嗣得荣禄见过太后，已知前谕不是朝廷发出，荣禄即照复袁世凯。袁世凯听得，心中大愤，默念：“此事关系安危，怕别省督抚亦如直隶、山西一般，必坐取瓜分之祸。断不宜置之不理。”遂分电各省督抚，力言各国不易抵御，外人不宜残杀，并把日前的谕旨，不是朝廷主意，只出于端王之手，据实分告一遍。电中又请各省联合，筹一个保全的办法。
自袁世凯发了此电之后，先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大为赞成，次及湖广总督张之洞，亦以此策为是。因各省都得有消息，知道那时的谕旨，多半是端王的伪命，便由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依着袁世凯之议，往复与东南各省的督抚电商妥协。因当团党发作正在夏天时候，便订明自五月初一日以后的谕旨，一概不遵，各省都为允肯。
论起专制国的朝谕，谁敢违抗？一来因当时是个变局，端王无理，人所尽知；二来又自量不是各国敌手，除了端王、刚毅两人的妄想，都不愿轻易言战；三来当日刘坤一、张之洞，已算是疆臣中有点声望的，由他发起，自然乐从。于是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山东、江西及闽浙两粤，各疆臣都电复允从。这叫做东南督抚同盟。一面与就近各领事订约，声明东南各省，照公法尽力保护洋人，各国亦不得攻击东南各省。在各疆臣固乐得如此，且以当时团党猖撅，残杀无理，各领事亦愿如此办法，因此便成了这盟约。
端王听得，也十分愤怒，但各督抚已联为一气，究不能奈得一个袁世凯什么何。惟有竭力鼓舞团党，好望杀退外人，自己就可以登其大宝，自无人敢来干预。因此更假托谕旨，颁发巨金，赏给团党。那些团党，见端王、刚毅为人，可以欺弄，一发残杀抢掠，反到端王府里报捷。端王不惟不责，反为嘉奖，弄得团党无法无天，更称什么大师兄呢，大仙姑呢，二郎神呢，也道是玉皇大帝命他下凡，扶清灭洋。更道服了灵符，焚了黄表，就刀剑不能伤，枪炮不能损。一派胡言，弄得端王颠颠倒倒，信以为真，便令内外各官员都要奖励团党。
因当时正是端王当国，凡在仕途中，那一个不讨端王脸面，以求早日升官？果然顺端王者或赏或升，逆端王者或杀或革。
凡是有一点官瘤的人，千辛万苦才得了一官半职，如何不畏端王的威势？故大半都是顺着端王，京内如在亲王载勋，镇国公载澜，大学土刚毅、徐桐，尚书赵舒翘、启秀，侍郎英年、徐承惺，府尹王培佑、何乃瀛；京外文武各官，如提督董福祥、总督裕禄、巡抚毓贤。后来更有一个李秉衡，自从由山东巡抚转任川督，因教案革职后，任为巡阅长江大臣。他恨外人甚深的，趁着端王排斥，故亦自讨奋勇，人京督兵。其余大小官员，附从端王、刚毅的，也不能胜数。余外纵不肯附从端王，惟是虽明知团党不是，亦不敢言他恶处；若是不然，那团党就或抢或杀，反道他是交通洋人的，端王总不根究，只是抢杀一次，奖励一次而已。
那时，端王、刚毅只道羽翼既多，指日可以取得大位，又以为团党真个是由天下凡，来扶清灭洋的，也信团党有飞天遁地的法术，指日又可以杀退洋兵，因此更为得意。不想团党用那些邪术，只能欺得小儿，实在没半点实际。那洋兵究竟是船坚炮利，所以先攻破了大沽口。提督罗荣光阵亡后，又攻破天津，及登岸以后，所向难御。虽有聂仕成一军，可能一战，但寡不敌众，况疲战之际，实难支撑得几时；且团党因毁拆铁路时，被聂军攻击，故团党亦恨聂仕成如眼中钉刺。是以聂仕成当与洋兵开仗时，反被团党在后路攻击，遂至腹背受敌，竟至被伤殒命而去。
自聂仕成亡后，更无一人是洋兵对手。那董福祥虽口出大言，但在京中围攻使馆四十多天，连一间使馆也不能攻进去，可知不是个战将。至于李秉衡，亦只是个纸上谈兵的，实没一些韬略，因屡战屡败，已经自尽；若是直督裕禄，早先已殁去了。那团党固不能敌得洋人，只会杀本国的官吏而已。所以洋人联合八国大军，势如破竹，沿天津而进。自聂仕成殁后，既无敌手，直攻破了北京。
那时北京政界中人，凡从前趋附端王的，或逃或杀，也不消说。惟这场大祸，累及朝廷，洋兵既已人城，料必至玉石俱焚。况各国中，如德国愤恨钦差被杀，如日本愤恨书记被戕，总不免杀人雪恨；更怕连太后与皇帝，都不能了事。因外人虽知这场祸是端王、刚毅惹来，惟那里分得许多，眼见是朝廷袒团排外，杀戮洋人，如何恕得。因此太后也虑不能幸免，便与当时皇帝商量，离了北京，直望西方而遁。又以直隶与京城，也是紧要地方，只命些亲信大臣留守京城，又复命荣禄再任直隶总督，随后也除了讲和一策，更无办法了。
