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两人提到一个横梗在生活中间人时，我当初还以为别是这海军学生对我有了误会，以为我还会妨碍他们的生活。经过两人的陈述，到后我才明白这件事对我全无关系，却对于我们数月以前在北京无意中谈及的生活计划，大有关系。
原来三人还在北京汉花园公寓住下时，各人文章都有了出路，都以为凭了稿费收入，将来就可以过日本去读书。这种好梦是三个人睁着眼睛同做的。因为想过日本，就提到学日本文，因为应学日本文，就想到教日本文的人。朋友的朋友，既可教日文，我们就先假定这是我们的先生了。有了这点因缘，我过上海后，另外一个朋友却居然把那个学习日文的先生找来了。
自然的，这先生上课一礼拜后，两人之间便皆明白了这种学习有了错误，她并不适宜于跟这个人学习日文，他却业已起始跟她在学习爱情了。
最糟的事便是引起问题的女人，不只是个性情洒脱的湖南女子，同时还是个熟读法国作品的新进女作家，她的年纪已经有了二十四岁或二十五岁，对于格雷泰?嘉宝《肉体与情魔》的电影印象则正时常向友朋提到。来到面前的不是一个英隽挺拔骑士风度的青年，却只是一个相貌平常，性格沉静，有苦学生模样的人物，这种人物的爱情，一方面见得“不足注意”，一方面也就见得“无害于事”。因此，倘若机会使这样两个人单独在一处，男的用着老老实实的，也俨然就如一般人所谓乡巴老的神气，来告给女的一切敬慕以及因此所感到的种种烦乱时，请想想，那个熟读《人心》等书的女子，她将如平常自以为极其贞静的妇人那样，认这种事情为一种罪恶，严厉的申斥男子一番，还是懂事合理一点，想出一种办法来镇静一下那颗乡下人烦乱的心？并且她已明白她应当怎么办合理一点，也许还稍稍带了好奇意味，想更发现一点点分内所许可她发现的东西，就不再注意海军学生的感情，海军学生又看出了这件事情，只由于自己的年龄与性情还不能作一个“绅士”，那么，此后将作成什么结果？
事情就恰恰如此，问题也并不很稀奇，全因为各人皆太年青了一些，皆有感情，却不知道如何节制自己的感情，皆需要理智，理智到了这时节，却逃避到远处，或为偏见与热情蒙蔽了，故两人虽从北京到了上海，那些纠纷却仍然不能脱身。为了逃避这种纠纷，两人还想同过杭州，从后来所得证明，则这种逃避，也依然全告失败。
从两人问题上看来，我当时的意见，就只是希望海军学生学得老成一点。只要他老成一点，这事情就容易处置了。
海军学生在当时最缺少的就是理性，若我不见过他那次对于丁玲女士的行为，我还不能相信一个男性在这方面缺少理性时节，灵魂粗暴能到什么样子。同时我却在这方面，另外又多增加了一分知识，便是一个女性固常常需要柔情，但柔性在某一时节，失去它的用处时，非常的粗暴，又似乎更容易征服她的一切。
两人在言语方面质问与责难，海军学生完全失败时，就沉默无言，脸上现出悻悻神气，走过丁玲身边去，用腕臂力量挟持到她，或用拳头威吓到她，我虽然一面劝解一面警告他：“小胡，小胡，你这办法真不高明，你这样欺凌她不配称为男子！”他却不顾一切，总有方便把他要做的那种武艺做完。很古怪，那么说着闹着绝无妥协的丁玲，则每到这种情形下，反而显得异常柔和起来。若我所注意到的并无多少错误，我可以说她先前正缺少些出自男子的隐密事物，因此一来，她便满足了也安静了。
两人到下午一点钟时，似乎各人皆把理性找回来了些，一同向我道歉，皆以为不应当把我为难，三人便笑着离开了我那住处，同过大马路吃了一顿饭，再过商务印书馆取了几十块钱稿费，还很快乐的看了一次电影，又在一个小馆子吃了晚饭，回我住处谈了一晚各人的计划，第二天一早，两人便过杭州西湖过日子去了。
他们过杭州约六天，某一晚上，这海军学生又形色匆匆的跑到我的住处来了，我问他为什么又单独跑回上海，他却坐在我的床边，凄惨的微笑，告给我他已准备不再回转杭州。我问清楚了丁玲还依然一人住在杭州，他却又是在一次流泪赌咒的情形下跑来上海。于是我就同他在一个大木床上躺下来，详详细细究询他这件事前因后果，听这个人作一切不离孩子气的申诉，且记着这件事每个要点，等他无话可说时，便为他把这件事从旁观者看来各方面必须保持的最合乎理想的态度说明。因为他尚告给我两人虽同居了数年，还如何在某种“客气”情形中过日子。我便就我所知道的属于某种科学范围的知识，提出了些新鲜的意见，第二天，就又把他打发回到杭州去了。这次回去，我对于海军学生所作的一番劝告，大致很有了些用处，风波平息了，一切问题也就在一份短短岁月里结束了。
两人住在西湖葛岭一个单独院子里，大约将近三个月。三个月中的生活，或者因为新增加了那从前所缺少的成分在内，故两人简直像一对同度蜜月的伴侣。春天的西湖既使人安静舒适，他们又认识了几个在艺术院教图画的男女朋友，日里玩得极无节制，晚上仍然还可写作文章。海军学生到后与朋友们谈到西湖时，常用作新郎的风度，以为在西湖所过的日子，回忆时使人觉得甜蜜快乐。两人为了天气渐热，不能再在西湖住下，回到上海法租界永裕里住下。八月间我住在西湖灵隐石笋峰，两人赶过西湖，邀我过葛岭去看他们那住处时，海军学生便告给我，他写的《来了客的黑夜》那个聪明贼人，当真从某处爬入，某处逃走。且指给我看他每天坐在什么地方谈话，坐在什么地方做事。
