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壮弟定奎，以忠壮故，旋统铭字、武毅等军，积功至福建提督。予参其军府，闻诸老将言，忠壮身长八尺余，威猛可畏，终日不言笑，坐帐中，所部出入，无敢直行者。与部将议事，是则温言慰，非则怒目斥，顷刻间恩威互变。
然洞悉艰苦，体恤隐微，人以是畏而感之。日巡视诸营，或马或步，不拘早晏，至则将弁勇夫杂坐同餐，有如家人。见枪炮刀矛器械，必反复省视，损者立修补，不齐者立责斥，或自为磨治以导之，其勤干如此。
将弁有临阵勇往者，立言于帅，超拔之；暇日与谭家事，时其缓急则资之，不留私财。初充营官，合肥相国督诸军围常州，值程忠烈初亡，悍贼麇聚，分数营奔牛以遏贼援。忠壮任其事，而洋将白齐文忽反助贼，以轮船入内河，攻奔牛营。
忠壮固守十数日，粮米子药几尽，募健卒泅水乞救。合肥相国派营将黄桂兰裹粮携药，与忠壮会合，亦入围不得出。忠壮悬重赏得死士，乘夜怀巨钉潜赴轮船，钉炮眼，随大出队，以火箭喷筒环烧之。
白齐文不知所为，弃轮舟而遁。贼惊退，不数日常州克矣。合肥相国奏褒其功，以唐、黄百战之将并称。
然黄非唐比也。忠壮大略，与多忠武相似。予友朱明经景照习其人，谓忠壮愚不可及，见贼若私仇，不报不止；其战没始末，误于同事，当时为帅讳，多不及详。
明经在帅府，备知之。
军饷定制，向无额数，内扣者有之。自淮军始岁支九关，遇闰酌加；余则目为欠饷，粮台分别记注，裁撤时酌发三五关不等。
或历年过久，通计成数报效，为本籍增文武学额，勇卒亦竟安之。闲询老辈，则初赴上海时，饷项匮乏，食米而外，竟酌给盐菜资。及接仗克城，人人有获，每向夕无事，各哨聚会，金钏银宝，堆案高数尺许。
遇发饷时，多寡不较也。合肥相国知之，明订九关，杜营哨虚冒，遂为成例，入于奏案。其时米价极昂，石值银五两，各军克城，辄封存贼所囤米，据为私有。
合肥相国出示收买，定价石银三两，出入一律，亦为成例定案，淮军统将往往以此致富云。厘金之起，由雷副都御史以诚，帮办扬州军务，时江北大营都统琦善为钦差大臣，所支军饷，皆部解省协。雷部分拨甚寡，无计请益。
钱塘钱孝廉江适在雷营，为谋立厘捐局，抽收百货，奏明专供本军。行之数月，较大营支饷为优。金运使安清继之，总理江北筹饷局，为法益密，各省闻风而起仿之。
然上不在军，下不在民，利归中饱，军事益无起色。胡文忠公精思熟虑，法刘晏专用士人理财一语，加以章程课法详明周至，遂立富强之效，全局赖以振兴。东南各省继起日盛，大率皆秉其法，民亦相与安之，几若丁田之有赋役矣。
文忠尝言厘金之设，专取于商，不取于农，较加赋为优。予思商贾货物，必合计本利。今农家所需，举承平时，价增十三，未尝非厘金之由，特不尽资农，自较加赋为病稍轻耳。
今承平已数十年，而厘局林立如故，论者谓全裁势有不能，举日用所需布粟油薪之类，贫富所同，概予蠲免，而重税富家大户独用之物，或亦酌盈剂虚之道也。钱创此议，雷甚敬信之。而钱故放纵不羁，狎侮备至，雷积不可耐，使部将以计戕之，奏称钱语不逊，恐生逆谋，世颇冤之，观顾亭林《陈遘论》，可慨也。

庚申淀园之变，曾文正、胡文忠二公皆议入卫，而诸军深入皖境，分驻大江南北，进退均难。集文武参佐，各立一议，多以入卫为主。合肥相国时在文正幕中，独谓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当按兵请旨，且无稍动。
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二公是之。既而事定，奉毋庸入卫之旨，均如合肥相国所议，二公益交重之。
当时幕中辑有《北援议》一册，参互而观，可见两府人材之盛。
尚书肃顺以夷寇入犯，倡为热河之行，与怡亲王载恒、郑亲王端华，罪坐误国，列名三奸，海内所共切齿者也。然荐举曾文正公，有功社稷，不可不知。
当江浙失守，东南数省，沦为鬼域，文宗皇帝日接警报，亦倦勤矣。两江总督何桂清既以逃死拿问，而代任殊未定人，肃首以曾某为请，得旨即行。湖口高刺史心夔时在肃幕，左右其事。
肃败后，高亦颇蒙讥议。然推曾一节，所关甚大，即肃且当从末减矣。独山莫孝廉友芝，时亦在都，与二三清流，实始倡议，知高为肃所重，邀与密商，高毅然以此自任。
殆奉俞旨，肃下直趋高馆曰：“行矣！何以谢保人？”握高手大笑，置酒极欢而散。肃矜权嗜利，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