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知网球家之个性？以其忽然投入于网球家之环境，而从事于网球之活动故。其他一切饮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无所异于人。若为网球家作年谱，而抄袭某音乐家已成年谱之材料与局套，则某年音乐大会，其人既无预；某年歌曲比赛，某人又不列。
其人者，乃可于音乐史上绝无一面。不仅了不异人，抑且有不如无。不知其人之活动与事业乃在网球不在音乐。
网球家之生命，不能于音乐史之过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国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屡争不舍、仅而后得之代表民意机关，如英伦之“大宪章”与“国会”之创新而无有也。
又求一轰轰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国“人权大革命”之爆发，而更无有也。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之历史”矣。以言思想，求一如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帜，以与罗马教皇力抗，轩然兴起全欧“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无有也。
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束缚于一家思想之下”矣。以言经济，求一如葛马、如哥伦布
空海外，发现新殖民地之伟迹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欧、美社会之光怪陆离，穷富极华之景象，而更不可得。则无怪于谓“自秦以来二千年，皆沉眠于封建社会之下，长夜漫漫，永无旦日”矣。
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驱，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
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彼方目
神炫于网球场中四周之采声，乃不知别有一管弦竞奏、歌声洋溢之境也则宜。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何谓求其异？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
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夭淤，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
此一法也。何谓求其同？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
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
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
此谓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
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着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
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着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
而所谓“变”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此有明白事证，与人共见，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故曰：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也。
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云云，是无异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无变，即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历史无精神、民族无文化也。其然，岂其然？
今于国史，若细心留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战争”中着精神。
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划界限的时期，常在惊心动魄之震荡中产生。若以此意态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常如昏腾腾地没有长进。
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
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洪、杨为中华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矣。然洪、杨数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
然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若空洞设譬，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
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所以诗代表中国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剧曲之在中国，不占地位。西洋则以作剧为文学家之圣境。
即以人物作证，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勉。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举音乐家与网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