江之虎患息，其故易知也。人与虎争，而人固不胜矣。槛穽者，人所与虎争之具也，有所恃而轻与虎遇，蹈危而不觉，虎与人两毙之术也。均之令曰：“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谓其繁有而不可使无也。常存一多虎於心目，而无恃以不恐，则自远其害。推此道也，以治民之奸可矣。
故其论治，谓文法廉吏不足以止奸，亦以鸡豚视奸而奸者诎，与天下息机而天下之机息也。文法之吏，恃文法以与奸竞而固不胜；廉吏恃廉以弗惧於奸，而奸巧以伤之；惟其有恃也，而遂谓奸之不足防也。挈大纲，略细法，讼魁猾胥不得至於公廷矣，奚以病吾民哉？均之所挟持者弘远矣。刘先主、诸葛武侯尚申、韩，而蜀终不竞，包拯、海瑞之悁疾，尤其不足论者已。
楚王英始事浮屠，而以反自杀；笮融课民盛饰以事浮屠，而以劫掠死於锋刃；梁武帝舍身事浮屠，而以挑祸乐杀亡其国；邪说暗移人心，召祸至烈如此哉！
浮屠之教，以慈愍为用，以寂静为体，以贪、瞋、痴为大戒。而英、融、梁武好动嗜杀，含怒不息，迷乎成败以召祸，若与其教相反，而祸发不爽，何也？夫人之心，不移於迹，而移於其情量之本也。情量一移，反而激之，制於此者，大溃於彼，溃而不可复收矣。浮屠之说，穷大失居，谓可旋天转地而在其意量之中，则惟意所规，无不可以得志，习其术者，侈其心而无名义之可守。且其为教也，名为慈而实忍也；发肤可忍也，妻子可忍也，君父可忍也，情所不容已而急绝之，则愤然一决而无所恤矣。
又其为说也，禁人之欲而无所择；於是谓一饮、一食、一衣、一宿，但耽着而无非贪染也。至於穷极无厌，毒流天下，而其为贪染，亦与寸丝粒米之贪同其罪报而无差别。则既不能不衣食以为物累，又何惮於穷极之贪饕而不可为乎？迫持之，则举手扬目而皆桎梏；宽假之，则成毁一同，而理事皆可无碍，心亡罪灭而大恶冰释，暴逆凶悖无非梦幻泡影，一悟而悉归於空。故学其学者，未有不駤戾以快於一逞者也。
桎梏一脱，任翱翔於剑锋虎吻以自如一真法界，放屠刀、出淫坊，而即获法身。操之极而继以纵，必然之势也。英何惮而不反，融何恤而不掠，衍何忌而不纳叛怒邻以驱民於锋刃哉？赵阅道、张子韶、陆子静之不终於恶，幸也；王钦若、张商英、黄潜善，则已祸人家国矣。
让国之义，伯夷、泰伯为昭矣，子臧、季札循是以为节，而汉人多效之。丁鸿逃爵，鲍骏责之曰：“春秋之义，不以家事废王事。”允矣，而犹未尽也。汉之列侯，非商、周之诸侯也。古之诸侯，有其国，君其民，制其治，盖与天子迭为进退者也，君道也。汉之列侯，食租衣税，而无宗社人民之守，臣道也。君制义，臣从义，从天子之义，非己所得制也。古之诸侯，受之始祖，天子易位，而国自如。汉之列侯，受之天子，天子失天下，则不得复有其封。国非己所得私也，何敢以天子之爵禄唯己意而让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