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院里挤满了人。人们一小股一小股从各个入口走进大厅和上面的楼层。全市党团组织的联席会议要在这里举行，对党内斗争进行总结。
剧院的休息室里，大厅的过道上，大家交谈的话题是今天有一批工人反对派的成员要回到党的队伍里来。前排坐着朱赫来、丽达和扎尔基，他们也在议论这个问题。丽达回答扎尔基说：“他们会回来的。朱赫来说，已经出现转机。省委决定，只要他们检讨了错误，愿意回来，我们欢迎所有的人归队，要创造一种同志式的气氛，并且打算在即将召开的省代表大会上吸收柯察金同志参加省委，以此表示党对归队同志的真诚是信任的。我现在很激动，期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会议主席摇了好一会儿铃，会场静下来以后，他说：“刚才省党委做了报告，现在由共青团里反对派的代表发言。首先发言的是柯察金同志。”
后排站起一个人，身穿保护色军便服，快步从台阶跑上讲台。他仰起头，走到台口栏杆跟前，用手摸了摸前额，仿佛在回忆什么东西，又固执地晃了晃长着鬈发的脑袋，两只手牢牢扶住栏杆。
保尔看见剧场里人坐得满登登的，他觉得几千双眼睛都在注视着他，宽敞的大厅和五个楼层都静悄悄地在盼望着。
有几秒钟的工夫，他默默地站着，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太激动了，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离讲台不远的前排，在丽达旁边的椅子上，坐着肃反委员会主席朱赫来。他的块头可真算得是庞然大物。他正用殷切的目光望着保尔，突然微微一笑，这笑容是严峻的，又包含着鼓励。这么一副魁伟的身板，上衣的一只袖子却空空如也，因为毫无用处而塞进了口袋里。看到这幅情景，真让人心里沉甸甸的。朱赫来上衣的左口袋上，有一枚四周深红色的椭圆形红旗勋章在闪亮。
保尔把目光从前排移开。大家都在等他，他总得开口。他以临战的姿态调动起全身的精力，响亮地对整个大厅说：“同志们！”他心里涌起了波涛，感到浑身热辣辣的，又似乎大厅里点亮了千百盏吊灯，光芒烧灼着他的身体。他那热烈的话语，犹如厮杀的喊声，在大厅里震荡。话语传到数千听众的耳朵里，他们也随之激动起来。这青春的、激越的、热情洋溢的声音迸发出众多火花，飞溅到圆形屋顶下面的最高楼层的最远位子上。
“我今天想讲一讲过去。你们期待着我，我要讲一讲。我知道，我的话会使有些人心神不宁，可这大概不能叫政治宣传，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是我以及我现在代表的所有人的心声。我想讲讲我们的生活，讲讲那一把革命的烈火，它像巨大炉膛里的煤炭，把我们点燃，使我们燃烧。我们的国家靠这烈火生存，我们的共和国靠这烈火取得了胜利。我们靠这烈火，用我们的鲜血，击溃并消灭了敌人的乌合之众。我们年轻一代和你们一起，被这烈火席卷着，去经风雨，见世面，并且更新了大地。我们一道在我们伟大的、举世无双的、钢铁般的党的旗帜下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战斗。两代人，父辈和子辈，一起战死在疆场。现在，两辈人又一起来到了这里。你们期待着我们，而我们作为你们的战友，竟制造动乱来反对自己的阶级，反对自己的党，破坏党的钢铁纪律，犯下了滔天罪行。你们是想得到答案吧？我们正是如此被党赶出自己的营垒，赶到人类生活的后方，赶到偏僻的荒漠去的。
