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摘取古语作证:中国人的思路多是向后走的,凡事不由逻辑法辨证,只求“有诗为证”便足了事。这种习惯使中国思想永远是转圆圈的,永远是混含的一贯,没有彻底的认识。比如说,什么叫“革命”?中国人不去读革命史,不去研究革命理论;先到旧书里搜寻,找到了:“汤武革命”,啊!这原来是中国固有的东西哟!于是心满意足了;或者一高兴也许引经据典的作篇革命论。这样,对于革命怎能有清楚的认识呢!
文学?赶快掀书!《论语》上说:“文学子游、子夏。”呕!文学有了出处,自然不要再去问文学到底是什么了。向后走的思路只问古人说过没有,不问对与不对,更不问古人所说的是否有明确的界说。古人怎能都说得对呢?都说得清楚呢?都能预知后事而预言一切呢?
段凌辰先生说得好: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引,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此所谓孔门四科也。文学与德行,言语,政事对举,殆泛指一切知识学问,与今日所谓文学者有别。故邢癿《论语疏》曰:‘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此解可谓达其旨矣。更以游、夏二子之自身证之。据《论语·阳货篇》:‘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诗乐相通,子游似为文学之士。然乐本为儒家治世之具,其事亦无足怪。若证以《礼记·檀弓》,则子游实明礼之士耳。至于子夏,《论语·八佾》篇虽称其‘可与言诗’,然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又汉代经师,多源出子夏,则子夏乃传经之士也。《论语》其他论文之处甚多,其义亦同于斯。如《学而篇》孔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何晏《集解》引马融曰:‘文者,古之遗文。’邢癿
《疏》曰:‘注言古之遗文者,则《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也。’是则六经为文矣。‘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邢癿《疏》曰:‘子贡言夫子之述作威仪礼法,有文彩形质着名,可以耳听目视,依循学习,故可得而闻也。’朱熹《论语集注》亦曰:‘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是则所谓文章,又越乎述作文辞之外。与《八佾》篇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泰伯》篇称‘焕乎其有文章’。《子罕》篇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兼礼乐法度而言,其义相类。故《公冶长》篇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答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足见孔氏于‘文’字之解释,固其广泛矣。”
从上一段文字看,只拿古人一句话来解说学术的内含是极欠妥当的,因为古人对于用字是有些随便的地方。
拿单字的意思解释辞的,弊在错谬的分析;以古语证近代学术者,病在断章取义,只求不违背古说,而忘了用自己的思想。
(三)
求实效:中国人是最讲实利的,无论是不识字的乡民,还是博学之士,对事对物的态度是一样的——凡是一事一物必有它的用处。一个儒医的经验,和一个乡间大夫的,原来差不很多;所不同者是儒医能把阴阳五行也应用到医药上去。儒医便是个立在古书与经验之间求实利的一种不生不熟的东西。专研究医理也好,专研究阴阳五行之说也好,前者是科学的,后者是玄学的;玄学也有它可供研究的价值与兴趣。但是中国人不这样办;医术是有用的,阴阳五行也非得有用不可;于是二者携手,成为一种糊涂东西。
文人也是如此,他们读书作文原为干禄或遣兴的,而他们一定要把那抽象的哲学名辞搬来应用——道啊,理啊等等总在笔尖上转。文学就不准是种无所为,无所求的艺术吗?不许。一件东西必定有用处,不然便不算一件东西;文学必须会干点什么,不拘是载道,还是说理,反正它得有用。
(1)文以观人:《文中子》说:“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照这么说,在中国非君子便不许作文了。君子会作文不会,是个问题。可是中国人以为君子总是社会上的好人,为社会公益起见,“其文傲”的人是该驱逐出境的;这是为实利起见不得不如此的。
《诗史》曰:“诗之作也,穷通之分可观:王建诗寒碎,故仕终不显;李洞诗穷悴,故竟下第。”这又由社会转到个人身上来了;原来评判诗文还可以带着“相面”的!文学与别的东西一样,据中国人看,是有实用的,所以搀入相术以求证实是自然的,不算怎么奇怪。说穷话的必定倒楣,说大话的必定腾达显贵,象西洋那些大悲剧家便都应该穷困夭死的。那Nostruggle,nodrama在中国人看,是故意与自家过不去的。白居易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句,于是顾况便断定他在那米贵的长安也可以居住了;文章的用处莫非只为吃饭么?
“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忘却名利,除去奴隶根性,从一切羁绊束缚解放下来,这才能成文艺上的创作。必须进到那与留心着报章上的批评,算计着稿费之类的全然两样的心境,这才能成真的文艺作品;因为能做到仅被在自己的心里烧着的感激和情热所动,象天地创造的曙神所做的一样程度的自己表现的世界,是只有文艺而已。”拿这一段话和我们的穷通寿夭说比一比,我们要发生什么感想呢!
(2)文以载道明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中国文人读书的方法。无论读什么,读者必须假冒为善的声明:“我思无邪!”《诗》中之《风》本来是“出于里巷歌谣之作,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也。”(朱熹)它们的那点文学价值也就在这里。但是中国读诗的,非在男女之情以外,还加上些“刺美风化”,“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等不相干的话,不足以表示心思的正大。正象后世写淫书的人,也必在第一回叙说些劝善惩淫的话头,一样的没出息。有了这种心理,治文学的人自然忘了文学本身的欣赏,而看古文古诗中字字有深意、处处是训诫;于是一面忘了研究文学到底是什么,一面发了“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的志愿。文以载道明理遂成了文人的信条。韩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文辞”,就是因为崇古的缘故,把自己也古代化了。周敦颐说:“文辞,艺也。道德,实也。”这有实用的道德真真把文艺毁苦了!这种论调与实行的结果,弄得中国文学:一,毫无生气,只是互相摹拟;文是古的好,道也是古的好。二,只有格体的区分,少主义的标树。把“道”放在不同的体格之下便算有了花样变化,主义道是一定不变的。三,戏剧小说发达的极晚,极不完善,因为它们不古,不古自然也不合乎道,于是就少有人注意它们。四,文学批评没有成为文艺的独立一枝,因为文不过是载道之具,道有邪正,值得辩论;那对偶骈俪谀佞无实,便不足道了。
厨川白村说过:“每逢世间有事情,一说什么,便掏出藏在怀中的一种尺子来丈量。凡是不能恰恰相合的东西,便随便地排斥,这样轻佻浮薄的态度,就有首先改起的必要罢。”这一种尺子或者就是中国的“道”么?诚如是,丢开这尺子,让我们跑入文学的乐园,自由的呼吸那带花香的空气去吧!
以上是消极地指出中国文人评论文学所爱犯的毛病,也就是我们所应避免的。至于文学是什么,和一些文学上的重要问题,都在后面逐渐讨论;先知道了应当避免什么,或者足以使我们讨论文学的时候不再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