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托普塔洛和保尔都已经勒不住战马了，他们迎着死神的魔爪，径直向机枪冲过去。军官朝保尔开了一枪，但是没有打中，子弹像一只麻雀，嗖的一声从他的脸旁飞了过去。那个军官被战马的胸脯撞出去老远，脑袋磕在石头上，仰面朝天倒下去了。
就在这一刹那间，机枪迫不及待地发出了疯狂而粗野的狞笑声。托普塔洛就像被几十只大黄蜂蜇着似的，连人带马摔倒了。
保尔的战马竖起前蹄，吃惊地嘶叫着。它带着保尔，猛地一蹿，越过死者的尸体，一直冲到机枪旁边的波兰兵跟前。
马刀在空中画了一个闪光的弧形，砍进了一顶蓝色的四角军帽里。
马刀又高高地举了起来，准备向另一个脑袋砍去，但是，那匹跑得性起的战马却蹦到一边去了。
这时候，骑兵连的大队人马像一股奔腾的山洪，涌向十字路口，几十把战刀在空中不停地挥舞着，左右砍杀。
监狱的狭长走廊上，喊叫声连成了一片。
挤得满满的牢房里，那些受尽折磨、面容憔悴的犯人骚动起来了。城里在进行巷战——难道真是自己的队伍从什么地方打回来了吗？真的就要得到自由了吗？
枪声已经在监狱的院子里响起来。走廊里传来了奔跑的脚步声。突然，一个亲切的、无比亲切的声音喊道：“同志们，快出来吧！”
保尔跑到紧锁着的牢门跟前。几十只眼睛从小窗里向外张望。他用枪托猛砸牢门上的铁锁，一下接着一下。
“等一等，我来炸开它。”米罗诺夫拦住保尔，从衣袋里掏出一颗手榴弹。
排长齐加尔琴科一把夺过手榴弹，说：“快住手，疯子！你怎么啦，傻了吗？钥匙马上就拿来。
砸不开，就用钥匙开嘛！”
这时人们用手枪把狱卒押到走廊上来了。
一群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欢乐得发狂，一下子挤满了走廊。
保尔打开又高又大的牢门，跑进了牢房。
“同志们，你们都自由了！我们是布琼尼的队伍，我们师把这个城市占领了。”
一个妇女眼泪汪汪地扑到保尔身上，抱着他嚎啕大哭起来，就像保尔是她的亲儿子似的。
波兰白军在这座石头牢房里囚禁着五千零七十一名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把他们拉出去枪毙或绞死，另外还关押着二千名红军政治工作人员。现在他们都得救了。对于骑兵师的战士们来说，这些人比任何战利品，比任何胜仗都要宝贵。
而对于这七千多名革命者来说，漆黑的夜转眼变成了阳光灿烂的暖洋洋的六月天。
有一个脸色黄得像柠檬的政治犯，欢天喜地地跑到保尔跟前。他是舍佩托夫卡一家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叫萨穆伊尔-列赫尔。
保尔听着萨穆伊尔的叙述，脸上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阴影。
萨穆伊尔讲到故乡舍佩托夫卡发生的悲壮的流血事件。他的话像熔化了的铁水，一滴一滴地落在保尔的心上。
“一天夜里，我们大伙一下子全给抓了起来，有个无耻的内奸出卖了我们。我们全部落到了宪兵队的魔爪里。保尔，他们打人打得可真狠哪！我比别人少吃点苦头，因为刚打了几下，我就昏死过去了，可别的同志身体比我结实。我们没什么再要隐瞒的。宪兵队什么都知道，比我们自己还清楚。我们干的每一件事，他们都掌握了。
“我们中间混进了奸细，他们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那些日子的事真是一言难尽哪。保尔，有好些人你是认识的：瓦莉亚-勃鲁扎克，县城里的罗莎-格丽茨曼，她还是个孩子呢，才十七岁，是个多好的姑娘啊，一对眼睛总是那么信赖别人。还有萨沙-本沙夫特，你大概还记得，他也是我们厂的排字工，小伙子成天乐呵呵的，常拿老板画漫画。另外还有两个中学生：诺沃谢利斯基和图日茨。这几个人你都认识。其余的人是县城和镇上抓来的。一共二十九个，当中有六个女的。大伙都受尽了极其野蛮的折磨。瓦莉亚和罗莎第一天就被强奸了。那帮畜生，谁乐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把她们折磨得半死，才拖回牢房。从这以后，罗莎就说起胡话来，过了几天，就完全疯了。
“那帮野兽不相信她真疯，说她是假装的，每次提审都打她一顿。后来拉出去枪毙的时候，她都没人样了。脸给打成了紫黑色，两只眼直瞪瞪地发呆，完全像个老太婆。
“瓦莉亚-勃鲁扎克直到最后一分钟表现都很好。他们死得都像真正的战士。我不知道，他们打哪儿来的那股力量。保尔，要把他们死难的情况全说出来，难道可能吗？不可能。他们死得真惨！没法用言语形容……瓦莉亚的案情最重，她负责跟波军司令部的报务员联系，还经常到县里做联络工作。抓她的时候，又搜出了两颗手榴弹和一支勃朗宁手枪。手榴弹就是那个奸细给她的。都是事先做好的圈套，好给她安上蓄谋炸毁波军司令部的罪名。