“同志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们经过革命烈火的考验，却走到了背叛革命的边缘？这事怎么发生的呢？你们都清楚我们同你们——党内多数派斗争的经过。我们这些人，在共和国最艰难的岁月里，也没有掉过队，怎么倒发动了暴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只知道对资产阶级要怀有刻骨的仇恨，所以新经济政策一来，我们便认为是反革命。其实党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只是另一种形式，从另外的角度来进行斗争，可我们却把这种过渡看作是对阶级利益的背叛。而在老一辈布尔什维克近卫军中，有那么一些人，我们青年知道他们多年从事革命工作，我们曾跟随他们前进，认为他们是真正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现在他们也起来反对党的决定，我们就更有恃无恐，执迷不悟。显然，单有热情，单有对革命的忠心是不够的，还要善于理解大规模斗争中极其复杂的策略和战略。并非任何时候正面进攻都是正确的，有时这样的进攻恰恰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应该这样认识问题，我们刚刚才弄明白这一点。我们的领袖列宁同志引导国家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就连他的名字，他的教导，也没能使我们收敛一点，可见我们的头脑发昏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为花言巧语所蒙蔽，加入了工人反对派，自以为是在为真正的革命进行正义的斗争，在共青团里大肆活动，动员和纠集力量，反对党的路线。大家知道，经过激烈的较量之后，我们几个团省委委员被开除出省委。我们又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各个区里。区委的斗争更为艰苦，但是也把我们击败了。于是我们又到各自的支部去占领阵地，并且把许多青年拉到我们这一边来。特别是我当书记的那个支部，拼命顽抗。末了，我们最后的几个据点也被粉碎了。
“是的，同志们，这些日子对我们来说是沉痛的。一方面，问题弄不明白，脑子晕头转向，经常浮现出这样的想法：你这是在跟谁斗？另一方面，又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党。这确实非常痛苦。两面受到夹击，搞这种党内斗争会有什么结果？我回想起一次谈话，内心非常羞愧。朱赫来同志大概记得这次谈话。有一次，他在街上遇见我，叫我上车，到他那儿去。我当时正被斗争冲昏头脑，对他说：‘既然有人出卖革命，我们就要斗，必要的时候，不惜拿起武器。’朱赫来回答得很简单：‘那我们就把你们当作反革命，抓起来枪毙。留神点，保尔，你已经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再跨出一步，你就到街垒那边去了。’说这话的，是我最亲爱的人，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以自己的英勇无畏和坚强性格博得我深深敬重的人，是我在肃反委员会工作时的老首长。我没有忘记他说的话。当我们这些死硬派被开除出组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了，什么叫政治上的死亡，是的，是死亡。因为离开了党，我们没法生存下去。我们以工人的诚朴，公开并且直截了当地对党说：‘请还给我们生命。’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党的队伍里。这几个月里，我们明白了我们的错误。离开了党就没有我们的生命。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清楚。没有比做一个战士更大的幸福，没有比意识到你是革命军队中的一员更值得骄傲的。我们永远不会再离开无产阶级起义的行列。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不能献给党。一切的一切——生命、家庭、个人幸福，我们都要献给我们伟大的党。党也对我们敞开大门，我们又回到了你们中间，回到了我们强大的家庭里。我们将和你们一道重建满目疮痍的、血迹斑斑的、贫穷饥饿的国家，重建用我们朋友和同志的鲜血喂养起来的国家。而已经过去的事件，将成为对我们坚定性的最后一次考验。
