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由观。一件事物的价值有时候并不在于靠它所获得的，而在于为它所付出的，它使我们所花费的。我举一个例子。自由主义机构一旦建立，就立刻不再是自由主义的了，此后没有比自由主义机构更加严重和彻底地损害自由的东西了。人们诚然知道它们做了些什么：它们暗中损害强力意志，它们拉平山岳和沟壑，并将此抬举为道德，它们渺小、怯懦而又沾沾自喜地行事，畜群动物总是靠了它们而高奏凯歌。直截了当地说，自由主义就是使人类畜群动物化这同一种机构只要它们还将以战斗争取什么，就会发生迥异的作用；它们就在事实上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促进自由。仔细看来，发生这种作用的是战争，为自由主义机构而进行的战争，它作为战争而使非自由主义的本能得以延续。而战争则导致自由。因为，什么是自由？就是一个人有自己承担责任的意志。就是一个人坚守分离我们的距离。就是一个人变得对艰难、劳苦、匮乏乃至对生命更加不在意。就是一个人准备着为他的事业牺牲人们包括他自己。自由意味着男性本能、好战喜胜本能支配其他本能，例如支配"幸福"本能。自由人有着何等自由的精神，践踏着小商贩、基督徒、母牛、女人、英国人和其他民主分子所梦想的可怜的舒适。自由人是战士。在个人抑或在民族，自由依据什么来衡量呢？依据必须克服的阻力，依据保持在上所付出的努力。自由人的最高类型必须到最大阻力恒久地被克服的地方去寻找：离暴政咫尺之远，紧接被奴役的危险。这一点在心理学上是真实的，因为一个在"暴君"统治下领悟了无情的、可怕的本能，它要求最大限度的权威和自我训练（尤里乌斯·恺撒是最光辉的典范）；这在政治上也是真实的，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了。曾经有过一定价值、变得有一定价值的民族决不是在自由主义机构下变得如此的，巨大的危险把它们造就成令人敬畏的东西，危险教导我们开始认识我们的救助手段，我们的德行，我们的盾和矛，我们的精神，危险迫使我们坚强第一原理：一个人必须有必要坚强，否则决不会坚强，那些培育坚强、最坚强类型的人的伟大温室，罗马和威尼斯类型的贵族社会，深知我所理解的含义上的自由：它是一个人所具有而又不具有的东西，一个人所想望的东西，一个人所赢得的东西现代性的批判，我们的机构已经毫无用处，对此大家都有同感。
但是责任不在它们，而在我们。在我们丢失了机构由之生长的一切本能之后，我们也就丢失了这些机构，因为我们不再适合于它们。民主主义在任何时代都是组织力衰退的形式，我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第三百十八节中业已把现代民主政治及其半成品，如同"德意志帝国"一样，判为国家的没落形式。凡有机构，就必有一种意志、本能、命令、反自由主义到了恶毒的地步；必有要求传统、权威、世纪以上的责任、无限延续的世代的团结的意志。如果有了这样的意志，那么，类似罗马帝国的东西就有了根基；或者类似俄国，它是今日有肉体活力、能够等待、尚可许诺一点东西的唯一权力，俄国是欧洲可怜的渺小政治和神经过敏的对立概念，它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而进入了一种批判状态整个西方不再具有机构从中长出、未来从中长出的那种本能，也许没有什么东西如此不合它的"现代精神"了。人们得过且过，活得极其仓促，活得极其不负责任：却美其名曰"自由".把机构造就成机构的那种东西遭到蔑视、憎恨、排斥，只要听到"权威"这个词，人们就认为自己面临新的奴役的危险。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政党的价值本能中的颓废已达到如此地步：他们本能地偏爱造成瓦解、加速末日的东西证据是现代婚姻。现代婚姻显然丧失了一切理性，但这并非要反对婚姻，而是要反对现代性。婚姻的理性基于男人的法律责任，婚姻因此而有重心，今天它却是双腿跛行。婚姻的理性基于它原则上的不可解体性质，它因此而获得一种音调，面对情感、激情和机遇的偶然事件，这种音调懂得为自己创造听觉。婚姻的理性也基于家诞所承担的选种责任。
由于对爱情结婚的癖好持愈来愈宽容的态度，形成了这样一种对婚姻基本状况：最初把婚姻造就成一种机构的那种东西已经消失。人们决不在一种过敏反应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机构，如上所述，人们不在'爱情"的基础上建立婚姻，而是把它建立在性冲动、财产冲动（女人和孩子是财产）统治冲动的基础上，最后这种冲动不断为自己组织最小的统治单位家诞，它需要孩子和后嗣、以便也在心理上保持权力、影响、财富的一个已达到的尺度，以便为长期使命、为世纪之间的本能团结预作准备。婚姻作为机构业已包含着对最伟大、最持久的组织形式的肯定，如果社会本身不能作为整体为自己向最遥远的世代作出担保，那么婚姻就毫无意义。现代婚姻已经丧失其意义，所以人们废除它。
