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德宗遗事
前记珍妃事，引景善曰记，妃称帝当留京一语，友辈或有以为疑。按当时德宗实欲留京，与妃意欣合，在当时不失为一策，则无可疑。曩瘿公既为《庚子国变记》，酬鸣又为书后一篇，有云：
“忆扈从某官云，西后自出险，恒语侍臣云：“吾不意乃为帝笑。”至太原，帝稍发舒，一曰召载漪刚毅痛呵，欲正其罪。西后曰：“我先发，敌将更要其重者。”帝曰：“论国法，彼罪不赦，乌论敌如何。”漪等颡亟稽。时王文韶同入，西后曰：“王文韶老臣，更事久，且帝所信，尔意谓何？”文韶知旨，婉解之。帝退犹闻咨嗟声，漪等出，步犹栗栗也。未几刚毅恚而死。已定议再西，帝尤愤。抵潼关，帝云：“我能往，寇奚不能？即入蜀，无益。太后老，宜避西安，朕拟独归，否则兵不解，祸终及之。”西后以下，咸相顾有难色，顾无以折帝辞，会晚而罢。翌晨，乃闻扈从士嘈杂戒行，声炮，驾竟西矣。帝首途，泪犹溢目也。”
又新城王晋卿先生所序王小航述《德宗遗事》，第七节云：
“太后之将奔也，皇上求之曰：‘无须出走，外人皆友邦，其兵来讨拳匪，对我国家，非有恶意，臣请自往东交民巷，向各国使臣面谈，必无事矣。’太后不许。上还宫，着朝服，欲自赴使馆。小阉奔告太后，太后自来，命褫去朝服，仅留一洋布衫，严禁出户，旋即牵连出狩矣。”
又第九节云：
“驻跸太原多曰，上仍求独归议和，太后及诸臣坚持不放。其实是时早归，赔款之数可少，而外人所索保险之各种条件，皆可因倚赖圣明，而无须提出，公论昭然，怀愍徽钦之祸，万万不容拟议，其理至显。而诸人因识见腐陋，不知此者，十之九，明知而佯为不知者，十之一，则为太后荣王岑诸人也。时岑幕中有张鸣岐者，年少锐敏，力劝奉皇上回京，收此大功。岑词穷而不语。”
此两书所记皆同。大抵清之亡，虽有多因，而那拉氏实一力成之。牝晨专恣，帝后相仇，光绪中叶以后，一切政潮皆为此事。西后以其侄女为德宗后，即以钳之，德宗遂恶后而与珍妃谋。终德宗之身，虽迭受凌辱，中犹崛强，故西后弥留时，隆裕与崔玉桂等遂有置帝于死地之必要。此一段因果相乘，亦事势有必然者。
按德宗之非善终，戊申以来，世皆疑之，顾莫得左证。近曰私家记乘迭出，旁证见闻，此事乃七八可信，当别详之。王小航（照）《杂事诗》一本，皆述德宗轶事，迩别有辑其注单行者，即上述之《德宗遗事》。其记珍妃事，与诸说稍有不同，今附录之。《德宗遗事》第六节云：
“外兵逼京，太后将奔，先命诸阉掷珍妃井中。诸阉皆不敢行，二总管崔玉贵曰，都是松小子呣，看我去。于是玉贵拉珍妃赴井口。珍妃跪地，求一见老佛爷之面而死。玉贵曰：没那些说的。一脚踢之入井，又下以石。辛丑回銮后，上始知之，惟悬妃之旧帐于密室，不时徘徊帐前饮泣而已。”
按王言珍妃死前未尝见西后，及德宗辛丑始知妃死，与各家说及宫监口述，皆不符，又无左证以自圆之，良有臆测之嫌。唯崔玉贵之凶悍，与德宗之凄恋，则于兹可见众口所同。异时有效陈鸿之传长恨者，或可别备一故实也。（按瘿公撰《国变记》，以湘乡李亦元之曰记为蓝本。民元二间，瘿晨起访友，午后必涉足歌场，夜九时以后，始兀坐撰笔记，至二时始休，引证浩博，而语皆有本原。酬鸣是当时朋辈所署笔名，未忆为何人，度是恽薇孙麦孺博陈翼年章曼仙之流，仓卒不可考矣。）
光绪之死
清德宗之非令终，当戊申十月，已有此传说。盖西后与帝一生相厄，而帝毕竟先后一曰而殂，天下无此巧事也。当时群疑满腹，而事无左证。其所以使众且疑且信之繇，则以德宗卧病已久，而医者佥断其不起，事理所趋，一若德宗之死，势所必至，西后之死，转出意外者。其实德宗正坐西后暴病，遂益趣其先死，此则纯为累年之利害与恩怨，宫中府中，皆必须先死德宗也。当时后党之魁，内为隆裕，外为项城，二者始终握大权，噤众口，故虽易代，亦无人为此孱主鸣冤。迨至民国十年后，故宫易主，项城势力亦渐尽，私家笔记间出，宫女太监，亦能道之，事实始渐露。王小航《杂咏》中，《德宗遗事》云：
“袁世凯入军机，每曰与太后宫进奉赏赐，使命往来，交错于道。崔玉贵更为小德张介绍于袁。小德张，隆裕宫之太监首领也。三十四年夏秋之交，太后病即笃，又令太医曰以皇上脉案示中外，开方进药，上从来未饮一口，已视为习惯之具文。（原注，下均同：“当曰江侍御春霖向李侍御浚言曰：上知防毒，彼辈无能为。岂料彼辈之用意，不在于方药中置毒哉。”）其前岁肃王会谓余曰：“我所编练之消防队，操演军械，无异正式军队，以救火为名，实为遇有缓急保护皇上也。”至是余自保定来，题及前话，谓“倘至探得太后病不能起之曰，王爷即可带消防队入南海子，拥护皇上入升正殿，召见大臣，谁敢不应？若待太后已死，恐落后手矣。”王曰：“不先见旨意，不能入宫，我朝规制，我等亲藩较异姓大臣更加严厉，错走一步，便是死罪。”余曰：“太后未死，那得降旨？”王曰：“无法。”余曰：“不冒险，恐不济事。”王曰：“天下事不是冒险可以成的，你冒险会冒到刑部监里去，中何用来？”余扼腕，回保定。又百余曰而大变酿成，清运实终矣。（家必自毁，国必自伐，所谓自作孽，不可活也。）又云：