“唉，保尔，临刑那几天的情景我真不愿意讲。既然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只好说说。军事法庭判处瓦莉亚和另外两个同志绞刑，其他同志全部枪决。
“我们原先在波兰士兵当中做过策反工作，这些士兵也受到了审判，比我们早两天。
“一个年轻的班长，叫斯涅古尔科，是个报务员，战前在洛济当过电工。他被判处枪决，罪名是背叛祖国和在士兵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他没有要求赦免，判决后二十四小时，就给他们杀害了。
“他们传瓦莉亚到法庭上去作证。她回来跟我们说，斯涅古尔科承认他进行过共产主义宣传，但是断然否认他背叛祖国。他说：‘我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的，我是波兰共产党党员。我当兵是被迫的。我一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帮助那些跟我一样被你们赶到前线的士兵睁开眼睛。你们可以为了这个绞死我，但是我从来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而且永远都不会背叛。只是我的祖国跟你们的不同。你们的祖国是地主贵族的，我的祖国是工人农民的！我深信，我的祖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工农大众的国家，而在我的这个祖国里，决不会有人说我是叛徒。’“判决以后，我们就都关在一起了。临刑前，把我们转到了监狱里。夜里，他们在监狱对面靠近医院的地方竖起了绞架。隔不远，靠近树林，就在大道旁边的陡坡上，又选定了一个地方作为执行枪决的刑场，还在那儿给我们挖了一个大坑。
“判决书张贴出去了，全城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决定在大白天当众处决我们，好让每个人看了都害怕。第二天，从早晨起就把老百姓从城里赶到绞架跟前。有的人是因为好奇，虽然心里害怕，也还是来了。绞架旁边是密密麻麻的人群。一眼看去，人头攒动。监狱四面围着木栅栏，这你是知道的。绞架就离监狱不远，我们都能听到外面嘈杂的人声。在后面的街道上，架起了机枪，整个地区的宪兵队，包括骑兵和步兵，都调来了。一个营的军队封锁了大街小巷。还特地为判处绞刑的人挖了一个坑，就在绞架旁边。我们默不作声地等待最后一刻的到来，只是偶尔有人说一两句话。该说的前一天都说了，就连诀别的话也说了。只有罗莎还在牢房角落里喃喃自语，不知道说些什么。瓦莉亚因为遭到强奸，又挨了毒打，已经不能走了，大部分时间都是躺着。有两个从镇上抓来的共产党员，是一对亲姐妹。她们互相拥抱着诀别，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起来。一个叫斯捷潘诺夫的小伙子，是从县里抓来的，很有力气，像个摔跤运动员，被捕的时候同敌人格斗，打伤了两个宪兵。他一再对这姐妹俩说：‘同志们，别掉眼泪了。要哭就在这儿哭吧，到外边就别再哭了。决不能让那帮吃人的豺狼高兴。他们反正是不会放过咱们的，咱们反正是要死的，那么，就让我们从容地死吧！咱们谁也不能下跪。同志们，死要死得有骨气！’“这时候，提我们的人来了。走在前面的是侦缉处长什瓦尔科夫斯基，这家伙是个残暴的色情狂，简直是只疯狗。他要是自己不强奸，就让宪兵动手，他在旁边看着取乐。从监狱穿过马路直到绞架，宪兵排成了两道人墙，都是大刀出鞘。他们肩上挂着黄色的穗带，大家都管他们叫‘黄脖狗’。
“他们用枪托把我们赶到监狱的院子里，四个人一排站好队，然后打开大门，把我们押到街上。他们让我们站在绞架跟前，亲眼看着自己的同志被绞死，然后再枪毙我们。绞架很高，是用几根原木搭成的。绞架上吊着三根粗绳子，头上系成圈套。下面是带小梯子的平台，用一根活动的木桩子支撑着。人群像海一样，不住地蠕动着，发出勉强可以听到的嗡嗡声。他们的眼睛全盯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辨认出自己的亲友。
“在稍远一点的台阶上，聚集着一帮波兰小贵族，手里拿着望远镜，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几个军官。他们都是来欣赏怎样绞死布尔什维克的。
“脚下的雪是松软的，树林一片白茫茫，树枝像落上了一层棉絮。雪花在空中飞舞，慢慢落下来，飘到我们灼热的脸上，就融化了。绞架下面的平台上也铺了一层雪。我们的衣服差不多全给剥光了，但是谁也没有感到冷。斯捷潘诺夫甚至没有注意到他脚上只穿着一双袜子。
“军事检察官和高级军官们都站在绞架旁边。最后，终于把瓦莉亚和另外两个判绞刑的同志押出了监狱。他们三个人互相挽着胳膊，瓦莉亚夹在中间。她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了，那两个同志搀扶着她。不过，她记住了斯捷潘诺夫的话：‘死要死得有骨气’，还是竭力想自己走。她没有穿大衣，只穿着一件绒衣。