工人问题。愚昧，透底地说，作为今日一切愚昧的原因的本能之退化，就在于存在着一个工人问题。不对确定的事物发问，本能的第一命令。我完全看不出，自从人们把欧洲工人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以后，究竟想拿他们干什么。他们情况相当好，用不着愈来愈多、愈来愈放肆地提出问题。他们终究是多数。在这里，一种淳朴知足的人、一种中国人类型本来会形成为阶层，这本来是合理的，简直是必然的，但这个希望已完全消逝。人们在做什么？在竭力把这方面的条件毁于萌芽状态，人们以不负责任的马虎态度根本毁坏了一种本能，凭藉这种本能，工人才能形成为阶层，才能独立。人们使工人能武善战，给他们结社权和政治投票权。倘若工人如今已经觉得他们的生活乃是一种困境（用道德语言说即不公正），这又有什么奇怪呢？然而再问一遍，人们想要什么？如果一个人想要一个目标，那么也就必须想耍手段，如果一个人想要奴隶，却又去把他们教育成主人，那么他就是一个傻瓜。
"我指的不是自由"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放任本能更是一种灾难。这些本能彼此矛盾、干扰、破坏；我业已把现代定义为生理上的自相矛盾。教育理性要求，至少应使这些本能系统中的一个在铁的压力下瘫痪，以便允许另一个变得强大有力，起支配作用。在今天，也许只有对个人进行修剪，才能使个人成为可能，所谓可能也就是完整事实却相反：正是那些条条缰绳都已松驰的人，在最激烈地要求独立、自由发展、laisser
aller①在政治领域是这样，在艺术领域也是这样。但这是颓废的一个征兆，我们现在的"自由"观念更是本能退化的一个证据。
何处必须有信仰。在道德家和圣人中，没有什么东西比诚实更为罕有了；也许他们说的、甚至信仰的都是相反的东西。因为当一种信仰比自觉的虚伪更加有利、有效、令人信服之时，本能的虚伪立刻变得无辜了：理解大圣人的第一原理。在另一种圣人即哲学家那里也有一整套手艺，他们只容许某些真理，即那种使他们的手艺获得公众批准的真理，用康德的方式来说，就是实践理性的真理。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证明什么，在这方面他们是实际的，他们彼此心照不宣，他们就"真理"达成协议。"你不应说谎"直截了当地说：您，我的哲学家先生，要谨防说真理说给保守党人听。人们过去不知道什么，人们现在知道、能够知道什么任何意义和程度上的退化、倒退都是完全不可能的，至少我们生理学家知道这一点。然而，所有牧师和道德家都相信那是可能的，他们想把人类带回到、拧紧在一种过去的道德规范上。道德始终是一张普洛克路斯忒斯①之床。连政治家们在这方面也模仿道德传教士：今天还有些政党在梦想万物象螃蟹一样倒行，以此为自己的目标。但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随意变成螃蟹。毫无办法，人们必须前进，也就是说，一步步颓废下去（这是我给现代"进步"下的定义）。人们可以阻碍这个进程，通过阻碍，堵塞和积聚最后的蜕变，使之来得更猛烈、更骤然，他们不能做得更多了。
①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所开旅店里有一张铁床，旅客投宿时，他把身材高的截短，矮的拉长，使之与床等长。
我的天才观。伟大如同伟大时代一样，是积聚着巨大能量的爆炸物；其历史的和生理的前提始终是，他们身上长久地搜集、积累、节省、保存着能量，长久地不发生爆炸。如果紧张度过高，那么，最偶然的刺激就足以把"天才"、"事业"、伟大命运唤入世界。与环境、时代、"时代精神"、"公众舆论"有何相干！以拿破仑为例。革命时期的法国，以及革命前的法国，原可以产生与拿破仑是相反的典型，但也产生了拿破仑。而因为拿破仑是另一种人。是一个比法国的发展于蒸汽和戏剧中的文明更强大、更悠久、更古老的文明的后裔，所以在法国他成了主人，在法国只有他是主人。伟大是必然的，而他们出现于其中的时代是偶然的；他们之所以几乎总是成为时代的主人，只是因为他们更强大、更古老，他们身上的积聚过程更悠久。天才与其时代的关系，犹如强与弱，年老与年轻的关系，比较之下，时代总是年轻、单薄、未成年、不可靠、稚嫩得多。关于个问题，如今在法国（德国也一样，不过无足轻重）人们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在那里，一种真正的神经症患者理论，即milieu①理论。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近乎是科学的，甚至还颇得生理学家的信奉，这种情形"散发着臭味",令人产生哀思，在英国，顺应天才和"伟人"只有两条路：巴克尔（Buckle）的民主方式或卡莱尔的宗教方式。伟人和伟大时代的危险是异乎寻常的；种种耗竭、贫瘠尾随着他们。伟人是一个终结；伟大时代例如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终结。天才（创作天才和行动天才）必然是一个挥霍者。耗费自己便是他的伟大之处自我保存的本能似乎束之高阁；汹涌的力的过强压迫禁止他有任何这种照料和审慎。人们把这叫做"牺牲精神";人们赞美他的"英雄主义",他对自身利益的漠不关心，他的献身于一个理想、一个事业、一个祖国：全是误解他奔腾，他泛滥，他消耗自己，他不爱惜自己，命定地，充满厄运地，不由自主地，就象江河决堤是不由自主的一样。但是，由于人们在这种易爆物身上受惠甚多，所以他们也多多回赠，例如赠予一种高尚的道德这诚然是人类感恩的方式：他们误解他们的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