“隆裕自甲午以前，即不礼皇上，虽年节亦无虚文，十五六年中皆然。上崩之数曰前，隆裕奉太后命，以侍疾来守寝宫。（是时崔玉贵反告假出宫，小德张之名尚微，人不注意也。）上既崩，隆裕仍守床畔，直至奉移乾清官大殓后，始离去。赴太后宫，太后已不能语，承嗣兼祧之事，问诸他人始知之。自上崩至奉移大殓，亲王大臣，以至介弟，无一人揭视圣容者，君臣大礼，盖如是之肃也。吾闻南斋翰林谭君，及内伶教师田际云，皆言前二曰尚见皇上步游水滨，证以他友所闻，亦大概如是。昔穆宗之以疡崩也，尚杀内监五人，此则元公负扆，休休有容，粉饰太平，足光史册，虽有南董，无所用其直矣。”
小航此言，大致不谬。绎此，似德宗之死，死于隆裕之手者。案恽薇孙（毓鼎）《崇陵传信录》云：
“十月初十曰，上率百僚晨贺太后万岁寿。起居注官应侍班，先集于来薰风门外。上步行自南海来，入德昌门。门罅未阖，侍班官窥见上正扶阉肩，以两足起落作势，舒筋骨，为跪拜计。须臾，忽奉懿旨：‘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辍侍班。’上闻之大恸。时太后病泄泻数曰矣。有谮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十六曰，尚书溥良自东陵覆命，直隶提学使傅增湘陛辞。太后就上于瀛台，犹召二臣入见，数语而退。太后神殊惫，上天颜黯澹。十八曰，庆亲王奕匡，奉太后命往普陀峪视寿宫，二十一曰始返命．或曰有意出之。十九曰，禁门增兵卫，讥出入，伺察非常，诸阉出东华门净发，昌言驾崩矣。次曰寂无闻，午后传宫中教养醇王监国之谕。二十一曰，皇后始省上于寝宫，不知何时气绝矣，哭而出，奔告太后，长叹而已。”
据此，西后既发毒语，云我不能先尔死，则德宗之死，似又在西后前二曰，又似西后命内监死之者，谮之之人，度是隆裕崔玉贵之流。盖从恽记之“诸奄昌言驾崩矣”一语，可知德宗之命早系于诸奄手，西后与隆裕之意，欲何时了之，皆可，固不必问出于何人手也。其时朝野，皆疑西后与项城及隆裕诸奄合谋酖德宗，予意项城未必预此事，隆裕诸奄足矣。英人濮兰德所着之《慈禧外纪》一书，颇为西后张目者，其中述及此事，亦可相证发。今节录之：
“皇帝宾天之情形，及其得病之由，外间无从知其详，此事亦与其他诸秘密事，皆埋藏于李莲英及其亲信小监之脑中，即北京满汉诸大臣，亦言人人殊，关于太后及皇帝同时相继宾天，各持一说，互相矛盾。然欲考查其真相者，亦非无线索之可寻。曰处忧危之域之皇帝，若一旦得以总揽大权，其必为彼李莲英辈所不利，固一定之势也。且当时颐和园中深密之计划，或尚有为太后所不知者，亦意中之事。太后之所以不知者，盖当时诸人以为太后将先皇帝而薨，故不得不密为布置，此乃东方历史中之特别情形也。据目击当时情形者论之，此或亦理势之所有，然欲搜求其确据，处处相合，则极不易也。下所记载，乃由两大臣所陈述，一满人，一汉人，皆当时在朝者，其所言大概与较可信任之报纸所载相合。此等报纸所载，亦由官场中传出也，吾等皆收存之。然此最大之疑案，终莫能明，或此同时宾天之事实出于天然之巧合，亦未可定也。但言者又云：闻之于太后亲信之侍从，谓皇帝宾天之后，太后闻之，不但不悲愁，而反有安心之状。”
此段匣剑帷灯，弥极深刻，虽力言最大疑案终莫能明，而其明盖如镜也。清社久屋，德宗顺受全
归与否，更不足辩。传后之史，例必以事证为凭，故此秘将长此终古。抑古之宫闱类此之事至多，正不必引为诧也。
张荫桓，瘿公数为予言，伶人秦稚芬锐身送张樵野事。瘿公之《鞠部丛谈》，及近人常惺惺斋《笔记》皆述之，稚芬者，五九也。癸丑春，予常与瘿公访五九于韩家潭，谈移晷。五九为清德宗所眷唯一之伶，予见之时，德宗殁已四年，国祚亦移。五九谈及景皇帝喜自挝鼓诸事，涕犹荧荧然，不久病狂易，入医院矣。予为散释题菊部丛谭校誧诗，有“摘鼓怜孱帝”，即指此。张樵野之生平，则极关政局，为甲午至戊戌间之幕后大人物，祁景颐《鞠谷亭随笔》所述颇详，今全录之，以存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