“让生活长在，我们的双手将和千万双手一起，明天就开始修复我们被毁的家园。让生活长在，同志们！我们会重新建设一个世界！胸中有强大动力的人，难道会战败吗？我们一定胜利！”
保尔哽住了，他浑身颤抖，走下了讲台。大厅轻轻晃动了一下，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仿佛房基塌陷，四围的墙壁向大厅倾倒下来。呼喊的声浪从圆形屋顶奔腾而下，千百只手在挥舞，整个大厅如同滚开的水锅在沸腾。
保尔看不清台阶，他向一个边门走去。血涌向头部。为了不跌倒，他抓住了侧面沉重的天鹅绒帷幕。一双手扶住了他，他感觉到被一个人紧紧搂住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面向着他悄声说：“保夫鲁沙，朋友，手伸给我，同志！我们牢固的友谊今后再也不会破裂了。”
保尔头疼得要命，差点要失去知觉，但是他仍然聚集起力量，回答扎尔基说：“我们还要一道生活，伊万。一道大踏步前进。”
他们的手紧握在一起，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它们掰开。
使他们团结起来的不单单是友谊……
午夜。最后一辆电车早已拖着破旧的车厢回库了。淡淡的月光照着窗台，也照在床上，像是铺了一条浅蓝色的床单。
房间的其他地方仍旧是黑糊糊的，只有墙角的桌子上点着台灯，射出一圈亮光。丽达低着头，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写日记。
削得尖尖的铅笔迅速移动着：
５月２４日
我又想把自己的一些印象记下来。前面又是一段空白，一个半月过去了，一个字也没有写，只好就这样空着了。
哪里找得出时间来写日记呢？现在夜已深了，我才能坐下来写。一点睡意也没有。谢加尔同志就要调到中央委员会去工作。知道这个消息后，大家都很难过。他真是我们的好同志。现在我才体会到，他和大家的友谊是多么深厚，多么宝贵。谢加尔一走，辩证唯物主义学习小组自然就要散了。昨天我们在他那里一直待到深夜，检查了我们的“辅导对象”的学习成绩。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也来了，还有那个令人讨厌的登记分配部部长图夫塔。这个万事通简直叫人受不了！谢加尔高兴极了，因为谈到党史的时候，他的学生柯察金把图夫塔驳得哑口无言。的确，这两个月的时间没有白费。既然学习效果这么好，付出的心血就不可惜了。听说朱赫来要调到军区特勤部去工作。为什么要调动，我不知道。
谢加尔把他的学生交给了我。
“您替我接着带下去吧，”他说。“不要半途而废。丽达，无论是您，还是他，都有值得互相学习的地方。这个年轻人还没有摆脱自发性。他还是凭着他那奔放的感情生活的，而这种旋风似的感情常常使他走弯路。丽达，根据我对您的了解，您会是他的一个最合适的指导员。我祝你成功。别忘了给我往莫斯科去信。”临别的时候，他对我这样说。
团中央新委派的索洛缅卡区委书记扎尔基今天来了。在部队里我就认识他。
明天德米特里-杜巴瓦带柯察金来学习。现在我把杜巴瓦描写一下。他中等身材，身强力壮，肌肉很发达。一九一八年入团，一九二○年入党。他是因为参加“工人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共青团省委的三个委员当中的一个。辅导他学习可真不容易。每天他都打乱计划，向我提出一大堆不着边际的问题。他同我的另一个学生奥莉加-尤列涅娃经常发生争执。
第一次学习的那天晚上，他就把奥莉加从头到脚打量一番，说：“我说老太婆，你的军装不齐全。还缺皮裆马裤、马刺、布琼尼帽和马刀，就现在这样文不文武不武的，像什么样！”
奥莉加也不示弱，我只好从中调解。杜巴瓦可能是柯察金的朋友。今天就写这些，该睡觉了。
骄阳似火，烤得大地懒洋洋的。车站天桥的铁栏杆晒得滚烫。热得无精打采的人们慢腾腾地向上走着。这些人不是旅客，多半是从索洛缅卡铁路工人区到城里去的。
保尔从天桥上边的台阶上看见了丽达。她已经先到了，正在下面看着从天桥上走下来的人群。
