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翘》译者附记〔1〕
契里珂夫〔2〕（EvgeniTshirikov）的名字，在我们心目中还很生疏，但在俄国，却早算一个契诃夫以后的智识阶级的代表着作者，全集十七本，已经重印过几次了。
契里珂夫以一八六四年生于凯山〔3〕，从小住在村落里，朋友都是农夫和穷人的孩儿；后来离乡入中学，将毕业，便已有了革命思想了。所以他着作里，往往描出乡间的黑暗来，也常用革命的背景。他很贫困，最初寄稿于乡下的新闻〔4〕，到一八八六年，才得发表于大日报，他自己说：这才是他文事行动的开端。
他最擅长于戏剧，很自然，多变化，而紧凑又不下于契诃夫。做从军记者也有名，集成本子的有《巴尔干战记》和取材于这回欧战的短篇小说《战争的反响》。
他的着作，虽然稍缺深沉的思想，然而率直，生动，清新。他又有善于心理描写之称，纵不及别人的复杂，而大抵取自实生活，颇富于讽刺和诙谐。这篇《连翘》也是一个小标本。
他是艺术家，又是革命家；而他又是民众教导者，这几乎是俄国文人的通有性，可以无须多说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日，译者记。
〔1〕本篇连同《连翘》的译文，均收入《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
〔2〕契里珂夫（i．D．jPHP]TJ，1864—1932）俄国作家。一九一七年移居巴黎，后死于捷克布拉格。着有自传体小说《塔尔哈诺夫的一生》、剧本《庄稼汉》等。
〔3〕凯山通译喀山，今苏联鞑靼自治共和国的首都。
〔4〕新闻这里是报纸（日语）的意思。
白酒酿成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
后记〔2〕
我看这剧本，是由于《新青年》〔3〕上的介绍，我译这剧本的开手，是在一九一九年八月二日这一天，从此逐日登在北京《国民公报》〔4〕上。到十月二十五日，《国民公报》忽被禁止出版了，我也便歇手不译，这正在第三幕第二场两个军使谈话的中途。
同年十一月间，因为《新青年》记者的希望，我又将旧译校订一过，并译完第四幕，按月登在《新青年》上。从七卷二号起，一共分四期。但那第四号是人口问题号，多被不知谁何没收了，所以大约也有许多人没有见。
周作人先生和武者小路〔5〕先生通信的时候，曾经提到这已经译出的事，并问他对于住在中国的人类有什么意见，可以说说。作者因此写了一篇，寄到北京，而我适值到别处去了，便由周先生译出，就是本书开头的一篇《与支那未知的友人》。原译者的按语中说：“《一个青年的梦》的书名，武者小路先生曾说想改作《A与战争》，他这篇文章里也就用这个新名字，但因为我们译的还是旧称，所以我于译文中也一律仍写作《一个青年的梦》。”
现在，是在合成单本，第三次印行的时候之前了。我便又乘这机会，据作者先前寄来的勘误表再加修正，又校改了若干的误字，而且再记出旧事来，给大家知道这本书两年以来在中国怎样枝枝节节的，好容易才成为一册书的小历史。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鲁迅记于北京。
〔1〕《一个青年的梦》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所作的四幕反战剧本。中译文在翻译时即陆续发表于北京《国民公报》副刊，至该报被禁停刊时止（一九一九年八月三日至十月二十五日），后来全剧又移刊于《新青年》月刊第七卷第二号至第五号（一九二○年一月至四月）。
单行本于一九二二年七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至一九二七年九月，又由上海北新书局再版发行：列为《未名丛刊》之一。
〔2〕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个青年的梦》单行本，未另在报刊上发表过。
〔3〕《新青年》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鲁迅在“五四”时期同该刊有密切联系，是它的重要撰稿人，曾参加该刊编辑会议。
〔4〕《国民公报》一九○九年中国改良派为鼓吹立宪运动而创办于北京的日报，徐佛苏主编，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因刊登揭露段祺瑞政府的文字，被禁停刊。
〔5〕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日本作家。《白桦》杂志创办人之一，着有小说《好好先生》、剧本《他的妹妹》等。在日本侵华期间，他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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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1〕
《新青年》四卷五号里面，周起明〔2〕曾说起《一个青年的梦》，我因此便也搜求了一本，将他看完，很受些感动：觉得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
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还蒙在国的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了是朋友了。
中国开一个运动会，却每每因为决赛而至于打架；日子早过去了，两面还仇恨着。在社会上，也大抵无端的互相仇视，什么南北，什么省道府县，弄得无可开交，个个满脸苦相。我因此对于中国人爱和平这句话，很有些怀疑，很觉得恐怖。我想如果中国有战前的德意志一半强，不知国民性是怎么一种颜色。现在是世界上出名的弱国，南北却还没有议和，〔3〕打仗比欧战更长久。
现在还没有多人大叫，半夜里上了高楼撞一通警钟。日本却早有人叫了。他们总之幸福。
但中国也仿佛很有许多人觉悟了。我却依然恐怖，生怕是旧式的觉悟，将来仍然免不了落后。
昨天下午，孙伏园〔4〕对我说，“可以做点东西。”我说，“文章是做不出了。《一个青年的梦》却很可以翻译。但当这时候，不很相宜，两面正在交恶〔5〕，怕未必有人高兴看。”晚上点了灯，看见书脊上的金字，想起日间的话，忽然对于自己的根性有点怀疑，觉得恐怖，觉得羞耻。人不该这样做，——我便动手翻译了。
武者小路氏《新村杂感》〔6〕说，“家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隐僻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也有你们的兄弟。”他们在大风雨中，擎出了火把，我却想用黑幔去遮盖他，在睡着的人的面前讨好么？
但书里的话，我自然也有意见不同的地方，现在都不细说了，让各人各用自己的意思去想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