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们看《石头记》的十六个例，可分出三组来：
（第一组）（17）至（22）六条的“得”字都是表示可能的助动词。如“也算得”等于“也可算”，“只得依他”等于“只能依他”，“立得起来”等于“能立起来”，“还得起他”等于“能够还他”。这一组没有一条“例外”。

（第二组）（23）至（28）六条，五次用“的”，一次用“得”，都是表示状态或程度的状语之前的“介词”。（23）条最可注意：
生得单弱，
料理的周周全全，
累的不知怎样了。
“生得”的“得”字明是误用的“例外”。
下文（24）（25）两条都用“生的”，更可证（23）条的“得”字是“例外”。
（第三组）（29）至（32）四条，都是与第二组完全相同的文法，但都用“得”，不用“的”，是第二组的“例外”。
再看《儒林外史》的十六个例，也可分作三组：
（第一组）（33）至（39）七条的“得”字都是表示可能的助动词，与《石头记》的第一组例完全相同，也没有一个“例外”。

（第二组）（40）至（44）五条，用的“的”字，都是状语之前的介词，与《石头记》的第二组例也完全相同。
（第三组）（45）至（48）四条又是“例外”了。这些句子与第二组的句子文法上完全相同，如“说的是”与“说得有理”可有什么文法上的区别？
我们拿这两部时代相近的书，和那稍古的《水浒传》比较，得了两条通则：
（通则三）《水浒传》里表示可能的助动词“得”字，在《石头记》和《儒林外史》里，仍旧用“得”字。
（参看“通则一”）
（通则四）《水浒传》里用来引起状语的介词“得”字，（通则二）在《石头记》和《儒林外史》里，多数改用“的”字，但有时仍旧用“得”字。
综合起来，我们还可得一条更大的通则：
（通则五）《水浒传》的时代用一个“得”字表示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法，本来很不方便。但那两种“得”字，声音上微有轻重的不同；那表示可能的“得”字读起来比那介词的“得”字要重一点，故后来那轻读的“得”字就渐渐的变成“的”字。
但这个声音上的区别是很微细的，当时又没有文法学者指出这个区别的所以然，故作书的人一面分出一个“的”字，一面终不能把那历史相传下来的“得”字完全丢了，故同一个意义，同一种文法，同一段话里往往乱用“的”、“得”两字。但第一种“得”字——表示可能的助动词——很少例外。
如此，我们方才可算是真正懂得这两个字变迁沿革的历史。
这种研究法叫做历史的研究法。这种研究的用处很大。即如我们举的“得”字与“的”字的例，我们可以因此得一条大教训，又可以因此得一条文法上的新规定。

什么大教训呢？凡语言文字的变迁，都有一个不得不变的理由。我们初见白话书里“得”、“的”两字乱用，闹不清楚，差不多有现在“的”、“底”两字胡闹的样子！我们一定觉得很糊涂，很没有道理。但我们若用“比例而同之，触类而长之”的方法，居然也可以寻出一个不得不变的道理来。
这又是我在第一篇里说的“民族常识结晶”的一个证据了。
什么是文法上的新规定呢？语言文字的自然变化是无意的，是没有意识作用的，是“莫名其妙”的，故往往不能贯彻他的自然趋势，不能完全打破习惯的旧势力，不能完全建设他的新法式。即如“得”字的一种用法自然分出来，变成“的”字，但终不能完全丢弃那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得”字。
现在我们研究了这两个字的变迁沿革和他们所以变迁沿革的原因，知道了“的”、“得”两字所以乱用，完全是一种历史的“陈迹”，我们便可以依着这个自然趋势，规定将来的区别：
（1）凡“得”字用作表示可能的助动词时，一律用“得”字。
（2）凡动词或形容词之后的“得”字，用来引起一种状词或状语的，一律用“的”字。
有了这条新规定，以后这两个字便可以不致胡乱混用了（现在“的”、“底”两字所以闹不清楚，只是因为大家都不曾细心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发生的原因）。

以上我说研究文法的三种方法完了。归纳法是基本方法；比较法是帮助归纳法的，是供给我们假设的材料的；历史法是纠正归纳法的，是用时代的变迁一面来限制归纳法，一面又推广归纳法的效用，使他组成历史的系统。
原载1921年7月1日至8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