保尔走到丽达旁边，离她还有两三步，就站住了。她没有发觉他。保尔怀着一种少有的好奇心观察她。丽达穿着一件条纹衬衫，下面是蓝布短裙，一件柔软的皮夹克搭在肩膀上。蓬松的头发衬托着她那晒得黝黑的脸庞。丽达站在那里，微微仰着头，强烈的阳光照得她眯起了眼睛。保尔还是第一次用这样的眼光观察他的这位朋友和老师，也是第一次突然意识到，丽达不仅是团省委的一名常委，而且……但是，他立即抓住了自己的“恶念”，责备这种念头很荒唐，于是赶紧招呼她：“我已经整整看了你一个钟头，你还没有看见我。该走了吧，火车已经进站了。”
他们走到了通站台的通勤口。
昨天，省委决定派丽达代表省委去出席一个县的团代表大会，让保尔协助她工作。他们今天必须乘车出发。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车次太少，发车的时候，车站就由掌握全权的五人小组控制。没有这个小组发的通行证，任何人都无权进站。所有的进出口全由这个小组派出的值勤队把守着。一列火车就是挤破车厢，也只能运走十分之一急着上路的旅客。谁也不愿意等下一趟车，因为行车时间没有准儿，说不定一等就是几天。几千个人都往检票口拥，都想冲过去，挤到眼巴巴等了很久的绿色车厢里去。这些日子，车站被围得水泄不通，到处是人，常常发生扭打的事。
保尔和丽达挤来挤去，怎么也进不了站台。
保尔对车站的情况很熟悉，知道所有的进出通道，他就领丽达从行李房进了站台。费了好大劲，总算挤到了四号车厢跟前。车门前乱哄哄地拥着一堆人，一个热得满头大汗的肃反工作人员拦住车门，上百次地重复着一句话：“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车厢里挤得满满的了。车厢的连接板上和车顶上不许站人，这是上头的命令。”
人们发疯似的冲着他挤去，都把五人小组发的四号车厢乘车证伸到他鼻子跟前。每节车厢的门前都是这样，人们气势汹汹地咒骂着，喊叫着，往上挤。保尔看出来，照常规办事是根本上不了车的。但是，他们又非上去不可，否则，代表大会就不能按期召开了。
他把丽达叫到一边，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她：他先挤进车厢去，然后打开车窗，把她从窗口拉进去。不这样，就没有别的办法。
“把你的皮夹克给我，它比什么证件都管用。”
保尔拿过她的皮夹克穿上，又把手枪往夹克口袋里一插，故意让枪柄和枪穗露在外面。他把装食物的旅行袋放在丽达脚下，走到车门跟前，毫不客气地分开旅客，一只手抓住了车门把手。
“喂，同志，往哪儿去？”
保尔回头看了看那个矮墩墩的肃反工作人员。
“我是军区特勤部的。现在要检查一下，车上的人是不是都有五人小组发的乘车证。”保尔煞有介事地说，他的口气不容许别人对他的权力有丝毫怀疑。
那个工作人员看了看他口袋里的手枪，用袖口擦掉额上的汗珠，用无所谓的语调说：“好吧，你只要能挤进去，就检查好了。”
保尔用胳膊、肩膀，甚至拳头给自己开路，拼命往里挤，有时抓住上层的铺位，把身子吊起来，从别人肩膀上爬过去。
他受到了数不清的咒骂，不过总算挤到了车厢的中间。
他从上面下来，一脚踩在一个胖女人的膝盖上，她冲着他骂起来：“你这个该死的，臭脚丫子往哪儿伸呀！”这女人像个大肉球，约摸有七普特［一普特等于１６．３８千克——译者］，勉勉强强挤在下铺的边缘上，两条腿中间还夹着一只装黄油的铁桶。各式各样的铁桶、箱子、口袋、筐子塞满了所有的铺位。车厢里闷得使人喘不过气来。
保尔没有理睬这个胖女人的咒骂，只是问她：“您的乘车证呢，公民？”
“什么？”她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检票员恶狠狠地反问了一句。
一个贼眉鼠眼的家伙从上面的铺位上探出头来，扯着粗嗓子喊：“瓦西卡，这小子是个什么玩意儿？打发他滚远点！”
一个人应声在保尔的头顶上出现了。看来这就是瓦西卡了。这小子又高又大，胸脯上全是毛，两只牛眼睛瞪着柯察金。
“你缠着人家妇女干吗？用得着你查什么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