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自陵还，道中遥见耕者，以数骑往视之，下马从容询其稼穑之事。因取所执耒耜三推，顾谓侍臣曰：“朕三举末，已不胜劳，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劳苦莫如农，信矣。”耕者初不知为帝也。既而中官语之，乃惊，跃罗拜呼万岁。命随至营，人赐钞六十锭。
宣宗召蹇义等，语曰：“朕昨谒陵还，道昌平东郊，见耕夫在田，召而问之，知人事之艰难，吏治之得失，因录其语成篇，今以示卿，卿亦当体念不忘也。”其文曰：“庚戌春暮，谒二陵归。道昌平之东郊，见道傍耕者俯而耕，不仰以视，不辍以休，召而问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职也。’曰：‘亦有时而逸乎？’曰：‘农之于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终岁之劳也，曷不易尔业，为士，为工，为贾，庶几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业农，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无业士与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业贾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走负贩，不出二三百里，远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获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尽丧其利者，则阖室失意，戚戚而忧，计其终岁家居之日，十不一二焉。我业是农，苟无水旱之虞，而能勤焉，岁入厚者可以给二岁温饱，薄者一岁可不忧。且旦暮不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愿易业也。’朕闻其言，嘉赐之食。既又问曰：‘若平居所睹，惟知贾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远知。尝躬力役于县，窃观县之官长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尽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迁去久矣，盖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昼出坐厅事，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问，竟坐是谪去，后尝一来，民亦视之如涂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知也。’朕闻其言叹息，思此小人，其言质而有理也。盖周公所陈无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记其语。”
宣宗临轩策士毕，还御武英殿。谓翰林儒臣曰：“朕于取士，不尚虚文，欲得忠鲠之士为用。其间有若刘蕡、苏辙辈，能直言抗论，庶几所望，朕当显庸之。”于是赋《策士歌》以示诸读卷官。
宣德间，有建言请设谏官者，宣宗曰：“祖宗建官有定制，但朕有过失，令中外大小之臣皆得谏，而纳之不为迕，岂不所得者多欤？”因谓侍臣曰：“三代以下人君，唐太宗善纳谏，当时之臣若魏徵、王圭亦善谏，故有贞观之治。”宋太祖尝曰：“‘唐太宗受人谏疏，常自引咎，不以为耻。不若己不为非，使人无可谏。’二者孰是？”侍臣对曰：“宋太祖所言为优。”曰：“宋太祖固是务本之论，然人所行岂能皆是？若禹闻善言则拜，汤从谏弗咈，改过不吝。禹汤犹取善于人，况其下者乎？朕以为人君者，当以太宗为法。”
宣宗闻内使韦宗盗官铜造镀金器物与外人，因谕侍臣曰：“洪武、永乐间，内府所贮钱粮，内官内使纤。毫不敢动。虽东宫亲王，不得取用。欲用者必奏请。今内官敢尔，岂得不罪？”又曰：“朕今日用一木水架，工匠饰以彩色，又间贴金。朕恶其华侈，遂命易之，而小人乃敢僭拟！”遂命司礼监榜谕各监局，有盗官物及僭分者，事发处死，知而不首，罪亦如之。
宣宗闻豹房勇士以民居宽好欲夺而居之者，命杖之一百，以五百斤枷号令儆众。召六科给事中，谕曰：“此曹敢轻易犯法者，恃中官为之救解，自今但中官传朕言释有罪人，并须覆奏始行。”
