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先生不远千里而来约稿，嘱写大鼓书词，以求通俗，增高民众抗战情绪。我已写过好几段大鼓书，交各刊物发表；不想抱定一样死啃，所以答应下给他一篇旧形式新材料，《今古奇观》式的小说，可是，那时节，我正写着一出京剧，《新刺虎》，成绩如何，未敢预料，不便先对约稿的人说。茅盾先生走了，王泊生先生来到，《新刺虎》恰好写成。把剧本交泊生先生给看看，真正行家，再好没有。对他哼了一遍，他说可用；马上抄了去，教他的学生去排演。
我很高兴，决定再写一出，送给茅盾先生；四十一岁了，还免不了小孩子的耍乖！大鼓书，小说，京戏，形式虽各不同，目的好在都为通俗与激发民众抗战热情；以此易彼，或无多大罪过。
本着个人对于京戏那一点点知识来说，我以为它之难写，在怎样写得“整”。《四郎探母》中有那么多角色，那么多事情，可是一气呵成，越唱越紧。它“整”，所以好。《打渔杀家》，《空城计》，《连环套》等佳剧，都是如此。反之，近来时行的“本儿戏”，目的在求穿插热闹，多占工夫，而又须省力气，往往是红脸的进去，白脸的出来；你两句散板，我两句道白；又臭又长，病在一个字——“碎”。这样的戏，尽管行头漂亮，布景讲究，只能热闹眼睛，而不能往人家心里去。本此意，有下列的声明：
（一）我要写得整；不敢多用角色，正怕自打嘴巴。等练习稍勤，有些把握，再动象《探母》与《长板坡》那么大块的。
（二）在简单中求生动；于此，略用小说写法，如陈自修嘱仆人刘忠去预备祭墓的酒果，仆答以市面慌乱，无处买酒果；如在墓前，陈先生问侄，谁杀你父，答以日本人都是用对话引起更多的图像，或激起爱国仇日的热情，最动人的《天雷报》，甚会利用此种写法。
（三）剧中的日本人，很难摆弄。教他们都抹花脸，翻筋斗，虽与套数相合，可是难以一目了然，隐而不显；曹操若一向不抹大白脸，骂名必定不会那么超群。幸而记得《飞叉阵》（《闹昆阳》）里，有过几个打洋枪，高鼻子的“下手”，不妨借来一用。《飞叉阵》是俞派的武戏，曾亲见俞振庭表演，俞非海派武生，洋鬼子原可上台，自非我有意瞎闹，而破坏了剧法的完整。在台上，有几个日本兵挨揍，其效力必远胜于四“英雄”的“大败而归”也。
在思想上，也有该提出的两点：（一）对白保留旧套：“大事不好了”，必继以“何事惊慌”。听惯了的就顺耳，耳顺则情通；为求共感，不必立异。但在可能中，我把“主人”改为“先生”，“奴家”与“小人”等，亦设法避免。“先生”念起来比“主人”还更响亮，也引不起多少误会。慢慢的这么改，或者也能减少一些不平等的思想。话白中不硬加入了“打倒帝国主义”，以免冗长无力，但设法把“爱国”等词，在顺嘴的地方加进去，亦本潜移渐转之意。
（二）最冒险的一点，是陈寡妇“从”了匪首赵虎，不管她居心是怎样贤明毅烈，我恐怕台下总不会轻易赞同的。这么写，第一是要打破传统的节操主义；第二是为表示为了救国，男女都须卖命，肉体简直算不了什么；第三是就事实上看，日本人到处奸杀妇女，妇女们怎么不可以献身给自家的战士呢？不过，这虽言之成理，究竟台下能否通过，还是问题。旧戏的架子是大家看熟了的，架子里所包容的一切，也因格架而定形；冒险的改动一点，也许会全盘塌架。但是，旧架子的确方便；为救急，有取用的必要。弃之可惜，改造不易，难处就在这里！大家想想看，应当怎办？
重要的几点说完，下面只是一点希望：京戏在中国南部不甚发达，这个剧本恐怕不易得到出演的机会。可是在武汉街头——不知别处怎样——我看见许多卖唱本的小摊子，都带售京戏剧本，销路也还不坏。真懂二黄戏的人决不会买这路小本子。那么，买的人也许不会唱二黄，而是拿它当作唱本去念着玩吧？设若这是真情，这篇东西也许——我希望——与大鼓书词或通俗小说有同样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