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子瞻谓李斯以荀卿之学乱天下[2]，是不然。秦之乱天下之法，无待于李斯，斯亦未尝以其学事秦。
当秦之中叶，孝公即位[3]，得商鞅任之[4]。商鞅教孝公燔《诗》、《书》，明法令[5]，设告坐之过[6]，而禁游宦之民[7]。因秦国地形便利[8]，用其法，富强数世，兼并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时，一用商鞅成法而已，虽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乱，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为之而不厌。何也？秦之甘于刻薄而便于严法久矣，其后世所习以为善者也[9]。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10]，非是不足以中侈君张吾之宠[11]。是以尽舍其师荀卿之学，而为商鞅之学；扫去三代先王仁政[12]，而一切取自恣肆以为治，焚《诗》、《书》，禁学士[13]，灭三代法而尚督责[14]，斯非行其学也，趋时而已。设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术将不出于此，非为仁也，亦以趋时而已[15]。
君子之仕也，进不隐贤；小人之仕也，无论所学识非也，即有学识甚当，见其君国行事，悖谬无义，疾首嚬蹙于私家之居[16]，而矜夸导誉于朝庭之上，知其不义而劝为之者，谓天下将谅我之无可奈何于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将丧国家而为之者，谓当吾身容可以免也[17]。且夫小人虽明知世之将乱，而终不以易目前之富贵，而以富贵之谋，贻天下之乱，固有终身安享荣乐，祸遗后人，而彼宴然无与者矣[18]。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诛恶人，亦有时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视，跛能履；履虎民，咥人凶。”[19]其能视且履者幸也，而卒于凶者，益其自取邪！
且夫人有为善而受教于人者矣，未闻为恶而必受教于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颂言儒效[20]，虽间有得失，而大体得治世之要。而苏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于卿，不亦远乎？行其学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学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游宦，而李斯谏逐客[21]，其始之不同术也[22]，而卒出于同者[23]，岂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学[24]，建熙宁新法，其后章惇、曾布、张商英、蔡京之伦[25]，曷尝学介甫之学耶？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与李斯事颇相类。夫世言法术之学足亡人国，固也。吾谓人臣善探其君之隐，一以委曲变化从世好者，其为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注释：
[1]李斯：秦代政治家。原为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人。曾从战国着名学者、政治家荀卿学习，后入秦。秦统一全国，李斯为丞相，秦始皇用其建议，禁私学，焚《诗》、《书》，以加强中央集权。始皇死后，他追随赵高，迫令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被杀。[2]苏子赡：即宋代文学家苏拭。苏轼《荀卿论》云：“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荀卿：即荀子，名况，战国时代思想家、教育家，世人尊称为“卿”。曾游学于齐，三为祭酒，后赴楚国为兰陵令，著书终老于楚，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学生。[3]孝公：秦孝公，战国时秦国君，公元前361—338年在位，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逐渐强大。[4]商鞅：战国政治家，卫国人，姓公孙，名鞅，亦称卫鞅。后因战功封商（今陕西省商县东南），号商君，因称商鞅。孝公六年任为秦国左庶长，实行变法，升为大良造，孝公十二年迁都咸阳，进一步实行变法。其变法内容主要是奖励耕织，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按军功大小定爵位等级，废除井田制，准许买卖土地，统一度量衡等。商鞅变法为秦国的富强打下了基础。[5]燔（fán凡）《诗》、《书》：烧掉《诗经》、《尚书》等书籍，以统一思想。燔：焚，烧。按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主张见于《韩非子和氏》所引。[6]告坐之过：藏奸不告之罪及连坐之罪。《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7]游宦之民：他国来游以求仕进者。[8]因：凭藉，依靠。[9]习以为善：习以为常，不知其弊。[10]逆探：猜度试探。逆：猜测。二世：秦二世，名胡亥。[11]中（zhòng仲）：投合。侈君：残暴放纵的君主。[12]三代：夏、商、周三个朝代。[13]禁学士：指秦始皇坑儒生犯禁者。[14]尚督责：李斯上书二世云：“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若此则帝道备。”二世于是“行督责益严”。（《史记李斯列传》）督：督察，检查；责：责之以法。[15]“设所”句，假设遇到的不是始皇、二世，李斯的办法不会如此，但那也不是因为他实行仁政，仍不过是趋时而已。[16]嚬蹙：皱眉蹙顿。“嚬”同“颦”。[17]容：容或，或许。[18]宴然：安闲的样子。[19]“《易》曰”四句：语见《易•履》。眇：瞎一眼。咥（dié迭）：咬。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小人虽能窃居高位，作威作福，但最后终会得到凶报。[20]儒效：儒家治世的功效。《荀子》一书中有《儒效篇》。[21]谏逐客：秦始皇曾发布逐客令，驱逐异国来秦任事者，李斯写了著名的《谏逐客书》，指出不能“逐客以资敌国”，秦始皇听取了他的意见，取消了逐客令。[22]不同术：商鞅的禁游宦与李斯的谏逐客，在政策上是相反的，那是因为李斯开始时实行的还是荀卿之学，与商鞅不同。[23]卒出于同：最后与商鞅之学一致起来了。[24]王介甫：即王安石，北宋政治家，宋神宗熙宁年间，曾两次拜相，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由于保守派的顽固反对，新法归于失败。[25]章惇：字子厚，曾为王安石所用，哲宗时任为尚书左仆射，再次推行新法。曾布：曾参与制定新法，章惇当权时，他任同知枢密院事，又攻击章惇，主张调和新旧两派的矛盾。张商英：字天觉，受章惇荐，任监察御史，对司马光等废新法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蔡京：字元长，兴化仙游（今属福建省）人，司马光恢复旧法，他任开封知府按期完成，受到赞扬。章惇执政后，他又助其推行新法。崇宁元年（1086）任右仆射，后又任太师，以推行新法为名，加重剥削，排除异己。
这是一篇翻案文章。苏轼认为李斯以荀卿之学事秦，行暴政，故天下乱。作者不以为然。作者认为，李斯事秦从未实行荀卿之学，其主要问题在于“趋时”，即投“侈君”之所好而邀恩宠，以保持自己的权势地位。作者由论李斯事秦进而论为仕的经验教训，强调为臣者对于国君的“悖谬无义”之政，不应为自身的地位、富贵而阿附甚至助长。作者最后作出结论：“人臣善探其君之隐，一以委曲变化从世好者，其为人尤可畏哉！”此文主旨在论封建的为臣之道，但其所论不可“趋时”，“中侈君而张吾之宠”的道理，在今天未始不可借以为鉴。此文主旨鲜明，立论新颖，论证严密，逐层深入，是一篇“有物”“有序”能发人深省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