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攻陈野先时，方假寐，有蛇缘臂而走，左右惊告，视之，蛇有足，类龙而无角。意其神也，祝之曰：“若神物则栖我帽缨中。”蛇徐入缨中。太祖举帽戴之，遂诣敌营，设词谕降寨帅。既归，忘前蛇，坐久方寤，脱帽视之，蛇居缨中自若。乃引觞自酌，因以饮蛇，蛇亦饮，遂蜿蜒绕神椟，矫首四顾，复俯神主顶，若镂刻状。久之，升屋而去。
太祖克采石，诸将见粮畜，各欲资取而归。因令悉断舟缆，推置急流中，舟皆顺流东下。诸军惊问故，太祖曰：“成大事者不规小利，今举军渡江，幸而克捷，当乘胜径取太平。若各取财物以归，再举必难，大事去矣。”于是率诸军进取太平。
太祖攻太平，先令李善长为戒戢军士榜，及拔城即张之。士卒方剽掠，见榜，愕然不敢动。有一卒违令，即斩以徇，城中肃然。
陈野先攻太平，太祖按兵城上，令徐达等转战至城北。忽有双龙见于阵上云端，敌众惊愕仰视，我师因大破之，遂擒野先。
太祖擒陈兆先，降其众。择其骁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疑惧不自安。太祖觉其意，至暮，悉令入卫，屏旧人于外，解甲酣寝。众乃相谓曰：“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尽力图报？”及攻安庆，多先登。
太祖既定金陵，欲发兵取镇江，召诸将徐达等将兵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尝妄杀，汝等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母焚掠，母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诸将顿首受命。及克镇江，城中晏然，民不知兵。
太祖初设营田司，以元帅康茂才为营田使。谕之曰：“理财乏道，莫先于农。春作方兴，虑旱涝不时，有妨农事，故命尔此职，分巡各处，俾高无患干，卑不病涝，务在蓄泄得宜。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饰馆舍，迎送奔走，所至纷扰，无益于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太祖为吴王时，命按察司佥事分巡郡县录囚。左右或言：“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未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弛无以为治。”上曰：“用法如用药，药本以济人，不以毙人。服之或误，必致戕生。法本以卫人，不以杀人。用之太过，则必致伤物。百姓自兵乱以来，初离创残，今归于我，正当抚绥之。况其间有一时误犯者，宁可尽法乎？大抵治狱以宽厚为本，少失宽厚则流入苛刻矣。所谓治新国用轻典，刑得其当则民自无冤抑。若执而不通，非合时宜也。”
太祖为吴王，即立管领民兵万户府。谕省臣曰：“古者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今兵争之际，当因时制宜。所定郡县，民间岂无武勇之材？宜精加简拔，编缉为伍，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闲则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者令还为民。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庶几寓兵于农之意也。”
太祖自宣至徽，儒士唐仲实、姚琏来见。因言：“主公开创之功超于前代，然今日民虽得所归，而未遂生息。”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积少而费多，取给于民，甚非得已，亦皆为军需所用，未尝以一毫奉己。民之劳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尝忘也。”
太祖攻婺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云见城西，氤氲似盖，城中望之以为祥。及城下，乃知为驻跸之地。
儒士范祖斡初见太祖，持大学以进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
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
太祖为吴王时，召儒士许元、叶瓒玉、胡翰、吴沈、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载良、童翼、吴履、张起敬、孙履，皆会食省中。日令二人进讲经史，敷陈治道。
太祖既定宁越，欲取浙东诸郡，集诸将谕之曰：“仁义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虽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师比入建康，秋毫无犯，故一举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获苏，正当抚恤，使民乐于归附。则彼未下郡县，亦必闻风而归。吾每闻诸将下一城得一郡县不妄杀人，辄喜不自胜。盖师旅之行，势如烈火，火烈则人必避之。故鸟不萃鹰鹯之林，兽不入网罗之野，民必归宽厚之政。为将者能以不杀为心，非惟国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为子孙者亦必昌盛。”
太祖起兵时，所招安郡县将士，皆征粮于民，名曰“寨粮”，民甚病焉。胡大海以为言，遂罢之。
太祖为吴王时，方国珍以金玉饰马鞍来献。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却其献。
