爰据总理衙门电示，分列四条，照覆俄外部，又与之逐节面争。热梅尼等嫌臣操之太蹙，不为俄少留余地，愤懑不平。布策又以通州准俄商租房存货，既天津运货准用小火轮船拖带两事，向臣商论，臣直答以原约之外，不得增添一事。虽其计无可施，而蓄怒愈深矣。臣日夜焦思，深恐事难就绪，无可转圜。适俄君自黑海还都，谕令外部，无使中国为难，于无可让中，再行设法退让。但经此次相让后，即当定议。外部始不敢固执。前议于十一月二十六日，送来照会两件，节略一件：第一照会，言此次允改各条，中国若仍不允，则不得在俄再议。且将外部许臣商改之事，全行收回。第二照会，言交收伊犁办法三条。节略中则历叙允改之事，约有七端，臣请逐款详其始末：第一端曰，交还伊犁之事。查原约中，伊犁西南两境分归我属，南境之帖克思川地，当南北通衢，尤为险要，若任其割据，则俄有归地之名，我无得地之实。缓索之说，诚属万不得已之举。否则祖宗创业艰难，百战而得之土地，岂忍置为缓图。臣奉命使俄后，通盘筹划，必以界务为重者，一则以伊犁、喀什噶尔两境，相为联络。伊犁失，则喀什噶尔之势孤，此时不索，再索更待何时。一则以伊犁东南北三界，均与俄兵相接，缓索后不与议界，恐致滋生事端；若竟议界，又嫌迹近弃地，而又虑其得步进步。伊犁虽已缓索，而他事之争执如故也。嗣因挽留布策，非将各事略为放松不可，遂舍西境不提，专争南境。相持不下，始允归还。然犹欲于西南隅割分三处村落，其地长欲百里，宽约四十余里。臣检阅舆图，该处距莫萨山口最近，势难相让。叠次厉色争辩，方将南境一带地方，全数来归。其西南隅，允照前将军明谊所定之界。第二端曰，喀什噶尔界务。从前该处与俄接壤者，仅正北一面，故明谊定界，只言行至葱岭靠浩罕界为界，亦未将葱岭在俄国语系何山名，照音译出，写入界约。今则迤西安集延故地，尽为俄踞，分界诚未可索。崇厚原约所载地名，按图悬拟，未足为凭。臣愚以为非简派大员，亲往履勘不可。吉尔斯必欲照崇厚原议者，盖所争在苏约克山口也。臣答以已定之界宜仍旧，未定之界可另勘。吉尔斯踌躇良久，谓此事于中国无益，非俄所求，既以原议为不然，不妨罢论。
臣虑界址不清，则衅端易启，特假他事之欲作罢论者，相为抵制。布策又称原议所分之地，即两国现管之地。臣应之曰：如此何妨于约中改为照两国现管之地勘定乎？最后吉尔斯乃允写，各派大臣秉公勘定，不言根据崇厚所定之界矣。第三端曰，塔尔巴哈台界务。查该界经明谊、奎昌等，分定有年，迨崇厚来，俄外部以分清哈萨克为言，于是议改。考之舆图，已占去三百余里矣。臣每提及此事，必抱旧界定论。吉尔斯知臣必不肯照崇厚之议，始允于崇厚、明谊所定两界之间，酌中勘定，专以分清哈萨克为主。所称直线自奎峒山至萨乌尔岭者，即指崇厚所定之界而言也。日后勘界大臣，办理得法，或不至多所侵占。以上界务三端，臣与外部先后商改之实在情形也。第四端曰，嘉峪关通商，允许俄商于西安汉中行走，直达汉口之事。总理衙门驳议，以此条为最重。叠议商务者，亦持此条为最坚。盖以我之内地，向无指定何处准西商减税行走明文。此端一开，效尤踵至，后患不可胜言。外部窥臣着重在此，许为商改。及询以如何商改之处，则云须各大端商定，再行议及。臣亲诣布策寓所，告以事关大局，倘不见允，则余事尽属空谈。词意激切。布策言于吉尔斯，于是允将嘉峪关通商，仿照天津办理。西安汉中两路，及汉口字样，均允删去不提。第五端曰，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讷之事。查松花江面，直抵吉林。爱珲城定立条约时，误指混同江为松花江，又无画押之汉文可据，致俄人历年藉为口实。
崇厚许以行船至伯都讷，在俄廷犹以为未满志也。现将专条径废，非特于崇厚新约夺其利，直欲为爱珲旧约辩其诬。臣初虑布策据情理以相争，无词可对，故择语气之和平者立为三策：一，径废专条。二，稍展行船之路，于三姓以下，酌定一处为之限制。三，仍允至伯都讷，但入境百里，即须纳税，且不许轮船前往。布策均不以为然。适奉电旨，责臣松劲。于是抱定第一策立言，务期废此条约。布策犹纠缠不已。吉尔斯恐以细故伤大局，不从其言，遂允将专条废去，声明爱珲条约如何办法，再行商定。第六端曰，添设领事之事。查领事之在西洋各国者，专管商业，其权远在驻扎中国领事官之下，故他国愿设者，主国概不禁阻。臣此次欲将各城领事删去，外部各官，均以为怪。随将中国不便之处，与之说明。吉尔斯谓领事之设，专为便商起见，系属宾主两益之事。中国既有不便，即仅于乌鲁木齐添设一员如何？臣因其多方相让，碍难再争。而总理衙门电钞编修许景澄折内，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乌鲁木齐三处，毋设领事。其次争乌鲁木齐、乌里雅苏台两处等语。臣乃复见布策，恳其商改。节略内始将乌鲁木齐改为吐鲁番。余俟商务兴旺时，再议添设。第七端曰，天山南北路贸易纳税之事。
新疆地方辽阔，兵燹之后，凋敝益深。道远则转运维艰，费重则行销益滞。招商伊始，必限以行走之路，纳税之章，商贩实多未便。阅总理衙门来电，曾言收税为轻。臣因将原约内均不纳税字样，改为暂不纳税。俟商务兴旺，再订税章。查西例纳税之事，本国可以自主。日后商情，果有起色，伊犁等处，亦不妨逐渐开征，以充国库。以上商务四端，臣与俄外部先后商改之实在情形也。此外又有偿款一端。凡商减之事，益于我则损于彼。热梅尼、布策等，本有以地易地之请。臣称约章事，只可议减，不可议增。彼遂谓中国各路征兵，显欲构衅。俄遣船备边以相应，耗费卢布一千二百万元，向臣索偿，且言如谓：未尝交绥，无索兵费之理，则俄正欲一战以补糜费等语。臣答以胜负难知，中国获胜，则俄国亦须偿我兵费。彼之言虽极恃强，臣之意未为稍屈。旋据总理衙门覆电，嘱臣斟酌许之，至多不得逾二百万两。又电言如无别项纠缠，统计约五百万两，偿款即可商定云云。臣见吉尔斯、热梅尼等，始则争易兵费之名，继则争减代守伊犁偿款之数。久之热梅尼谓迟一年收回伊犁，又加还帖克斯川以代守费论，至少亦须加卢布四百万元。臣照会中，但允加代守费卢布二百五十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