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怪的，那些没有学问的“乡曲愚夫，闾巷妇稚”虽然不知不觉的做这种大胆的改良事业，却并不是糊里糊涂的一味贪图方便，不顾文法上的需要。最可怪的，就是他们对于什么地方应该改变，什么地方不应该改变，都极有斟酌，极有分寸。就拿倒装句法来说。
有一种变格的句法，他们丝毫不曾改变：
（例）杀人者。知命者。
（格）动词—止词—主词。

这种句法，把主词放在最末，表示“者”字是一个承接代词。白话也是这样倒装的：
（例）杀人的。算命的。
打虎的。
这种句法，白话也曾想改变过来，变成正格：
（例）谁杀人，谁该死。谁不来，谁不是好汉。
谁爱听，尽管来听。
但是这种变法，总不如旧式倒装法的方便，况且有许多地方仍旧是变不过来：
（例）杀人的是我。这句若变为“谁杀人，是我”，上半便成疑问句了。

（又）打虎的武松是他的叔叔。这句决不能变为“谁打虎武松是他的叔叔！”
因此白话虽然觉得这种变格很不方便，但是他又知道变为正格更多不便，倒不如不变了罢。
以上所说，都只是要证明白话的变迁，无论是变繁密了或是变简易了，都是很有理由的变迁。
该变繁的，都变繁了；该变简的，都变简了；就是那些该变而不曾变的，也都有一个不能改变的理由。改变的动机是实用上的困难；改变的目的是要补救这种实用上的困难；改变的结果是应用能力的加多。这是中国国语的进化小史。

这一段国语进化小史的大教训：莫要看轻了那些无量数的“乡曲愚夫，闾巷妇稚”！他们能做那些文学专门名家所不能做又不敢做的革新事业！
文法的研究法
我觉得现在国语文法学最应该注重的，是研究文法的方法。为什么我们应该这样注重方法呢？第一，因为现在虽有一点古文的文法学，但国语的文法学还在草创的时期，我们若想预备做国语文法学的研究，应该先从方法下手。建立国语文法学，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
方法不精密，决不能有成效。第二，一种科学的精神全在他的方法。方法是活的，是普遍的。
我们学一种科学，若单学得一些书本里的知识，不能拿到怎样求得这些知识的方法，是没有用的，是死的。若懂得方法，就把这些书本里的知识都忘记了，也还不要紧，我们不但求得出这些知识来，我们还可以创造发明，添上许多新知识。文法学也是如此。
不要说我们此时不能做一部很好的国语文法书，就是有了一部很好的文法书，若大家不讲究文法学的方法，这书终究是死的，国语文法学终究没有继续进步的希望。古人说，“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这是很可鄙的态度。我们提倡学术的人应该先把“金针”送给大家，然后让他们看我们绣的鸳鸯，然后教他们大家来绣一些更好更巧妙的鸳鸯！
研究文法的方法，依我看来，有三种必不可少的方法：
（一）归纳的研究法；
（二）比较的研究法；
（三）历史的研究法。

这三种之中，归纳法是根本法，其余两种是辅助归纳法的。
归纳的研究法
平常论理学书里说归纳法是“从个体的事实里求出普遍的法则来”的方法。但是这句话是很含糊的，并且是很有弊病的。
因为没有下手的方法，故是含糊的。因为容易使人误解归纳的性质，故有弊病。宋朝的哲学家讲“格物”，要人“即物而穷其理”。
初看去，这也是“从个体的事实里求出普遍的法则”的归纳法了。后来王阳明用这法子去格庭前的竹子，格了七天，格不出什么道理来，自己反病倒了。这件事很可使我们觉悟：单去观察个体事物，不靠别的帮助，便想从个体事物里抽出一条通则来，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也许竟是不可能的事。
从前中国人用的“书读千遍，其义自见”的笨法，便是这一类的笨归纳。
现在市上出版的论理学书，讲归纳法最好的，还要算严又陵先生的《名学浅说》。这部书是严先生演述耶芳斯（Jevons）的《名学要旨》作成的。
耶芳斯的书虽然出版的很早，但他讲归纳法实在比弥尔（J. S. Mill穆勒约翰）一系的名学家讲的好。耶芳斯的大意是说归纳法其实只是演绎法的一种用法。分开来说，归纳法有几步的工夫：
第一步，观察一些同类的“例”；
第二步，提出一个假设的通则来说明这些“例”；
第三步，再观察一些新例，看他们是否和假设的通则相符合。
若无例外，这通则便可成立；若有例外，须研究此项例外是否有可以解释的理由；若不能解释，这通则便不能成立。一个假设不能成立，便须另寻新假设，仍从第二步做起。
这种讲法的要点在于第二步提出假设的通则。
第三步即用这个假设做一个大前提，再用演绎的方法来证明或否证这个假设的大前提。
这种讲法，太抽象了，不容易懂得，我且举一条例来说明他。白话里常用的“了”字，平常用来表示过去的动词，如“昨天他来了两次，今天早晨他又来了一次”，这是容易懂得的。
但是“了”字又用在动词的现在式，如：
大哥请回，兄弟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