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一）
余因阅览古迹故，遂至敦煌。当千八百七十九年，余友匈牙利地理学会长洛克济Loczy教授，曾随伯爵斯布尼Count
Szechenyi之远征队，至敦煌东南之千佛洞。千九百零二年曾以语余，并谓洞中画壁雕刻之美，冠绝东方，余深感其语，故有敦煌之行。余以千九百七年三月，始至敦煌，即访千佛洞。其洞在荒谷之口，危严之上，在敦煌东南十二英里。余至其下，始叹洛氏之言不诬。窟穴大小殆以百数，高下成列颇不整齐，石色纯黑，上施雕凿，洞之大半，皆有画壁，美丽殊伦，完缺不一；绘画之法源自身毒。余于和田沙漠所掘废寺佛画，规摹气韵，大略相同，造像之多，与画壁等，可证古代支那印度美术交通；惜多为后人补葺，失其真矣！
严洞之傍，颇多碑碣，证此古寺建于唐代，当时佛教盛于支那。又二百年间，西陲无事，北免突厥之兵，南靡吐蕃之寇。自是以降，讫于蒙古之兴，则外常为蛮族之所蹂躏。寺宇之丽，僧尼之数，为之大减矣！顾情势虽变，而宗教未革。余周览各洞，多见巨像。其最高者，近百英尺。此种制作，稍属后代。读《马哥波罗旅行记》中《沙州》一篇，可见元时唐古特人民，拜偶像之奇俗矣！
（二十二）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二）
敦煌之民，虽至今日，犹皈佛教。余等去敦煌之日，正敦人瞻礼之期，市民村民来谒千佛洞者，数以千计，可知寺宇虽残，犹为礼拜之地。故余于此地，就画壁造像，深加敬护，除照影绘图外，不敢有所希冀，恐伤人民之情也。
余于五月二十日，复至敦煌，拟为小住之计。盖二月以前已略闻，道士于二年前修理寺宇发见古代写本之事，此种宝物，置于古室，守卫颇固。余为求书计，不能不徐图之也。
道士为人颇奇妙，可喜彼不知所保守者何物，又对神与人均有戒心。余初与之交涉，甚为棘手，事之颠末，兹不必言；但其成功，除翻译蒋师爷（编者按名孝琬）之秘策外，余之支那大护法圣人元奘法师，实为余牙人焉，余此行颇类元奘，又甚敬元奘人颇知之。道士虽不知佛教事，然其敬之也与余同，特其所以敬之之道异耳！虽荒唐之西游记，视元奘为神人者，其说不见于《大唐西域记》，然此与余事，何关系乎？当道士以石室者一本示余也，乃汉文佛经一卷，首署大唐三藏法师元奘译。道士与蒋君皆惊其异，蒋君遂言此室之开，得非元奘之灵，留以俟其自印度来之弟子乎？道士然之。
（二十三）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三）
道士既闻此说，始敢启大门招余入。余等入门，经前广道，遂入石室。室外故有画壁，壁裂而室见，室中暗甚。余从道士油灯光中，见卷帙成堆，自地上起，高约十英尺。后精计之，其容积殆近五百立方英尺。顾在室中，不能阅览一物。道士乃手持数卷，导余至廊下之屋，使余疾览之。余下帷审阅，以免人探伺，不觉惊喜之交集也。
所有卷轴，大抵汉文写经，高约一尺，卷束甚厚。虽完好如故，然观其纸墨形制，古可知也。每展一卷，恒在十英码左右，故求其所记时代，甚为烦难。后于汉文大经卷背面，发见印度婆罗谜草书Indian
Brahmi
Soript，积疑始释，足证写经之时，中亚细亚佛教徒中，尚知梵文，此为稍古之事矣！一切写本，依然初藏时之形状，且无几微湿气，盖保藏古物，固未有愈沙漠中之石室者也。
余于开一大包裹时，尤惊此地保藏之善。其包裹以粗棉布为之，中藏种种绢画纸画幡，盖锦缯刺绣之供献物，不可胜计。其画绢画布，盖寺中之旌旗，卷藏甚谨，及展视之，皆为诸佛菩萨像。或纯用印度画法，或以印度画为本，而参以中国画。佛像之下，画礼拜者，其服犹昔时桑门之服也。后蒋君发见供献簿果，证为第九、第十两世纪之物。作画之绢，薄而透明，精细无匹故。其大至五六英尺者，摺久痕深，开视颇险，当时亦无馀晷，以细加研究。余之所注意者，惟在利用何策，可使古画脱此危地，而免守者之伤损。后见道士观此唐代遗物不足贵，心乃大慰。又不敢大加审谛，恐其以余为酷嗜之也。
（二十四）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四）
此殆由道士不重绘画，或故以此为饵，使余之耳目不能专注于汉文整卷，故特于其所谓废物之中，多出杂束以示余。然余实深谢道士之殷勤也。余于第一包裹内，已发见中国吐蕃文中，有印度草书叶甚多，所谓中亚细亚婆罗谜文也。此种书叶，由其形制观之，均属于六种不同写本，或甚繁多，亦有完全者。以余所见，此体梵文及突厥斯丹宗教文字，其完全及精好，未有能及之者。故余与蒋君，终日于汉文、藏文、汉梵对译文束中拾取此种残叶，道士虽以取携为劳，然甚轻视此，故心颇慰矣。
后数日间所为之事与所见之物，不暇殚述。有一大束充以杂书画布及种种纸叶，其最可贵者为贝叶梵文大书，此明为北印度佛教律藏中之物，书之材料，示其来自印度，且世界所有梵文写本，未有古于是者。吐蕃文书，有卷子本，有扑叙斯Pothis本，书亦甚多，且除南方书籍外，尚有他书，盖突厥斯丹东部之回鹘国，至第十世纪尚存，其时佛教盛行国中，一时或曾据敦煌之地，故回鹘文写本多至数大束。又摩尼教经之以开突厥文Kok-turki及叙利亚文Syriac书者，亦见于此云。
汉文残纸片，骤视之若稍不足珍，然实有古物学上之价值。其中杂记如书札寺历等，充斥于道士所谓废纸中，此不独足以知第九第十两世纪中此间寺院之制度，由其所载年月，亦足证石室之闭，在耶稣纪元千年以后也。其封闭之故，实惧兵祸，然先是此室必为寺中储藏故物之所，故当封闭之时，其物固已古矣。余一年以后，复检所得汉文书卷，其所纪年月，有在纪元第三世纪者，然定其最古写本始于何时，尚须假以岁月之研究也。
（二十八）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序
安阳所出龟甲兽骨，皆刻商代卜辞，文字奇古，比彝器古文尤为难读。光绪季年，丹徒刘氏拓印所藏甲骨为《铁云藏龟》，于是世始知有此物，瑞安孙仲容徵君诒让为之《札记》。宣统元年，上虞罗叔言参事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卜辞文字始有条理可寻。参事东渡后，复拓印所藏甲骨为《
殷墟书契前编》八卷、《殷墟书契精华录》一卷。去年岁杪，其《殷墟书契考释》始成，于是卜辞文字可读者，十得五六。盖近世之言古文者，以此书为最
善矣。参事《自序》曰：宣统壬子冬，余既编印《
殷墟书契》，欲继是而为考释。人事乖午，因循不克就者。岁将再周，感庄生吾生有涯之言，乃发愤键户者四十余日，遂成《考释》
六万余言。既竟，爰书其端曰：予读《诗》《书》及周秦之间诸子、太史公书，其记述殷事者，盖寥寥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