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间，湖广荆门州判官陈襄言：“各处近有惰民，不顾父母之养，妄从异端，私自落发，贿求僧司文凭。以游方化缘为名，遍历市井乡村，诱惑愚夫愚妇，靡所不为。所至，官司以其为僧，不之盘诘，奸人得以恣肆。乞敕天下有司、关津，但遇削发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果是僧，止居本处，不许出境，庶革奸弊。”从之。
文武官俸，每石旧折钞二十五贯。宣德九年春，掌户部事礼部尚书胡濙议欲每石减作十贯。少师蹇义言：“仁宗皇帝在春宫久，深知官员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数倍，此仁政也，岂可违？”濙乃减作十五贯。自是小官不足者多矣。
宣德八年八月，礼部尚书胡濙言：“景星见西北方天门，考之占书，天子至孝，任贤使能，海内欢悦，制作合天，法令清明，则景星见。今睹斯瑞，实皇上圣德、海宇太平之应，请偕文武群臣上表贺。”宣宗不许。遂敕群臣曰：“古之人有言，时和岁丰为上瑞。今阴阳不和，水旱为灾，四方告饥，不可胜纪。朕每念天与祖宗付托之重，内惭于心，夙夜之间，惓惓祗惧。星文之瑞，何救民之饥而欲表贺哉？圣贤之心，惟德是敬，恒钦天以自度，不因祥而自矜。尔文武群臣，尚其夙夜同心同德佐朕于理治政事者，以安民为本；典军旅者，以武备为重；任刑法者，以平恕为要。敬慎行之，毋懈毋怠，庶用下慰四海生灵之颙望，上答天地宗庙之付托，而吾君臣亦得同享无穷之美。钦哉，其止勿贺。”
翰林院待诏邹循当授敕命，言其父缉先以侍讲事太宗皇帝，复以中允事仁宗皇帝于春宫，历二十余年，升左庶子，卒不获生受诰命，臣秩卑，于例不应得封赠，伏乞矜赐。宣宗曰：“皇祖往征北虏，命朕居守北京，时缉恒在左右，所言皆正，盖良臣也。”命吏部特与缉及其妻诰命，不为例。”
宣宗朝罢，出《思贤》之诗，以视群臣曰：“予嗣守祖宗大位，夙夜兢惕，思惟致治之道，必有贤臣相与赞辅。虽屡诏求贤，然恭默之思未已，乃作诗以着予志。”诗曰：“天命赫赫，付畀万方。肆予承之，夙夜弗遑。亮天之功，其责在予，亦惟求贤，以求厥图。尧舜大圣，咨于臣邻。汤武致治，敷求哲人。稷、契、皋、夔、周、召、伊、傅，同德同心，以匡以辅。惟时匡辅，百工允厘。治效之隆，臻于皞熙。悠悠我心，念之弗置。惟欲得贤，以弼予治，告言惓惓，束帛戋戋，命彼皇华，历于丘园。庶几多才，拔茅连茹。奋其功庸，翼我王度。维天昭昭，维岳降灵。笃生贤哲，聿驰骏声。启予沃予，以迪先德。扬其耿光，有永无斁。”
宣宗因与侍臣论晋事，曰：“古先帝王维持天下，以礼教为本。两晋风俗淫僻，士习浮薄，先王礼乐教化于是荡然，岂久安之道哉？”
朱仲安，萧山人。为御史廉重，每事必存大体。仁宗有意进用之，一日顾谓侍臣曰：“朱仲安今御史之翘楚者。”
宣宗尝谕右都御史熊槩曰：“朝廷优恤军士，给以衣食，欲其得所。比闻官旗吏胥人等，妄意诛求，多立名目，裒取月粮，克减冬衣绵花。亦有都指挥、指挥假托公事，遍历取财，乃以军粮布花，变易金银馈送，所以军士衣食不充，多致逃窜。朝廷任彼抚绥，乃更肆为刻削，俾恩不下究，情不上通。欲便按法行诛，则是不教而杀。尔都察院即揭榜禁戒，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巡察，有再犯者处死，家属戍边。”
宣德末，刑科给事中年富条陈时政，内一款言：“国家可忧，戎狄为甚。自永乐以来，招纳丑类，縻以官爵，杂处京都，坐费国用。养乱召危，必由于此。乞敕大臣，历考明验，参酌成规，皆遣还故土。以慰彼思，释我内患。”
年富又言：“近年军民之家，逋逃规免税徭，明为僧道，累以万计。不织不耕，坐食温饱，或有拥妻妾于僧房，育子孙于道舍，败伦伤化，莫此为甚。乞敕礼部令各处寺观僧道未度者，悉遣复业，隐占者逮问还俗。”
宣德十年，敕谕都察院：“朝廷设风宪，所以重耳目之寄，严纪纲之任。凡政事得失，军民休戚，皆所当言；纠举邪慝，伸理冤抑，皆所当务。比之庶官，所系甚重。近年以来，未尽得人。或道理不明，操行不立；或法律不通，行移不谙；或逞小才，以张威福；或搜细过，以陷善良。甚至假其权位，贪图贿赂，以致是非倒置，冤抑无伸。而风纪之道，遂致废驰。自今监察御史有赃滥及失职者，令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纠举黜退。按察司官有赃滥及不称职者，令按察使及其同僚纠举黜退。仍令吏部，今后初仕者不许铨除风宪，凡监察御史有阙，令都察院堂上及各道官保举，务要开具实行闻奏，吏部审察不谬，然后奏除。其后有犯赃滥及不称职，举者同罪。”
给事中年富言：“江南小民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诏免灾伤，税粮所蠲，特及富室，而小民输租如故。乞命被灾之处，富人田租如例蠲免。”又言：“各处饥馑，官无见粮赈济，间有大户嬴余，多闭粜增价，以规厚利。有司绝无救恤之方。乞命自今或遇荒歉，为贫民立券，贷富人粟分给，仍免富人杂役为息，候年丰偿本。”从之。
