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先生斯同字季野，鄞人。高祖表，明都督同知。父泰，明崇祯丙子举人，鼎革后以经史分授诸子，各名一家。先生其少子也，生而异敏，读书过目不忘。八岁在客坐中背诵扬子《法言》，终篇不失一字。年十四五取家所藏书遍读之，皆得其大意。余姚黄太冲寓甬上，先生与兄斯大皆师事之，得闻蕺山刘氏之学，以慎独为主、以圣贤为必可及。是时甬上有五经会，先生年最少，遇有疑义，辄片言析之。束发未尝为时文，专意古学，博通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启实录皆能闇诵。尚书徐公乾学闻其名招致之，其撰《读礼通考》，先生予参定焉。
会诏修《明史》，大学士徐公元文为总裁，欲荐入史局，先生力辞，乃延主其家，以刊修委之。元文罢，继之者大学士张公玉书、陈公廷敬、尚书王公鸿绪，皆延请先生有加礼。先生素以明史自任，又病唐以后设局分修之失，尝曰：“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言文。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匽湢，继而知其蓄产礼俗，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贤愚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辞史局而就馆总裁所者，唯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而不明耳。”又曰：“史之难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李翱、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暗昧而不明，由无迁、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则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读而详识之。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它书证之，它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谓具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鲜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
建文一朝无实录，野史因有逊国出亡之说，后人多信之，先生直断之曰：“紫禁城无水关，无可出之理，鬼门亦无其地。《成祖实录》称：‘建文阖宫自焚，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所谓中使者，乃成祖之内监也，安肯以后尸诳其主？而清宫之日，中涓嫔御为建文所属意者逐一毒考，苟无自焚实据，岂肯不行大索之令耶？且建文登极二三年，削夺亲藩，曾无宽假，以至燕王称兵犯阙，逼迫自殒。即使出亡，亦是势穷力尽，谓之逊国可乎？”由是建文之书法遂定。
在都门十余年，士大夫就问无虚日，每月两三会，听讲者常数十人。于前史体例贯穿精熟，指陈得失，皆中肯綮，刘知几、郑樵诸人不能及也。马、班史皆有表，而《后汉》、《三国》以下无之，刘知几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先生则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
康熙壬午四月卒，年六十，所著《历代史表》六十卷、《纪元汇考》四卷、《庙制图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经考》二卷，皆刊行。又有《周正汇考》八卷、《历代宰辅汇考》八卷、《宋季忠义录》十六卷、《六陵遗事》一卷、《庚申君遗事》一卷、《群书疑辨》十二卷、《书学汇编》二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园诗文集》二十卷，予皆未见也。乾隆初，大学士张公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也。
——选自《四部丛刊》本《潜研堂文集》
译文：
万斯同先生字季野，是鄞县人。他的高祖万表，是明朝的都督同知；父亲万泰，是明朝崇祯九年的举人，清朝代明以后他把经史之学分别传授给几个儿子，让他们各自专攻一门。万斯同先生是万泰的小儿子，生下来就异常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八岁时曾当客人的面背诵扬雄的《法言》，全篇不差一字。十四五岁时把家里的藏书全都拿来阅读，都能领会其中的主要意思。余姚黄宗羲先生住在宁波，万斯同先生与哥哥万斯大都拜他为老师，学到蕺山刘宗周先生的学说，就是以“慎独”为主，认为圣人贤人的道德学问是能赶得上的。当时宁波有个五经会，其中万斯同先生年龄最小，但每遇到讨论中有疑难的地方，他总是几句话就能把疑难分析明白。他青少年时没有作过八股文，专心学习经史诗赋，通晓历代史书，对明代的制度人物尤其精通，从洪武朝到天启朝的实录都十分熟悉。尚书徐乾学听到他的名声，把他请到自己身边。徐乾学撰写《读礼通考》，万斯同先生协助参加定稿。
