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资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就前有诸史言之，尚书为最初之史书，然书缺有间，此见其时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为最初之编年史。
又其次有左传，以纲罗详备言，为编年史之进步。然其时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书，兵戎非常事，故左传所载，乃以列国之会盟与战争为主，后人讥之为“相斫书”焉。
又其次为史记，乃为以人物为中心之新史，征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之团体性而崭露头角也。又其次为汉书，为断代作史之开始，此乃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权已臻稳固后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继此而复生“通史”之新要求。
于是而又杜佑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为以制度为骨干之新史，非政体沿革到达相当程度，不能有此。又继而有通鉴，为编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以事件为中心之新史之再现。
然如袁氏通鉴纪事本末，取材只限于通鉴，则貌变而实未变也。于是而有郑樵通志之所谓二十略，其历史眼光，乃超出于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谱，如学案，形形色色，乘一时之新需要而创造新体裁者，不胜缕举。
要之自尚书下逮通志，此皆有志于全史整面之叙述。今观其相互间体裁之不同，与夫内容之差别，可知中国旧史，固不断在改写之中矣。
自南宋以来，又七百年，乃独无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
此因元、清两代皆以异族人主，不愿国人之治史。明 其间，光辉乍辟，翳
复兴，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变动剧烈之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尤亟。
而适承七百年来史学衰微之末运，因此国人对于国史之认识，乃愈昏昧无准则。前述记诵、考订、宣传诸派，乃亦无一能发愿为国史撰一新本者，则甚矣史学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
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侯，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
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今将为国史写一简单扼要而有系统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将效记诵、考订派之所为乎？则必泛滥而无归。
其将效宣传革新派之所为乎？又必空洞而无物。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则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学术思想，又次曰社会经济。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
大体言之，历史事态，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将轻重先后，分主客取舍于其间乎？抑兼罗并包，平等而同视之乎？
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试设一浅喻。
今人若为一运动家作一年谱或小传，则必与为一音乐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远异矣。即为一网球家作一小传或年谱，则又必与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详略存灭迥别矣。何以故？以音乐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与运动家不同故；以网球家之个性与环境与事业之发展，又与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国家亦然。
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如此则循环反复，欲认识一国家、一民族特殊个性之所在，乃并不如认识一网球家或足球家之单纯而简易。
要之必于其自身内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个性，则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