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明人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积极的可以当成一种重大的工作，在消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
女子教育在个人印象上，可以引起三种古怪联想：一是《汉书·艺文志》小说部门，有本谈胎教的书，名《青史子》，玉函山房辑佚书还保留了一鳞半爪。这部书当秦汉时或者因为篇章完整，不曾被《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两部杂书引用。因此小说部门多了这样一部书名，俨然特意用它来讽刺近代人，生儿育女事原来是小说戏剧！二是现藏大英博物院，成为世界珍品之一，相传是晋人顾恺之画的《女史箴图》卷。那个图画的用意，当时本重在注释文辞、教育女子。现在想不到仅仅对于我一个朋友特别有意义。朋友×先生，正从图画上服饰器物研究两晋文物制度以及起居服用生活方式，凭借它方能有些发现与了解。三是帝王时代劝农教民的《耕织图》，用意本在“往民间去”，可是它在皇后妃宫室中的地位，恰如《老鼠嫁女图》在一个平常农民家中的地位，只是有趣而好玩。但到了一些毛子手中时，忽然一变而成中国艺术品，非常重视。这可见一切事物在“时间”下都无固定性。存在的意义，有些是偶然的；存在的价值，多与原来情形不合。
现在四十岁左右的读书人，要他称引两部有关女子教育的固有书籍时，他大致会举出三十年前上层妇女必读的《列女传》和普通女子应读的《女儿经》。五四运动谈解放，被解放了的新式女子，由小学到大学，若问问什么是她们必读的书，必不知从何说起。正因为没有一本书特别为她们写的。即或在普通大学习历史或教育，能有机会把《列女传》看完，且明白它从汉代到晚清封建社会具有何种价值与意义，一百人中恐不会到五个人。新的没有，旧的不读，这个现象说明一件事情，即大学教育设计中，对于女子教育的无计划。这无计划的现象，实由于缺乏了解不关心而来。在教育设计上俨然只尊重一个空洞言词——“男女平等”，从不曾稍稍从身心两方面对社会适应上加以注意“男女有别”。因此教育出的女子，很容易成为一种庸俗平凡的类型，类型的特点是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一切都表示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在上层社会妇女中，这个表示退化现象的类型尤其显着触目。下面是随手可拾的例子，代表这类型的三种样式。
某太太，是一个欧美留学生，她的出国是因为对妇女解放运动热心“活动”成功的。但为人似乎善忘，回国数年以后，她学的是什么，不特别人不知道，即她自己也仿佛不知道。她就用“太太”名义在社会上讨生活。依然继续两种方式“活动”，即出外与人谈妇女运动，在家与客人玩麻雀牌。她有几个同志，都是从麻雀牌桌上认识的。她生存下来既无任何高尚理想，也无什么美丽目的。不仅对“国家”与“人”并无多大兴趣，即她自己应当如何就活得更有意义，她也从不曾思索过。大家都以为她是一个有荣誉、有地位而且有道德的上层妇女，事实上她只配说是一个代表上层阶级莫名其妙活下来的女人。
某名媛，家世教育都很好，无可疵议。战争后尚因事南去北来。她的事也许“经济”关系比“政治”关系密切。为人热忱爱国，至少是她在与银行界中人物玩扑克时，曾努力给人造成一个爱国印象。每到南行时，就千方百计将许多金票放在袜子中、书本中、地图中，以及一切可以瞒过税官眼目的隐蔽处。可是这种对于金钱的癖好、处置这个阿堵物的小心处，若与使用它时的方式两相对照，便反映出这个上流妇女愚而贪得与愚而无知到如何惊人程度。她一生主要的兴趣在玩牌，她的教育与门阀，却使她作了国选代表。她虽代表妇女向社会要求应有的权利，她的真正兴趣倒集中在如何从昆明带点洋货过重庆，又如何由重庆带点金子回昆明。
某贵妇人，她的丈夫在社会上素称中坚分子，居领导地位。她毕业于欧洲一个最着名女子学校，嫁后即只作“贵妇”。到昆明来住在用外国钱币计值的上等旅馆，生活方能习惯。应某官僚宴会时，一席值百五十元，一瓶酒值两百元，散席后还照例玩牌到半夜。事后却向熟人说，云南什么都不能吃，玩牌时，输赢不到三千块钱，小气鬼。住云南两个小孩子的衣食用品，利用丈夫服务机关便利，无不从香港买来。可是依然觉得云南对她实在太不方便，且担心孩子无美国桔子吃，会患贫血病，因此住不多久，一家人又乘飞机往香港去了。中国当前是个什么情形，她不明白，她是不是中国人，也似乎不很明白。她只明白她是一个上等人、一个阔人、一个有权势的官太太，如此而已。
这三个上等身份的妇女，在战争期有一个相同人生态度，即消磨生命的方式，唯一只是赌博。竟若命运已给她们注定，除玩牌外生命无可娱乐，亦无可作为。这种现象我们如不能说是命定，想寻出一个原因，就应当说这是五四以来国家当局对于女子教育无计划的表现。学校只教她们读书，并不曾教她们如何做人。家庭既不能用何种方式训练她们，学校对她们生活也从不过问，一离开学校嫁人后，丈夫若是小公务员，两夫妇都有机会成为赌鬼，丈夫成了新贵以后，她们自然很容易变成那样一个类型——软体动物。