宣德五年八月朔，日当食，阴雨不见，礼部以为即同不食，请率群臣表贺。宣宗敕群臣曰：“古者人君所谨，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贤去邪，而后当食不食。朕以菲德嗣承祖宗大统，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祗惧惟甚，可比于是欤？传不云乎，‘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阴雨不见，得非朕昧于省过而然欤？况离明照四方，阴云所蔽有限，京师不见，四方必有见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欤？朕图修省以仰答天意。尚赖尔群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贺。”
宣宗与学士杨溥等语及治民之事，曰：“民之休戚，系乎庶官之贤否，何术可尽得其人？”溥对曰：“严荐举，精考课，不患不得。”曰：“近代有罪举主之法。大抵全才者少。明此者或不明于彼，善始者或不善于终，而一言荐之，岂能保其终身？故亦难乎举之者矣。大抵欲得贤才，当厚教养之法，教养有道，人才自出。若但责效于荐举考课之间，盖求什一于千百也。汉董仲舒言，素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诚知本之论。”
宣德六年三月，尚书胡濙等条奏户口事宜内一款，各处军卫有司常宜省谕旗甲里老人等，除有引客商外，但系他处人民，即报官拘审，发回原籍。若纵容不举，该管旗甲亲邻里老，俱坐以罪。按此法与保甲法并行，极可以防奸弭盗。
旧例，南京各衙门以公事诣北京者，悉自出资赁舟。宣德六年，宣宗闻之。曰：“南北皆京官，且南京官俸薄，治公事岂可自赁舟？”于是令南京五府、六部、都察院等堂上官，凡以公事诣北京者，俱给驿。
宣宗御左顺门，出御制《闵农诗》一章，示吏部尚书郭琎，曰：“朕昨宵不寐，思农民之艰难，能使之得其所，则在贤守令，因作此诗。卿常为朕择贤，毋使农民受弊也。”诗曰：“农者国所重，八政之本源。辛苦事耕作，忧劳亘晨昏。丰年仅能给，歉岁安可论？既无糠核肥，安得缯絮温？恭惟祖宗法，周悉今具存。遐迩同一视，覆育如乾坤。尝闻古循吏，卓有父母恩。惟当慎所择，庶用安黎元。”
宣德六年六月，新作礼部成，赐宴落之。命公、侯、驸马、伯、都督、尚书、侍郎、都御史、学士、祭酒及通政、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掌印官及本部属官皆与焉。
宣宗闻刑部系囚反狱，谕侍郎施礼等曰：“罪囚系狱，凡狱具，轻重各有宜施，尝闻太祖皇帝言：“仁于仁，不仁于不仁。’强盗何足矜悯，而姑息之？今之逸，如虎逸柙，人复被害矣。此由堂上官纵弛，故下人得以生弊。推情论法，尔亦当罪，姑停俸治事，必俟盗获而后与俸。盗不获，尔罪不免。”
宣德间，河南民言嵩县白泥沟地产银矿，民私烹炼，宜开官冶。命主事郭诚往，同三司官集民丁，发地得银砂四千余斤。烹三十余日，计用人力二千七百工，得黑铅五十斤，银二两，所得不偿所费。宣宗曰：“小人献利之言不可听，其罢之。”
宣宗因甘州卫千户姚宁等奏曲先之役多冒功升职，未惬人心，因谓兵部尚书许廓等曰：“升赏之法，所以酬前劳，勉后效。若有功不得，则才勇之人忿；无功而得，则侥幸之心启。将来何以使人？今宁等所言，宜令总兵官覆勘，务合至公，无惮改过。”
内官袁琦、内使阮巨队，初往广东等处公干，以采办为名，虐取军民财物。事觉，宣宗命凌迟琦、斩巨队等十人。因谕右都御史顾佐等曰：“宦者袁琦，以其自小随侍，颇称使令，升太监管事，辄敢恃恩纵肆欺罔，假公务为名，擅差内官往诸处，凌虐官吏军民，逼取金银等物，动累万计，致吏民含冤无诉，归怨朝廷。虽方面风宪之官，皆畏惮之，不敢以闻。鬼神不容，发露其事，已悉置极刑。尔都察院揭榜晓谕中外，凡先所差内官内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系官者还官，军民者还军民。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内官内使寄顿财物，许首免罪，若匿不首，事觉与犯者同罪。自今内官内使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知而不奏，罪同。”若中外军民人等，有投托跟随内官内使因而拨置害人者，悉处死罪，既又敕天下诸司曰：“朕恭嗣祖宗大位，夙夜寅恭，不遑暇逸。诚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军民者祖宗之军民，军民安则天下治，天下治而后有以仰副祖宗付托之重。爰自临御以来，惟以安人为心，而内官监太监袁琦随诗曰久，肆其狡险，欺谩朝廷，假干办公务为名，朦胧奏遣内官内使，在外凌辱官员，毒虐军民，恣肆贪残，赃秽狼籍，金银以千万计，人不聊生。所在有司坐视民患，徒怀兢惕，默不敢言。天地不容，鬼神共怒，发其罪恶，已敕法司榜示天下。尔等其体朕恤人之心，务隆绥抚。民者国之本也，代天理民者君，为国安民者臣，尔等勉之，必使军民皆安于下，而无叹息愁恨之声，庶几尽尔等之职，不负朕委任之意，尔等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