英宗初即位，敕省诸冗费，于是礼部尚书胡濙等议，钦天监历日五十万九千七百余本，省为十一万九千五百余本，太医院药材九万八千一百余斤，省为五万五千四百余斤，光禄寺糖蜜果品减旧数三之二，其添造腌腊鸡鹅猪羊二万七千只，子鹅二千只，酥油四千斤，尽行革罢。厨役六干四百余名，拣选老疾者悉皆放回。湖广、江西等处荐新茶芽七千五百余斤，省为四千斤。
英宗初即位，敕工部曰：“洪武永乐间，各处府县岁贡彩假，工部验中方送内库，且无贿嘱及包揽之弊，故皆精密鲜明，足称朝廷赏赍，亦不虚费百姓财力。近年以来，徒见糜费民财，而假疋多不堪用，此皆有司通同工匠侵盗易换。且听人包揽解纳，及至京，该部该库官吏人等，又从而求取贿赂，一得其利，遂不辨美恶，悉送内库。此积年之弊也。今特命司礼监取洪武、永乐间伫丝纱罗绫绢之类，与尔工部及各布政司府县，务以此为式成造。其起送至京，令监察御史同尔工部官辨验，仍委司礼监官参视，敢有漫不知省仍蹈前弊者，通治以重罪不宥。”
宣德十年十一月朔，当进正统元年《大统历》，以是日日食，移于十二月朔。
正统初，大学士杨士奇等言：“国家岁用粮储浩大，皆仰给江南，军民转运，不胜劳苦。况河道难通，少有阻隔则粮饷不足，实非长久之计。今在京官军数多，除操练造作应用外，余者悉令于北京八府空闲田地屯种。倘遇丰年，必有蓄积，可省南方转递之费，此实国家经久长策。”于是拨京军三万，就近地下屯。
正统初，湖广布政司检校程富言：“夷狄为患，自古有之。若处之辇毂之下，宠以崇高之位，其能摅诚尽节如金日殚，万无一二；忠爱勤劳如仆固、怀恩，尚不克终；至于桀黠难驯如刘渊之俦，殆不可缕数。往事甚明，皆足为鉴。今归顺达官人等，日累月增，动以万计。固难阻向化之心，亦当防未然之患。乞敕兵部将新降附者，量赐赍装，遣往江南卫所，既省京师之廪食，且杜华夏之厉阶。”
永乐中，以驼毼温暖，令内官于所出地方索买，且令专业者给官料，织造五十疋，自后岁以为常。至正统初，陕西右参政年富奏：“本司原造绫绢氁毼九百余疋，复加造驼毼五十疋，民力不堪，乞免造。”从之。
正统元年三月，擢一甲进士周旋为修撰，陈文、刘定之为编修，赐羊酒宴于本院。
正统元年九月，尚书胡濙自劾不谨失行在礼部之印。英宗不问，为更造之。改其文曰行礼部印。
正统初，以两京御史及天下知县缺人，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举廉洁公正明达事体堪任御史者一员；在京四品官及国子监、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员外郎、六科掌科给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举廉慎明敏宽厚爱民堪任知县者一员。
正统初，有继母告陷前妻之子，法司问拟不孝重罪，大理寺评事吴亮驳奏冤抑，英宗敕法司：“今后继母告陷前妻之子，嫁母告陷前夫之子，不孝者，俱令邻佑保实，取问如律，如有冤枉，即与辩之，着为令。”
正统初，吏部主事李贤言：“切见京师达人不下万余，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较之在朝官员，亦三分之一；而实支之数，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挥使正三品该俸三十五石，实支一石；而达官则实支十七石五斗，是赡京官十七员半矣。边军常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御饥寒者，月粮而已。粮不足以赡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达官，岁省数十万之费，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赡边军之给，可以足京官之俸，利莫大焉。臣又惟夷狄人面兽心，贪而好利，乍臣乍叛，恍惚无常，彼来降者，非心悦而诚服也，实慕中国之利也。且达人在胡，未必不自种而食，自织而衣。今在中国，则不劳其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来之不绝者，中国诱之也。诱之不衰，则来之愈广，一旦边备有警，其势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之乱，可不鉴哉！乞敕兵部将达官渐次调除天下各都司卫所，彼势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国家万万无益之费，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