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治法治法无他，专从卫气治之而已。卫气有根本、有枝叶，有表、有里。卫出下焦，为肾间动气者，根本也。从少阴之分，间行五脏，则为知觉性灵，间行六腑，则为三焦气化，此皆里也聪附于油也。根本治法，有宜补火者，如灯之添草则光焰益大；有宜补水者，如灯之加油则长明不熄。世俗专以补火为事，则油竭者光亦熄矣。其枝叶在经，温于肌肉，则附于汗液，如树木之以皮行津，得春夏阳气，而后浆汁盛也。枝叶治法，有宜用散者，如树之津气通则荣茂，有宜用收者，如树之皮津泄则枯槁。世俗专以敛补为事，则津壅者，树必胀绝矣（如漆树，日久不取漆，则必胀闷而枯。用树皮行津，以比卫阳之汗，其理至确。凡过汗亡阳者，即亡卫阳耳）。是以欲卫气之根本强，则当油草并加，不可专用热药，欲卫气之枝叶盛，则当散敛兼施，不可专用补药。凡治病养生皆然，不独中风也。
八方之风，虽有寒热之不同，然皆为阳邪，况又从热化者，五居其三。人身卫气，即是阳气，以阳邪而与阳气合，则水乳交融，毫无扞格矣。同类相求，而不相争，此偏枯中风者，所以无恶寒发热等症也。可知中风之伤卫气，乃邪风与卫气相混耳。其所以知觉运动皆为之不灵者，譬如三军之卒，有一军与贼私和，则号令不行，独一军不行也，势必三军皆为掣肘，观望不前矣。故善治中风者，必先从而分之，使邪风与卫气相离，而后风可净，而卫气仍为我用也。此侯氏黑散，所以用白矾之意。喻嘉言谓，为填塞空窍。夫白矾善消物，岂是填塞之药？可谓凿矣。
凡风之入，必乘卫气之隙，其隙多起于内热。盖寒则卫气敛，故冬时之人多无汗，热则卫气散，故夏时之人多大汗，寒则腠理闭，故无隙可入，热则腠理开，故有隙可乘。其内热或生于七情，或生于饮食（每见好服温补者，多有中风之病），此所谓以内因而感召外因也。
后人有所谓胃热生内风而致者，其言甚是，然不知此为卫气之病，究属一得之见。嘉言谓猝倒不气者，烦劳则张。此论专言卫气，烦劳即内热也，张即开也。此卫气因热起隙之由也。又曰∶辟积于夏，使人煎厥。辟亦开也，夏则腠理汗孔皆开也。煎即烦也，厥者逆也，谓气逆于上，则多热也。此皆言内热。又曰∶目盲不可以视，耳聋不可以听，溃溃乎若坏都，
乎不可止。此即形状中风昏不知人之象也。
卫气之隙，由于表气不固，则散药似不可用矣。然用温药为散，则不可。若用凉药为散，乃，为皮痹不仁。卫气痹闭，即麻木也。或用滋阴养血之剂而愈者，缘受病本轻，得此甘寒阴药，解其内热耳。若受病稍重者，便难取效。可知此症，非从血治也。其过服温补者，多至成废。盖此症本由于内热，而又多外热之邪也（东风温、南风热、西风燥，四方之气，热居其三）。
南方地土温暖，其人腠理常开而卫气疏，故多中风。北方地土寒凉，其人腠理常闭而卫气密，故中风者少。惟尊贵人，温暖太过者偶有之，然亦易愈也。南人中风后，赴北方而愈者，尝见三人矣（俱服苏合香丸而愈）。《素问》曰∶阴精所奉者，其人寿。《西洋志》∶欧逻巴以北，地寒，人多寿；葛淄巴处南，四时皆热，其人不寿。非虚言也。凡久病，必先顾其脾胃，以血气之生发，全凭脾胃之运化也。然二者之治法判然不同。脾为阴、为脏，为胃行其津液者也。其治法宜燥，燥则健；宜补，补则强，故其药宜甘温。胃为阳、为腑，为水谷之海。其治法宜润，润则化（凡干土不能腐物，必湿土始能腐物）；宜通，通则运。故其药宜清凉。喻嘉言谓∶养胃与补脾有天渊之别。叶天士谓∶胃不强者，以凉通之则强；脾不健者，以温补之则健。《内经》曰∶胃欲寒饮，肠欲热饮。寒饮即清凉养胃之义，热饮即甘温补脾之义。肠即小肠也。为受盛之地（凡水谷之腐化皆在小肠之内），变腐水谷，而后脾始挹其精微喻氏、叶氏之言，正与《内经》合，特二君皆从治病悟出，故立言不与《内经》同耳。
脾胃之治不同，然则何以别之？曰∶即以其病别之。其病起于寒症，而不能食者，则宜燥补脾土，而用甘温药；其病起于热症，而不能食者，则宜润通胃气，而用清凉药。不独始病为然，即久病亦然。譬如偏寒、偏热之病，既退之后，犹不能食，投以凉剂，则胃气立开。世俗只知补脾之法，不知养胃之法，往往见热病不食，辄以凉药碍脾，疑而不敢用，其贻害者其有先患热病，后变寒症者，则用补脾法；先患寒病，后变热症者，则用养胃法。凡病久脾胃不旺，仍各从其病为治也。
