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元年九月，下诏求贤。诏曰：“朕惟天下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理之。向以干戈扰攘强宇，彼此致贤养民之道未之深讲。虽赖一时辅佐匡定大业，然怀才抱德之士，尚多隐于岩穴，岂有司之失于敦劝与朝廷之疏于礼待与？抑朕寡昧不足以致贤与？将在位者壅蔽使贤者不上达与？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思欲尧舜君民者，岂固没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愿与诸儒讲明治道，启沃朕心，以臻至治。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我以德济民者，有司礼遣之，朕将擢用焉。”
洪武初，有告富人谋反者，命御史台刑部勘问，皆不实。或言元时告谋反不实者，罪止杖一百，以开来告之路。太祖曰：“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为所诬多矣。自今凡告谋反不实者抵罪，着为令。”
司天监进元主所制水晶宫刻漏，备极机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太祖谓侍臣曰：“废万机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而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岂至亡灭！”命碎之。
太祖以梁贞、王仪为太子宾客、谕德等官。谕之曰：“范金砻玉，所以成器。尊师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辅导太子，必先养其德性，使进于高明。于帝王之道，礼乐之教及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与之论说。日闻谠言，自无非僻之干，积久以化。他日为政，自然合道。”
太祖命文原吉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谕之曰：“天生人材，当为世用。然人之材有不同：明锐者质或剽轻；敦厚者性或迂缓；辨给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余。卿等宜加精鉴。”又曰：“人材不绝于世，朕非患天下无贤，患知人之难耳。所举非所用，为患甚大。卿等慎之。”
太祖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克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时赐宴赋诗，商确古今，评论文字，无虚日。
太祖因礼部奏定祭礼，谕之曰：“凡祭享之礼，载牲致帛，交于神明，费出己帑，神必歆之。如庶人陌纸瓣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己力所致也。若国家仓廪府库，乃生民脂膏，以此为尊醪俎馔，充实神庭，徼求福祉，以私于身，神可欺乎？”
太祖尝谓中书省臣曰：“吾念将士征战而死者，其父母妻子尤可念也。死者既不可见，所可见者惟生存者耳，其即为优恤之。凡遇时节预给薪米钱物，使其死者受祭，生者有养，则吾君臣于岁时宴乐，心亦少安。”
太祖一日退朝，太子诸王侍，指宫中隙地谓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国亡；汉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异。尔等当记吾言，常存警戒。”
或有言元之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者。太祖曰：“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则未之闻也。夫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元季君臣耽于逸乐，循至沦亡。其失在于纵弛，实非宽也。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慢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矣。”
太祖尝手敕谕中书省臣曰：“中书法度之本，百司之所禀承，凡朝廷命令政教皆由斯出。事有不然，当直言改正。苟阿意曲从，言既出矣，追悔何及？《书》云：‘股肱惟人，良臣惟圣。’自今事有未当，卿等即以来言，求归至当。毋徒苟顺而已。”
太祖谓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积善可以成德。故小善可以成大善，小恶必至成大恶。”又曰：“积善如积土，久而不已则可以成山；积恶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于滔天。卿等皆时之俊杰，与朕康济天下，虽有小善，朕必录之。若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过迁善，如镜之去垢，光辉日增。不然则终身朦蔽，罪恶日积，灾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以仁义定天下，虽迟而长久；以诈力取天下，虽易而速亡。监于周秦可见也。故周之仁厚，可以为法；秦之暴虐，可以为戒。”
太祖谕群臣曰：“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当体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可不戒哉！”
太祖命京卫将士练习武艺。谕之曰：“凡事必预备，然后有济。先时浚流，临旱免忧，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当闲暇之日，宜练习武艺，不可谓无事便可宴安也。夫溺于宴乐者，必至于危亡；安而虑危者，乃可以常安。”
洪武二年春，太祖以天久不雨，告祭风云雷雨岳镇海渎等神一十八坛。中五坛亲行礼，为祭文以告。其略言：“天地好生，必不使下民至于失所。朕不敢烦渎天地，惟众神主司下土民物，参赞天地化机，愿神以民物之疾苦闻于上天后地，乞赐风雨以时，以成岁丰，养育民物，各遂其生。朕敢不知报。”
太祖谕诸将校曰：“自古帝王居安虑危，处治思乱。今天下初定，岂可遽以为安而妄警戒！朕观尔等，智虑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贵，取娱乐，于所统军士，懵然不知简练。倘一旦有警，将安用之？朕昔下金华时，馆于廉访司，有给扫除老数人，能言元时点兵事。使者问其主将曰：‘尔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将举所佩系囊，出片纸，指其名曰：‘尽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乱，无兵可用。乃集农夫驱市民为兵，至不能弯弓发一矢，骈首就戮，妻子为俘。国之亡者，实此辈亡之也。尔等可不戒哉！”
太祖与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论学术曰：“为学之道，志不可满，量不可狭，意不可矜。志满则盈，量狭则骄，意矜则小。盈则损，骄则惰，小则卑陋。故圣人之学，以天为准；贤人之学，以圣为则。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则亦岂能充广其学哉！”
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
太祖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诸子经，功臣子弟亦令入太学。仍谕之曰：“人有积金，必求良冶而范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于子弟有美质，不求明师而教之，岂爱子弟不如金玉也？盖师所以模范学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子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道之不以其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辞章而已。”
洪武二年五月，太祖祭方丘还，御便殿，谓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无常’，以难保无常之天命，付骄纵淫佚之庸主，岂有不败？朕常披览载籍，见前代帝王当祭祀时诚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随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太祖幸钟山归，由独龙冈步至淳化门始骑而入，谓侍臣曰：“朕久不历农亩，适见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悯其劳，徒步不觉至此。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司牧者亦尝悯念之乎？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夫衣帛当思织女之勤，食粟当念耕夫之苦。朕为此故不觉恻然于心也。”
太祖命吏部定内侍诸司官制，谕之曰：“朕观《周礼》所记，未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古时此辈所治，止于酒浆、醯醢、司服、守祧数事。今朕亦不过以备使令，非别有委任。可斟酌其制，毋令过多。”又顾谓侍臣曰：“此辈自古以来，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见。若用以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为腹心，即腹心病矣。驭之之道，但常戒敕，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臣法则检束，检束则自不敢为非也。”
太祖尝谕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唯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及守成贤君能之。其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国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然频履忧患而后得之，其得之也难，故其忧之也深。若守成继体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
太祖以元末之君不能严宫阃之政，至宫嫔女谒私通外臣，而纳其贿赂，或施金帛于僧道，或番僧入宫中摄持受戒，而大臣命妇亦往来禁掖，淫渎邪乱，礼法荡然，以至于亡。遂深戒前代之失，着为令典，俾世守之。皇后之尊，止得治宫中嫔妇之事，即宫门之外，毫发事不预焉。自后妃以下至嫔侍女使，大小衣食之费，金银钱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宫奏之，而后发内使监官覆奏，方得赴所部关领。若尚宫不及奏，而朦胧发内官监，监官不覆奏而辄擅领之部者，皆论以死。或以私书出外者，罪亦如之。宫嫔以下遇有病，虽医者不得入宫中，以其证取药而已。群臣命妇，于庆节朔望，朝见宫中而止，无故即不得入宫中。人君亦无有见外命妇之礼。天子及亲王后妃宫嫔等，必慎选良家子而聘焉。戒勿受大臣所进，恐其夤缘为奸，不利于国也。至于外臣请谒寺观烧香禳告星斗之类，其禁尤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