正逢诏令修撰《明史》，大学士徐元文任总裁，想推荐万斯同先生进入明史馆任职，他极力推辞，于是徐元文就聘请他住在自己家里，把修订编纂的事委托给他。徐元文离职，继任他职务的大学士张玉书、陈廷敬、尚书王鸿绪，都聘请万斯同先生，礼节待遇也更加优厚。万斯同先生一向把撰写明代的历史视为己任，又恐怕重犯唐代以后开设史馆、分头修撰而造成的失误，曾说：“以前司马迁、班固才能既杰出，又继承了父辈的学问，所以叙事翔实而语言富有文采。此后史家私撰的史书，才学虽然比不上司马迁、班固，但还不至于象官修的史书那样杂乱。修史好比一个人到别人的家里去，开始周历熟悉他家的厅堂、寝室、坑厕和浴室，继而了解知道他家的积蓄、产业、礼节和习惯，时间久了他家男女老少性格气质的刚强柔弱、地位高下和智能贤愚，没有不了解和熟悉的。这样以后，才能裁断他们家的事务。象官修的史书，匆忙修成于众人之手，对参与修史的人无暇选择他们才能是否适宜和职事是否熟习，这就象招呼一个过路人来与他商量家中的事一样。我所以要辞去明史馆的职务而接受邀请寓居于总裁家的原因，只是怕众人分操其事、互相割裂，使一代的治理与变乱、贤人与奸贼的事迹昏暗而不明罢了。”他又说：“史书的难修这种说法是由来已久了呵！不是记事翔实而且富于文采，它的流传是不会广泛的。这就是李翱、曾巩所讥笑的魏晋以后，贤人与奸贼的事迹之所以昏暗不明，是由于没有司马迁、班固的文采的缘故啊。但是在今天则以记事的翔实为更难，原因在于苟且马虎的风气由来已久了，喜欢和讨厌随心所欲，而抨击和称赞也就跟着来了，一个人的事迹，由三个人来撰写，因而他的传记也就各不相同了，更何况长达几百年的历史呢！言论可以歪曲附会来编造，事迹可以凭空想象来虚构，那些传播言论和事迹的人，不一定都是走正道的君子；那些根据传闻而加以记载的人，未必有辨别判断的识见。不去议论世事的得失、鉴别人物的优劣从而完整地看到他的外表和内里，那么我认为是事实但别人受它歪曲的例子是很多的了。我小时候求学于某家，他家有明代的各朝实录，我把它熟读而详记了。长大后游历四方，到旧时官宦人家向老人们请求借读前朝的书籍文稿，考察和询问往事，广及州县方志和各家私撰的记载，无不在搜罗参考之列，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实录为宗旨。因为实录是直接记载事实和言论而没有什么增删修饰的。根据他所处的时代来考查他的事迹、核对他的言论，公平地考察这些言行，那么这个人的生平始末详情十分中能得到八九分了。但是言论的发表或者另有缘故，事情的开端也许别有起因，而在它流传的过程中可能又有变化，那就非得依据其他书的记载不能全部搞清了。凡是实录中难以求其详情的，我用别的书作佐证；别的书歪曲失实的，我用从实录中得到的材料加以判断，虽然不敢说结论全部可信，但是非被人歪曲的事是很少的了。过去人们对《宋史》已经嫌它繁琐芜杂，但我记述的将比它还要增加一倍，这不是我不知道简约的可贵，而是恐怕后人力求广博而不知应该有所剪裁，所以先走极端，使他们知道我所收取的还有可以删减之处，而我所不取的都必定不是真实的事迹与言论，从而更加不可增益。”
明代建文帝一朝没有实录，野史于是有建文帝逊国出亡的说法，后人大都相信。万斯同先生直截了当地判断说：“紫禁城没有水关，所以没有从水关逃出的道理，鬼门也没有这个地方。《成祖实录》记载：‘建文帝合宫自焚，皇上望见宫中烟火四起，急忙派遣太监前往救火，到那儿已经来不及，太监从火中搬出他的尸体，回来报告皇上。’所谓太监，是成祖的太监，怎么肯把建文帝皇后的尸体来欺骗他们的主子？而且清宫的时候，原先被建文帝所亲信的宦官嫔妃逐个遭到毒刑拷问，如果没有自焚的确实根据，成祖怎么肯不下大肆搜捕的命令呢？而且建文帝登上皇位的二三年内，削夺近亲藩王的势力，一点也没有宽恕容忍，以至于燕王起兵攻占京城，自己被迫自尽。即使是逃亡，也是势穷力尽，可以称这为逊国吗？”从此《明史》里关于建文帝的记载办法就决定了。
在北京十几年，士大夫们没有一天不来请教，每个月参加两三次讲解学问的聚会，听讲者经常有几十个人。他对于前朝史书的体例融会贯通十分熟悉，指点陈述各史的优缺点，都说中要害之处，即使是刘知几、郑樵等史学家都比不上他。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都有表，可《后汉书》、《三国志》以下的史书都没有，刘知几说：“有表说不上有益处，无表也说不上有损失。”万斯同先生则说：“史书的有表，是为了贯通本纪、列传记述的不足，有已写入本纪、列传再在表中加以记载的人物，也有没有写入本纪、列传而因史事牵涉在表中加以记载的人物，表编成之后，本纪、列传的文字就可以省略了，所以表在史书中不可废除。读史书而不读表，不是深入研究历史的人。”
万先生康熙四十一年逝世，享年六十。他所著述的《历代史表》六十卷、《纪元汇考》四卷、《庙制图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经考》二卷，都刻印行世。又著有《周正汇考》八卷、《历代宰辅汇考》八卷、《宋季忠义录》十六卷、《六陵遗事》一卷、《庚申君遗事》一卷、《群书疑辨》十二卷、《书学汇编》二十二卷、《昆仑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园诗文集》二十卷，我都没有见到。乾隆初年，大学士张廷玉等奉诏令定稿刻印《明史》，用王鸿绪的《明史稿》为基础而加以增删，王鸿绪的《明史稿》一大半是由万斯同先生编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