厢房里电话铃响。
“丁宅呀，找丁大夫说话？等一等。”
丁大夫的手气不坏，刚和了一牌三翻，他得意地站起来接电话：
“知道了，知道了，回头就去叫他派车到张宅来接。什么？要暑药的？发痧中暑？叫他到平济医院去吧。”
“天实在热，今天，中暑的一定不少。”五少奶坐在牌桌上抽烟，等丁大夫打电话回来。”下午两点的时候刚刚九十九度啦！”她睁大了眼表示严重。
“往年没有这么热，九十九度的天气在北平真可以的了。”一个客人摇了摇檀香扇，急着想做庄。
咯突一声，丁大夫将电话挂上。
报馆到这时候积渐热闹，排字工人流着汗在机器房里忙着。编辑坐到公事桌上面批阅新闻。本市新闻由各区里送到；编辑略略将张宅名伶送戏一节细细看了看，想到方才同太太在市场吃冰淇凌后，遇到街上的打架，又看看那段厮打的新闻，于是很自然地写着“西四牌楼三条胡同卢宅车夫杨三”新闻里将杨三王康的争斗形容得非常动听，一直到了“扭区成讼”。
再看一些零碎，他不禁注意到挑夫霍乱数小时毙命一节，感到白天去吃冰淇凌是件不聪明的事。
杨三在热臭的拘留所里发愁，想着主人应该得到他出事的消息了，怎么还没有设法来保他出去。王康则在又一间房子里喂臭虫，苟且地睡觉。
“哪儿呀，我卢宅呀，请王先生说话，”老卢为着洋车被扣已经打了好几个电话了，在晚饭桌他听着太太的埋怨那杨三真是太没有样子，准是又喝醉了，三天两回闹事。
“对啦，找王先生有要紧事，出去饭局了么，回头请他给卢宅来个电话！别忘了！”
这大热晚上难道闷在家里听太太埋怨？杨三又没有回来，还得出去雇车，老卢不耐烦地躺在床上看报，一手抓起一把蒲扇赶开蚊子。
李健吾说林徽因小说《九十九度中》
我不明白内容和形式怎样分开。一件将军的铠甲只是铠甲，并不是将军：剥掉铠甲，将军照样呼吸。杀掉将军，铠甲依旧存在。这不是一个妥当的比喻。如若“陀斯妥夫斯基往往是被当做好像没穿制服的将军”，并不妨害陀氏之为伟大。所以铠甲不是形式，而是辞藻。形式和内容不可析离，犹如皮与肉之不可揭开。形式是基本的，决定的：辞藻，用得其当，增加美丽；否则过犹不及，傅粉涂红，名曰典雅，其实村俗。一个伟大的作家，企求的不是辞藻的效果，而是万象毕呈的完整的谐和。他或许失之于偏，但是他不是有意要“偏”，这只是他整个人格的存在。所以批评家唯恐冒昧，轻易不敢把这叫做“偏”，而另寻别的字样象征，例如有力，深刻，透辟等等。他的作品（由一个全人格产生出来的作品）根据着他全部的生活，而支配作品的方向的，多半是他先天的性情。一部作品和性情的谐和往往是完美的符志。
没有再比人生单纯的，也没有再比人生复杂的，一切全看站在怎样一个犄角观察；是客观的，然而有他性情为依据；是主观的，然而他有的是理性来驾驶。而完成又有待乎选择或者取舍；换而言之，技巧。一部文学作品之不同于另一部，不在故事，而在故事的运用；不在情节，而在情节的支配；不在辞藻，而在作者与作品一致。
因为思想或者背景的同异，读者可以否认某些材料的使用，然而绝对没有权利抹杀它们的存在。
一件作品的现代性，不仅仅在材料（我们最好避免形式内容的字样），而大半在观察，选择和技巧。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九三五年，我却偏要介绍一九三四年的一篇短篇小说，那篇发表在《学文》杂志第一期的《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的制作。我相信读者很少阅读这篇小说，即使阅读，很少加以相当注意。我亲耳听见一位国立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向我承认他完全不懂这不到一万五千字的东西。他有的是学问，他缺乏的便是多用一点点想象。真正的创作，往往不是腐旧的公式可以限制得下。一部杰作的存在，不仅在乎遵循传统；然而它抛不掉传统，因为真正的传统往往不只是一种羁绊，更是一层平稳的台阶。但是离开那些初步的条件，一部杰作必须有以立异。一个作家和一个作家已经形成人性上绝大的差异。根据各自的禀赋，他去观察；一种富有个性的观察，是全部身体灵魂的活动；不容一丝躲懒。从观察到选择，从选择到写作，这一长串的精神作用，完成一部想象的作品的产生，中间的经过是必然的，绝不是偶然的；唯其如此，一以贯之，我们绝难用形式内容解释一件作品，除非作品本身窳陋，呈有裂痕，可以和件制服一样，一字一字地皍扯下来。
一件作品或者因为材料，或者因为技巧，或者兼而有之，必须有以自立。一个基本的起点，便是作者对于人生看法的不同。由于看法的不同，一件作品可以极其富有传统性，也可以极其富有现代性。我绕了这许多弯子，只为证明《九十九度中》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富有现代性；唯其这里包含着一种独特的看法，把人生看做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在这样溽暑的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的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这是个人云亦云的通常的人生，一本原来的面目，在它全幅的活动之中，呈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用她狡猾而犀利的笔锋，作者引着我们，跟随饭庄的挑担，走进一个平凡然而熙熙攘攘的世界：有失恋的，有作爱的，有庆寿的，有成亲的，有享福的，有热死的，有索债的，有无聊的，……全那样亲切，却又那样平静———我简直要说透明；在这纷繁的头绪里，作者隐隐埋伏下一个比照，而这比照，不替作着宣传，却表示出她人类的同情。一个女性的细密而蕴藉的情感，一切在这里轻轻地弹起共鸣，却又和粼粼的水纹一样轻轻地滑开。
奇怪的是，在我们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热情奔放的时代，却有这样一位女作家，用最快利的明净的镜头（理智），摄来人生的一个断片，而且缩在这样短小的纸张（篇幅）上。我所要问的仅是，她承受了多少现代英国小说的影响。没有一件作品会破石而出，自成一个绝缘的系统。所以影响尽管影响，《九十九度中》仍是根据了一个特别的看法，达到一个甚高的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