论药饵昔扁鹊但论脉书（即《难经》），未传禁方，故无方论。因未遇传人，而遽遭李谧之害也（秦国太医自以技不如扁鹊，使刺客害之）。《神农本经》、伊芳尹汤液又无传书，往往为后世所淆乱。张仲师有《金匮方》，亦多散逸。如葛雅川、孙思邈之徒，皆剽窃《金匮方》而自为书，究不能明其旨。近世如李时珍之《纲目》，未免太杂（虽小说妄谈，亦为采入，以乱其真，故其书太杂）。汪
庵之《本草》，未免太迂（淡竹叶，隰草也，乃隶木部，其他舛谬亦多）。方药之道几于晦矣。窃以平生所试验，质诸仲景遗书，充类至尽，固可以意求之也。兹择其切要者列下。
病在卫气，则当从卫分用药。卫气有表里不同，表者行津为汗，温养形体之阳气也；里者受命之根，水中之火，即肾间动气也。肾间动气，即卫气之根，出于下焦，附以脂膏，为水中之火，其治有四法∶火衰者，温中以益之，如灯之添草也。其药则有附子、肉桂、胡巴、故纸、干姜、吴萸，及椒、磺、茴香之属；其方则有四逆、回阳、理中、温中之类。火盛者，壮水以制之，如灯之添油也。其药则有地黄、白芍、知母、黄柏、元参、龟胶，及丹皮、芩、连之属；其方则有八味（知柏八味）、六味、封髓（古有三方封髓丹）、固精之类。火离于水，虚阳外浮者，则先用温中，引阳下归于根，后用壮水恋阳，使不复越，则阴平阳秘矣。火郁于水，真阳不伸者，则于益阳之中加以透发，如麻黄附子细辛之意，则阴退阳盛矣。
卫行脉外，为守邪之神，温于肌肉，运于形体，为肌表之阳，其治有六法∶或表阳外闭，无汗烦闷，则发汗以疏之，如麻黄、桂枝、羌活、独活之类。或表阳外泄，汗出不止，则固表以敛之，如白芍、龙骨、牡蛎、附子、黄
之类。或表阳太盛，肌热如灼，则凉肌以解之，如石膏、知母、胡连、地皮之类。或表阳太虚，厥冷恶寒，则温经以助之，如桂枝、干姜、参、
、香、蔻之类。或卫气盛于阳经，而衰于阴经，上逆者，则苦以降之，如龙胆、栀子、黄连、芦荟之类。或卫气盛于阴经，而衰于阳经，下陷者，则辛以升之，如升麻、葛根、白术、黄
之类。
以上皆从卫分审病，用药之大略也。若夫中风之治，则又当细辨之。
风为阳邪，卫为阳气，两阳相合，而不相争，故无恶寒发热等症。阳主开，故有自汗。
卫为风所淆，则知觉运动俱为之不用，故猝倒不知人。仲景用独活以解外（因其有汗，故只用轻表），白菊、秦艽以解风，白芍以固卫气，归身以附营气，白术以安宗气，尤妙。入白矾以寒、从热之不同，则此方亦有加温、加凉之各异，特孙思邈从《金匮》录方时多遗脱耳。
中风之从寒化者，何以辨之？曰∶其四肢必厥，必无汗（寒则腠理闭），余症与前同。其治宜峻表，如麻黄汤加三生饮之类。尝用防风通圣散而愈者五人。其方则麻黄、桂枝、防风、羌活中风之从热化者，何以辨？曰∶其舌必枯（干裂如错），四肢必热，必大汗（热气所蒸），余症与前同。其治宜凉解，如清凉饮子及玳瑁散主之，然总不如白虎汤、竹叶石膏汤为妙。生平以上二条，皆初起用药之法，若不如此，多至拘挛痿废矣。其后治之法，又当细辨之。
中风数日之后，人事渐醒，诸症渐减者，邪风衰也。然余邪之与卫气相融者，必不能净，卫气之为风耗者，必难骤复，故往往有偏枯、善忘诸恙。其治又当从养营、养气之中，加入竹沥、荆沥为引，或加姜汁为引（初起从寒化者可加，热化者忌）。然药力既轻，取效必不能速皮行津，故用此为引。
中风日久，则卫气必衰，在表之卫气盛，必须益其肾间动气，如树木培其根本，则枝叶畅茂皆补宗气之药）。若加入归、芍、地黄以配之，则又仅生营血而已，而于卫气无益。若用桂、附之类，虽能益肾间动气，亦易于生热。昔人创易老地黄饮子，用桂枝、附子，与生地、麦冬，白菊同用，服之亦有效验（必加竹沥、荆沥方效）。然总不如紫河车之妙，其性得血气之余，既非草木可比，且又不寒不热，而为卫气生发之源。盖人身结胎时，其形如两甲，即两肾也。此卫气受生之始，河车即从此两甲而生，以包护于五官、四体之外，即卫气外行躯壳，卫外为固之始，以血肉之属补，为血肉之同气相求，乃无上妙品也。
近日广东出有再造丸，服之亦间有效者，而不知其为何药。后于静芸齐《集验良方》中见之，即苏合丸之加减耳。其方皆辛香行气之药，用之于寒化者则效，用之于热化者多不效。其曰∶中左者用四物汤下，中右者用四君子汤下，亦不过沿袭左血右气，为诡遇之计，究非治病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