果然太后与皇帝出奔之后，各国即统军入到北京。太后奔到西省，只得令爵相李鸿章与各国议和，卒要赔了几百兆，又将纵团排外为首的大臣，尽法惩办了，方肯订立和约。遂把端王废为庶人，庄王及刚毅、赵舒翘，勒令自尽，澜公亦革职谪贬。除徐桐已故之外，如启秀、王培佑、何乃瀛及徐承惺与巡抚毓贤，也一概治罪。这都是后话不提。
且说和议既定，次年太后及皇帝方始回銮。既将祸首大臣治罪，自然将有功之人奖叙。想以当时各省督抚，全凭得东南互保，故得免外人分攻各省，论功以刘坤一、张之洞为首，就各赏了一个宫保衔；又想袁世凯一任山东巡抚，即力行主剿团党，又力陈团党不足恃，且首倡致电各省，不遵伪命，若当时政府里头听袁世凯之言，断不致有今日之祸，便将袁世凯从优奖叙。
自此朝廷也信任袁世凯，亦无人敢为袁世凯阻力，自不消说。恰可荣禄复任直隶总督，自从端、刚被罪，或革或杀之后，那李鸿章亦于和议后身故，只有荣禄一人，掌执大权。他一来是个贵戚，二来又是个相臣，所有从前端、刚大权，都落在他手上。他一发信任袁世凯。那直隶与山东，又是毗连之省，有事自然互相酌议，无不惟袁世凯之言是听。袁世凯又最能利用权贵，因亦深得荣禄之心。故更令袁世凯在山东改练新军。自是袁世凯声望日隆，虽是一个巡抚，权势在各疆臣之上。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及到了荣禄没时，遗折竟荐袁世凯一人，可继任北洋总督。那时朝廷早看重了袁世凯，又得荣禄保荐，就升授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自任了北洋之后，又有一番事业。正是：方为抚院巡东省，又补兼圻镇北洋。
离东岛返国谒疆臣入北洋督衙擒刺客话说袁世凯既得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正值与各国议和之后。各国鉴于团党之乱，仍驻军京津，防有再变。又将团党起事地方，罚停科举数年，各大臣亦无可如何。因京城既破，侥幸贻款赎回，如何敢与各国相抗？故差不多京中政局，也操诸外人之手。惟各国自此亦方针一变，因从前每多提倡要瓜分中国，到那时反说“保全中国”四个字，便各出外交手段，讨好北京政府，望与北京政府亲厚，好为索取权利起见。
就中单表俄罗斯一国，更为周到，没一点不向北京政府周旋。是以那时京中大员倒道俄国可靠，也有发再续联俄之说的。
因爵相李鸿章在时，亦曾与俄罗斯订立密约，道是清俄联盟，俄人遂乘机把势力布满东三省。本来这时看见俄人举动，自应有悔心，惟俄人把一片言说，称从前在满洲布设势力，只是不得已，为对付那一国起见，并无他意。又说这会欲助中国自强，又说要扶中国什么维新，种种甘言弄得北京政府里头神魂颠倒，大半是信俄罗斯真正可靠的。所以自京内至各省，都赞成联俄之说居多，更有些提议派大员使俄订立盟约。时俄使在京，更天天在总理衙门陈说清俄联盟之利，催促北京政府速派订议盟约专使。自京中传出消息，驻京各使没一个不知道此事，也有电告本国政府的，也有运动清俄联盟解散的，闹成一片。因各国正思索取中国权利，恐一旦被俄罗斯全数先得了便宜，自然不大满意，故各国当时十分注意此事。
及此点消息传到北京，就引出一个拒俄的义勇队出来。究竟什么唤做义勇队呢？因当时游学之风渐盛，都知道从前在中国所读的书无济于用，也转向外国求专门的实学。是以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已有万来人，个个倒知得列强大势，像俄国是靠不住的，都不主张联俄之议；又因当时俄人把势力布满于满洲，大有踞地要求之势。所以北京政府里头，才发这个联俄思想，实是巴结俄人，求他体谅的意思。故留东学生无不愤怒，就给这个团体，唤做义勇队，要来拒俄的。
不想自义勇队成立之后，竟触了清国官场所忌。因官场里头既有多数是赞成联俄，所以连清国驻日本的公使，也以拒俄义勇队为大大不然，又没有法子解散他，就发了个离奇思想：分头打电与北京及南北洋，道那些义勇队只以拒俄为名，实则革命为实，这等语。那时北京及南北洋的官场，接得驻日公使的电报，倒惊慌起来，因驻日公使电文中，更说那些义勇队，不久派人回国运动起事，借拒俄之名，好购运军火。故北京政府一发慌张，即电致南北洋各督抚，认真防察。惟东京学生凡入义勇队的，也源源不绝，任国内官场说他什么革命不革命，也总置之不理，惟赶紧办事，好组织完备，一面发电入京，主张拒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