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最后一个王朝——陈朝末代皇帝陈后主陈叔宝，不理朝事，长于深宫，不谙民情，却精通音律，喜作艳词。他继位之后，在政治上疾忠臣如仇敌，视小民似草芥，横征暴敛，刑罚苛重；生活上穷奢极欲，酷爱声色，终日游宴，常在醉乡。后宫姬妾成群，珍玩无数，并用香木建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高数十丈，饰以金玉珠翠。连他的御马也娇贵无比，竞嫌豆粟过于粗糙，不肯下咽。更为荒唐的是，他经常带着江总一班文臣游宴，甚至叫“狎客”的无赖小臣，与自己的宠妾张贵妃（名丽华）、孔贵嫔等夹坐左右，欢饮嬉戏，赋诗高歌。这种在花天酒地中炮制出来的诗作，必然是格调低下、轻薄靡丽的劣货。陈后主却以为佳作，取其尤为艳丽者，命乐工配曲编舞，选成百上千宫女排练，伴以大型乐队在宫中唱演不辍，高兴时陈后主也操琴演奏，耽迷如醉。这其中《玉树后庭花》就是“大指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陈书？后主沈皇后附张贵妃传》载魏征语）。陈后主意在以花喻人，赞美张、孔二妃像后庭花一样婷婷玉立，光彩照人。
正当陈后主沉湎声色，尽情行乐之际，虎视江南已久的隋文帝派遣大军灭陈来了。尽管江北急报不断传来，陈后主恃长江之险，侈言“王气在此”，“虏今来者必自败”，仍然带着他的文臣、狎客、宠妃浅斟低唱，细讴他的《玉树后庭花》。告急表章飞递进宫，他常在醉乡，直至亡国被俘，有的表章尚未拆封。隋军已经攻入宫门，文武降逃殆尽，这位风流皇帝还昏昏然宣称：“吾自有计”。原来是带着张、孔二妃躲进景阳殿前的一口水井里的逃命之计。不用说，隋军正好瓮中捉鳖。“军人窥井而呼之，后主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乃与张贵妃、孔贵人三人同乘而上。”（《南史？陈纪》）结果，张妃被斩，后主被俘。《玉树后庭花》也作为亡国之音的代名词而入诗入史。陈后主在亡国之际的拙劣表演，堪称千古笑柄。后世的李白曾讥刺此事：“天子龙沉景阳井，谁歌《玉树后庭花》？”（《金陵歌送别范宣》）不幸的是，后世歌《玉树后庭花》者仍不乏其人。二百多年后，唐室倾颓，危机四伏，已是衰世。诗人杜牧泊舟秦淮河畔，见到的却是灯红酒绿，轻歌曼舞，贵官纨绔，酣饮游乐，一片醉生梦生的景象。他忧忿交集，写下了着名的《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早在唐初，《玉树后庭花》还引起一场辩论。据《旧唐书？音乐志》载，贞观中，唐太宗向群臣问音乐与国家兴亡的关系。御史大夫杜淹说：陈将亡而有《玉树后庭花》，齐将亡而有《伴侣曲》，过路人听了都悲泣不已，看来陈、齐之亡都是因为制作了这种亡国之音的缘故。唐太宗反驳说：亡国的原因不能从音乐上去找，而要从朝政的得失上去找。同一种乐曲，不同心情的人听了会感受各异，悲喜自先存于听者心中，并非音乐引起悲喜的感情。陈、齐均是“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最后魏征调和两种意见，说音乐的力量在于帮助人调节心情，但人们心情的哀乐并不是由音乐决定的。唐太宗表示同意，才结束辩论。
音乐虽不能决定国家兴亡，但能够反映时代风貌，社会风尚，常是兴亡的一种征兆。作为客观存在的音乐，对作为主观意识的感情也并非没有影响。《玉树后庭花》说它是亡国之音，是不冤枉的。中唐诗人张祜有诗曰：“轻车何草草，独唱《后庭花》。玉座谁为主？徒悲张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