太祖视事东阁，天热甚，汗湿衣，左右更衣以进，皆经浣濯者。参军宋思颜曰：“主公躬行节俭，真可示法子孙。臣恐今日如此，而后或不然，愿始终如此。”太祖喜曰：“此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于目前，而不能及于久远；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于将然。今思颜见我能行于前，而虑我不能行于后，信能尽忠于我也。”乃赐之币。
句容有虎为民害者，太祖遣人捕获之，令养于民间，饲以犬。宋思颜以为扰民无益，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一熊杀之，分其肉赐百官。
越国公胡大海尝言：“吾武人不读书，然吾行军惟知有三事：不杀人，不虏人妇女，不焚毁人庐舍。”故其军一出远近皆趋附之，可为行兵者之法。
佥院常遇春守金华，其部将有扰民者，衢州总制王恺执而挞之市。遇春怒，使人让之。恺曰：“民者国之本，将军上股肱，肯令伤其本乎？挞一部将而万民安，亦将军所乐闻也。”遇春谢之。
太祖初命诸将于龙江等处屯田，惟康茂才所屯充仞。乃下令申谕诸将曰：“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昔汉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于民，则力重困，故令尔将士且耕且战，数年以来，未见功绪。惟茂才所屯，得谷一万五千余，以给军饷，尚余七千。以此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盖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宜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兵食充足，国有所赖。”
太祖谓中书省臣曰：“自古圣帝明王建邦设都，必得贤士大夫相与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广，文武并用，卓荦奇伟之士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则在下者无以自见。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俱以名闻。若其人虽不能文章，而识见可取，许谒阙面陈其事，吾将试之。”
太祖谓左相国徐达曰：“礼法国之纪纲，礼法正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吾昔起兵濠梁，见当时之将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今吾所任将帅，即与定名分，明号令，故诸将皆听命。尔等为吾辅相，当守此道，无谨于始而忽于终也。”
太祖尝谓群臣曰：“剽悍骄暴，非人之性也，习也。苟有礼法以一之，则剽悍者可使善柔；骄暴者可使循帖。若踶啮之马，凋御有道，久则自然驯熟。属兹草创，苟非礼法，人无所守。然制礼立法非难，遵礼守法为难，此方今所当急者。”
太祖尝曰：“论道经邦，辅弼之臣；折冲御侮，将帅之职；论思献纳，侍从之任；激浊扬清，台察之司。此数者朝廷之要职也。至于绳愆纠缪，拾遗补过，谏诤之臣，尤难其人，抗直者或过于矫激，巽懦者又无所建明。必国尔忘家，公尔忘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将何所赖也？”
太祖与诸将论用兵方略。因曰：“汝等非不善战，然临事决机，智或不足。宜亲近儒者，取古人之书，听其议论，以资智识。”
太祖见陈友谅镂金床，曰：“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即命毁之。侍臣曰：“未富而骄，未贵而侈，所以取败。”太祖曰：“既富岂可骄？既贵岂可侈？有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处富贵者，正当抑奢侈，弘俭约，戒嗜欲，尤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穷天下之技巧以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覆车之辙不可蹈也。”
太祖尝谓廷臣曰：“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犹水也，欲其长流，水塞则众流障遏，言塞则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酬应天下之务，非兼听广询何以知其得失？《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夫刍荛，至贱者也。古人尚有取于其言，况左右前后之人与我共事者，岂无一得之长乎？诸公有所建明，当备陈之。”又曰：“国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系焉。君臣之间，各任其责。所行未当，即当速改，不宜有所隐避。若隐避而不言，相为容默，非事君之道，于己亦有不利。自今宜各尽乃心，直言无隐。”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立国之初，致贤为急。中书百司纲领，总率群属，须择贤者与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大小轻重各适其宜。若委重于轻，是以拱桷而为梁栋；委大于小，是以钟庚而盛斗筲。”省臣对曰：“人有才者施于任使，宜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