五四运动在中国读书人思想观念上，解放了一些束缚，这是人人知道的事情。当初争取这种新的人生观时，表现在文字上行为上，都很激烈很兴奋。都觉得世界或社会既因人而产生，道德和风俗也因人而存在，“重新做人”的意识极强，“人的文学”于是成为一个动人的名词。可是“重新做人”虽已成为一个口号，具尽符咒的魔力。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什么样人？似乎被主持这个运动的人，把范围限制在“争自由”一面，含义太泛，把趋势放在“求性的自由”一方面，要求太窄。初期白话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戏剧，大多数只反映出两性问题的重新认识，重新建设一个新观念，这新观念就侧重在“平等”，末了可以说，女人已被解放了。可是表示解放只是大学校可以男女同学，自由恋爱。愚而无知的政治上负责者，俨然应用下面观点轻轻松松对付了这个问题：
“要自由平等吧，如果男女同学你们看来就是自由平等，好，照你们意思办。”
于是开放了千年禁例，男女同学。正因为等于在无可奈何情形中放弃固有见解，取不干涉主义，因此对于男女同学教育上各问题，便不再过问。就是说在生理上、社会业务习惯上、家庭组织上，为女子设想能引起注意值得讨论的各种问题，从不作任何计划。换言之，即是在一种无目的的状况中混了八年，由民八到民十六。我们若对过去稍加分析，自然会明白这八年中不仅女子教育如此，整个教育事实上都在拖混情形之中度过这八年。正是中国近三十年内政最黑暗糊涂时代。内战不息、军阀割据、贿选卖官、贪赃纳贿，一切都视为极其自然，负责者毫无羞耻感和责任感。北京政府的内政部不发薪，部员就借口扩大交通，拆卖故宫皇城作生活费用。教育部不发薪，部员就主张将京师图书馆藏善本书封存抵押于盐业银行。一切国家机关都俨然和官产处取同一态度，凡经手保管的都可自由处理变卖，不受任何限制。因此雍和宫喇嘛就卖法宝，天坛经管人就卖祭器。故宫有一群太监，民国以后留在京中侍候溥仪，因偷卖东西太多，恐被查出，索性一把火烧去西路大殿两幢灭迹，据估计损失至少值纹银五千万！（后来故宫博物院长易培基的监守自盗，不过说明这个“北京风气”在国家收藏的文物宝库中，还未去尽罢了。比较起来，是最小一次偷偷摸摸案件，算不得一回事！）当时京畿驻军荒唐跋扈处更不可想象，驻防颐和园西苑的奉军长官，竟随意把附近小山丘上几千棵合抱古柏和沿马路上万株风景树一齐砍伐，给北京城里木行作棺木、充劈柴。到后且把圆明园废墟的大石狮、大石华表、拱形石桥和白石栏杆，甚至于铺辇道的大石条，一律挖抬出卖，给燕京大学盖房子装点风景！大臣卖国，可说是异途同归，目的只在弄几个钱。大家卖来卖去，把屋里摆的、路上砌的、地面长的、地下放的，可卖的无一不卖，北京政府因此也就卖倒了。
北伐后，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虽定下了一些新章则，并学校，划学区，注意点似乎只重在分配地盘，调整人事，依然不曾注意到一个根本问题，即大学教育有个什么目的？男女同学同教，在十年试验中有些什么得失将待修正？主持教育的最高当局，至多从统计上知道受高等教育的男女人数比较，此外竟似乎别无兴趣可言。直到战前为止，二十年来的男女同学同教，这一段试验时间不为不长，在社会家庭各方面，已发生了些什么影响？两性问题从生理心理两方面研究认识，其他国家又有了些什么新的发现，可以用作参考？关于教学问题上、课程编排上，以及课外生活训练上，实在事事都需要用一个比较细心客观比较科学的态度来处理。尤其是现在国内各地正有数百万壮丁参加抗战，沿江沿海且有数千万民众向西南西北各省迁移，战时的适应与战后的适应，对于女子无一不有个空前的变化，也就无一不需要教育负责人，给它一种最大的关心，看出一些问题，重新有个态度，且用极大勇气来试验，来处理。
这个时代象那种既已放弃了好好做人权利的妇人，在她们身份或生活上虽还很尊贵舒适，在历史意义上，实在只是一个废物、一种沉淀，民族新陈代谢工作，对她们已经毫无意义，不足注意。女子教育的对象，无妨把她们抛开。目前国内各处，至少有百万计二十岁左右年青女子，离开了家庭，在学校作学生，十年后必然还要到社会工作，作主妇，作母亲，都需要一些比当前更进步更自重的作人知识和更健康更勇敢的人生观。在受教育时，应有计划的用各种训练方法，输入这种知识和人生观，实在是最高教育当局不能避免的责任。
此外凡是对于妇女运动具有热诚的人，也应当承认“改造运动”必较“解放运动”重要，“做人运动”必较“做事运动”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妇女运动，以“改造”与“做人”为目的。十六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女子，若还有做人的自信心与自尊心，不愿意在十年后堕落到社会常见的以玩牌消磨生命的妇人类型中去，必对于这个改造与做人运动，感到同情，热烈拥护。
我们还希望对于中层社会怀有兴趣的作家，能用一个比较新也比较健康的态度，用青年女子作对象，来写几部新式《青史子》或《列女传》。更希望对通俗文学充满信心的作家，以平常妇女为对象，用同样态度来写几部新式《女儿经》。从去年起始，“民族文学”成为一个应时的口号，若说民族文学有个广泛的含义，主要的是这个民族战胜后要建国，战败后想翻身。那么，这种作品必然成为民族文学最根本的形式或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