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窟》译者附记〔1〕
俄国十月革命后饥荒情形的描写，中国所译的已有好几篇了。但描写寒冷之苦的小说，却尚不多见。萨弥亚丁（EvgenüSamiatin）〔2〕是革命前就已出名的作家，这一篇巧妙地写出人民因饥寒而复归于原始生活的状态。为了几块柴，上流的智识者至于人格分裂，实行偷窃，然而这还是暂时的事，终于将毒药当作宝贝，以自杀为唯一的出路。——但在生活于温带地方的读者，恐怕所受的感印是没有怎么深切的。
一九三○年七月十八日，译讫记。
〔1〕本篇连同《洞窟》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东方杂志》第二十八卷第一号译者署名隋洛文。后未印入单行本。
〔2〕萨弥亚丁即札弥亚叮参看本卷第348页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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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琴》译者附记〔1〕
作者符拉迪弥尔·理定（VladimirLidin）是一八九四年二月三日，生于墨斯科的，今年才三十五岁。七岁，入拉赛列夫斯基东方语学院；十四岁丧父，就营独立生活，到一九一一年毕业，夏秋两季，在森林中过活了几年。欧洲大战时，由墨斯科大学毕业，赴西部战线；十月革命时是在赤军中及西伯利亚和墨斯科；后来常常旅行外国，不久也许会像B．Pilyniak〔2〕一样，到东方来。
他的作品正式的出版，在一九一五年，到去年止，约共有十二种。因为是大学毕业的，所以是智识阶级作家，也是“同路人”，但读者颇多，算是一个较为出色的作者。这篇是短篇小说集《往日的故事》中的一篇，从日本村田春海的译本重译的。时候是十月革命后到次年三月，约半年；事情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不堪在故乡的迫害和虐杀，到墨斯科去寻正义，然而止有饥饿，待回来时，故家已经充公，自己也下了狱了。就以这人为中心，用简洁的蕴藉的文章，画出着革命俄国的周围的生活。
原译本印在《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四卷里，有几个脱印的字，现在看上下文义补上了，自己不知道有无错误。另有两个×，却原来如此，大约是“示威”，“杀戮”这些字样罢，没有补。又因为希图易懂，另外加添了几个字，为原译本所无，则并重译者的注解都用方括弧作记。至于黑鸡来啄等等，乃是生了伤寒，发热时所见的幻象，不是“智识阶级”作家，作品里大概不至于有这样的玩意儿的——理定在自传中说，他年青时，曾很受契诃夫的影响。
还要说几句不大中听的话——这篇里的描写混乱，黑暗，可谓颇透了，虽然粉饰了许多诙谐，但刻划分明，恐怕虽从我们中国的“普罗塔列亚特苦理替开尔”〔3〕看来，也要斥为“反革命”，——自然，也许因为是俄国作家，总还是值得“纪念”，和阿尔志跋绥夫一例待遇的。然而在他本国，为什么并不“没落”呢？我想，这是因为虽然有血，有污秽，而也有革命；因为有革命，所以对于描出血和污秽——无论已经过去或未经过去——的作品，也就没有畏惮了。这便是所谓“新的产生”。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鲁迅附记。
〔1〕本篇连同《竖琴》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号。后作者将本篇前三段稍加修改，收入《竖琴》单行本后记。
〔2〕B．Pilyniak即毕力涅克。曾于一九二六年夏来中国，在北京、上海等地作短期游历。
〔3〕“普罗塔列亚特苦理替开尔”意为无产阶级文化提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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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记〔2〕
苏联的无产作家，是十月革命以后，即努力于创作的，一九一八年，无产者教化团〔3〕就印行了无产者小说家和诗人的丛书。二十年夏，又开了作家的大会〔4〕。而最初的文学者的大结合，则是名为“锻冶厂”的集团。
但这一集团的作者，是往往负着深的传统的影响的，因此就少有独创性，到新经济政策施行后，误以为革命近于失败，折了幻想的翅子，几乎不能歌唱了。首先对他们宣战的，是《那巴斯图》（意云：在前哨）派的批评家，英古罗夫〔5〕说：
“对于我们的今日，他们在怠工，理由是因为我们的今日，没有十月那时的灿烂。他们……不愿意走下英雄底阿灵比亚〔6〕来。这太平常了。这不是他们的事。”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无产者作家的一团在《青年卫军》〔7〕的编辑室里集合，决议另组一个“十月团”〔8〕，“锻冶厂”和“青年卫军”的团员，离开旧社，加入者不少，这是“锻冶厂”分裂的开端。“十月团”的主张，如烈烈威支说，是“内乱已经结束，‘暴风雨和袭击’的时代过去了。而灰色的暴风雨的时代又已到来，在无聊的幔下，暗暗地准备着新的‘暴风雨’和新的‘袭击’。”所以抒情诗须用叙事诗和小说来替代；抒情诗也“应该是血，是肉，给我们看活人的心绪和感情，不要表示柏拉图一流的欢喜了〔9〕。”
但“青年卫军”的主张，却原与“十月团”有些相近的。
革命直后的无产者文学，诚然也以诗歌为最多，内容和技术，杰出的都很少。有才能的革命者，还在血战的涡中，文坛几乎全被较为闲散的“同路人”所独占。然而还是步步和社会的现实一同进行，渐从抽象的，主观的而到了具体的，实在的描写，纪念碑的长篇大作，陆续发表出来，如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10〕，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11〕，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12〕，就都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中的大收获，且已移植到中国，为我们所熟识的。
站在新的立场上的智识者的作家既经辈出，一面有些“同路人”也和现实接近起来，如伊凡诺夫的《哈蒲》〔13〕，斐定的《都市与年》，也被称为苏联文坛上的重要收获。先前的势如水火的作家，现在似乎渐渐有些融洽了。然而这文学上的接近，渊源其实是很不相同的。珂刚教授在所着的《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说：
“无产者文学虽然经过了几多的变迁，各团体间有过争斗，但总是以一个观念为标帜，发展下去的。这观念，就是将文学看作阶级底表现，无产阶级的世界感的艺术底形式化，组织意识，使意志向着一定的行动的因子，最后，则是战斗时候的观念形态底武器。纵使各团体间，颇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但我们从不见有谁想要复兴一种超阶级的，自足的，价值内在的，和生活毫无关系的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从生活出发，不是从文学性出发的。虽然因为作家们的眼界扩张，以及从直接斗争的主题，移向心理问题，伦理问题，感情，情热，人心的细微的经验，那些称为永久底全人类的主题的一切问题去，而‘文学性’也愈加占得光荣的地位；所谓艺术底手法，表现法，技巧之类，又会有重要的意义；学习艺术，研究艺术，研究艺术的技法等事，成了急务，公认为切要的口号；有时还好像文学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先的处所了。
“所谓‘同路人’的文学，是开拓了别一条路的。他们从文学走到生活去。他们从价值内在底技巧出发。他们先将革命看作艺术底作品的题材，自说是对于一切倾向性的敌人，梦想着无关于倾向的作家的自由的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