“侦缉处长什瓦尔科夫斯基看来很不满意他们挽着胳膊走，推了他们一下。瓦莉亚不知道说了句什么，一个骑马的宪兵立即扬起马鞭，朝她脸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
“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有一个女人惨叫了一声，呼天抢地地挣扎着，拼命想挤过警戒线，冲到这三个人跟前去。但是她让宪兵抓住，不知道给拖到什么地方去了。大概这是瓦莉亚的母亲。快走到绞架的时候，瓦莉亚唱了起来。我还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歌声——只有视死如归的人才会这样满怀激情地歌唱。她唱的是《华沙之歌》，那两个同志也随着她一起唱。宪兵用马鞭抽他们，这帮没人性的畜生就像发了疯似的，鞭子不断落到咱们同志的身上，他们都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宪兵把他们打倒在地上，像拖口袋一样拖到绞架跟前，草草念完了判决书，就把绞索套在他们脖子上。这时候，我们大伙就高唱起《国际歌》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扑过来。我只看见一个匪兵用枪托把支着平台的木桩推倒，咱们的三个同志就全让绞索给吊了起来……
“当我们在刑场上准备受刑的时候，他们向我们宣读了判决书，说将军大人开恩，把我们当中九个人的死刑改判为二十年苦役。其余十七个同志还是全给枪毙了。”
说到这里，萨穆伊尔扯开了衬衣领子，好像领子勒得他喘不过气来似的。
“三位同志的尸体整整吊了三天，日夜都有匪兵在绞架旁边看守。后来我们监狱里又送进来几个犯人，据他们说，第四天托博利金同志的绞索断了，因为他身体最重，他们这才把另外两具尸体也解下来，就地掩埋了。
“但是绞架一直没有拆掉，我们往这儿押解的时候，还看到了。绞索还吊在半空，等待着新的牺牲者。”
萨穆伊尔沉默起来，呆滞的目光凝视着远方。保尔都没有觉察到他已经讲完了。
那三具尸体清晰地呈现在保尔眼前，他们的面目很可怕，脑袋歪在一边，在绞架上默默地摆动着。
突然，街上吹起了集合号，号声惊醒了保尔，他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咱们到外边去吧，萨穆伊尔！”
骑兵押着波兰俘虏，从大街上走过。团政委站在监狱大门旁边，在军用记事本上写了一道命令。
“给你，安季波夫同志。”他把命令交给矮壮结实的骑兵连长。“派一个班，把俘虏全部押解到诺沃格勒-沃伦斯基方向去。受伤的要给包扎好，用大车运，也往那个方向去。送到离这儿二十俄里的地方，就让他们滚蛋吧。咱们没时间管他们。你得注意，绝对不许有虐待俘虏的行为。”
保尔跨上战马，回头对萨穆伊尔说：“你听见没有？他们绞死咱们的同志，咱们倒要送他们回自己人那儿去，还不许虐待。这怎么办得到？”
团长回过头来盯着他。保尔听见团长好像在自言自语，但是语气却坚定而严厉：“虐待解除了武装的俘虏是要枪毙的。我们可不是白军。”
保尔策马离开监狱大门的时候，想起了在全团宣读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命令最后是这样说的：
……故此命令：
１．以口头的和书面印发的形式不断地、反复地向红军部队，特别是向新组建的部队宣传解释：波兰士兵是波兰和英法资产阶级的牺牲品，他们本人也是身不由己。因此，我们的责任是，把被俘的波兰士兵当作误入歧途的、受蒙骗的兄弟一样来对待，以后要把他们作为醒悟了的兄弟遣返回解放后的波兰祖国。
２．凡有有关虐待波兰战俘以及欺凌当地居民的传闻、消息、报告，要一查到底，严查严办，不论这些传闻、消息来自何种渠道。
３．各部队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要充分意识到，他们对严格执行本命令负有责任。工农国家热爱自己的红军。红军是它的骄傲。它要求红军不要在自己的旗帜上染上一个污点。
“不要染上一个污点。”保尔小声对自己说。
正当骑兵第四师攻下日托米尔的时候，戈利科夫同志统率的突击部队的一部——第七步兵师第二十旅也在奥库尼诺沃村一带强渡了第聂伯河。
由第二十五步兵师和巴什基尔骑兵旅组成的一支部队奉命渡过第聂伯河，并在伊尔沙车站附近切断基辅到科罗斯坚的铁路线。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截断波军逃离基辅的唯一通路。舍佩托夫卡共青团组织的一个团员米什卡-列夫丘科夫在这次渡河时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