两人住在上海永裕里十三号三楼，是间髹了庸俗绿色油漆充满油漆气味的楼房。把一铺租来的大木床，安顿在房间中央后，前面放了一张写字台，后面又放了一张写字台，靠墙边则有一个书架，一张方桌，四把椅子。墙头上则挂了蔡威廉女士所作的大幅丁玲画像。煤油桶、米袋、打汽炉子，以及大小碗盏，平时完全搁在床底下，需用时方从床底拉出，不需用时又复赶快塞进床底。为了吃饭，两个人每天大约下三楼提水六次。点汽炉子，用照相框反面作为砧板，把小洋刀切牛肉与洋葱，则归丁玲女士。海军学生当来了客，发现了还缺少什么作料，或必须加一点菜蔬时，便救火兵模样飞奔下了三层楼，冲出堂大门外去，购买那一点点必需的东西。
两人一进新屋，刚把什物安排妥当后，就开始坐下来写字。写些什么呢？从住在二楼的二房东看来，总以为是写“信”。吃饭以前她上来望望，询问一下两人需要什么当就便为他们上街捎来，那时节眼见到两人各自坐在房中一隅，完全是写家信的神气，伏在桌边只是写。这房东为了好奇，吃饭以后又借旁的原因，跑上三楼来看看，只见两人还依然各自坐在写字台边，写那些永远也不会写完的信。在房东意思，实以为“若这不是写家信，除了写信还有什么可写的或必须要那么忙着写的”？女房东仿佛常常猜详着，可是决猜详不出什么结果。
两人先前一时那点龃龉处，既俨然业已完全忘掉，新生活又复在快乐中把日子打发下去，工作事业则由于异常勤快得了各方面的出路，于是日子过去了！丁玲女士的名字，在北方、在南方，皆被年青人用一种亲切的友谊加以注意，成为一个非常时髦顺耳的名字了。《在黑暗中》一出版，作家间亦无人不承认“这是国内一种崭新的收获”，这收获又显然如何超越了稍前一时代的作品标准，另向一新方向上展开与突进的。
那时节女作家中几个人，冰心因病倦于写作搁笔了，沅君（淦女士）写作“隔绝之后”的时代已经稍稍过去，努力研究词曲去了，叔华明白了她的所长当在绘画，埋头于宋元临摹，不再写她的小说了，同时女作家中间或还有写作陆续发表的，如苏雪林、陈学昭，虽各把握了一部分女性读者，较之丁玲女士作品笼罩一切处，则显然无可颉颃，难于并提。写作既出了名，从写作上得到了生活的意义，故他们所过的日子，虽仍然常常贫困得十分可笑，却感到了工作的严肃，既不自满也就不能自弃。
两人在西山时生活方面常像小孩子，到了上海，两人依然还像小孩子。为了每月房租将到期，各人赶忙来写小说，一写成时就送过拿钱最方便处去，从编辑处取得了通知单，又从会计处或营业部换得了一叠钞票，得钱后，两人或一人在街上扬长走着，大街上各种商店的临街大窗橱内，陈列了种种货物，皆常常把这个路上人吸住，且即刻诱入铺子里面去，等待可出门时，钱夹中的钞票减少了。钱少了，胁下自然就多了一个盒子，盒子中或是可吃的，或是可穿的，或是可以摆在窗台上的，总而言之则大多数是两人不必需的。男的只欢喜为女的买贵重香水、贵重的糖果、值钱的花边、值钱的鲜花，女的则欢喜为男的买价钱极大的领带，以及其他类乎这种东西的小玩意儿。至于两人同时能走入商店则自然更容易把钱花尽了。设当时只是一个人，这人把所买来的废物携带回家中，笑嘻嘻的共同坐在床边来开看盒中所有时，一个说：“瞧，这样好的东西，只六元，你不觉得价钱真公道吗！”那个必说：“妙极了，好极了，我欢喜它！”不管买的是什么，两个人似乎意见皆十分相近。不管买去了多少钱，当两人把新买东西展览欣赏时，其中一个提及钱的其余用处，故意来扫另一人的兴味的事情，绝不至于发生。
新的东西若是糖果，便吃掉它，若是花，就插到书桌上那个小小瓷瓶里去，一同忽远忽近的来欣赏它，若是衣料，就披在应把这衣料作衣的肩上去，指派这人在楼上来回走着，若是领带，就即刻掉换另一领带。必需到后两人中的一个，在另外一种声音一派空气中，仿佛醒觉似的记起了新取稿费正当的用途，两人才来谈及所取得的数目以及业经花去的数目。到这时节，倘若打算一下，剩下的又不够支配了，自然就又得派海军学生作那件老事了。因为房租不足或其他必需用款不足，海军学生夹了新买来的衣料，在康悌路、马浪路、贝勒路，各马路边沿上忙匆匆的走着，敏捷的钻入一个小押当石库门里，又敏捷的从这种大门中跑出，次数似乎太多了些，说来真毫不出奇了。
记述到这一点情形时，我总得想起：一种有秩序的生活，似乎正在有意识的逃避到这两个人，故总永远使两个人同小孩子一样。然而也正因为两人这分天真性情，才作成了两人此后的命运。丁玲女士早把一个妇人所必需的家务趣味与娘儿们计米较盐屯私房赚小钱的妇人当然性情失去，故两个人同时把成为俗人的机会也失去了。两人性情天真处，应遮盖了两人因天真而作出的荒唐与疏忽行为，因为它是美丽的，正如他们的天才一样，在俗人不易发现，不能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