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知史（1）
陈寅恪任教于清华时，学人多好去日本研究中国文化，陈愤云："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又作诗激励学生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大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王国维通过考释甲骨文，使《史记·殷本纪》所传的商代王统得到了物证，证实了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郭沫若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成绩，是新史学的开山。"
康有为有《草堂示诸子》诗云："圣统已为刘秀篡，政家并受李斯殃，大同道隐礼经在，未济占成易说亡。良史莫如两司马，传经只有一公羊，群龙无首谁知吉，自有乾元大统长。"
张之洞说："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
辜鸿铭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
章太炎少时受外祖父朱有虔启导，在其十一二岁时，朱即讲《东华录》，说夷夏之防不可不严。章问："以前的人有谈过这种话没有？"朱说："王船山、顾亭林已经谈过，尤其是王氏的话，真够透彻，说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章说："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朱答："现在不必作此说。如果李闯得了明的天下，闯虽不是好人，他的子孙却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现在不必作此说。"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序言中写道："吾未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又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胡适说："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
李大钊评论马克思主义："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现。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个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
1915年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将"二十一条"亲自送往日本公使馆。曹回忆这次经过，"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陆徵祥跟他说起以前"随节俄馆"时，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跟杨儒谈判，磋商不洽，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上令杨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杨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叹："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陈独秀1904总结：一个国家人民的智慧如果没有被广泛地开启，人民如果如果没有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力，国家的根基总是无法牢固。如果只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良臣身上，那明君良臣在的时候，国家还可以勉强安宁，明君良臣一死，便人亡政息，国家仍旧要衰败下去。
陈独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
对于青年毛泽东，李璜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1918年）他已25岁，因被环境所限，故他读书不多，而中西学识的根柢那时都很差。但其头脑之欠冷静，而偏向于实行一面，这是给我印象很深的。"晚年陈独秀则回忆道："以前毛和我私人无恶感，我认为他是一个农运中实际工作人员，政治水平则甚低。"
陈独秀评三十年代的鲁迅："鲁迅之于共产党，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
陈独秀晚景凄凉，为其做传的王森然说："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已动为大教，其余，陈氏之反宗教军阀及孔子主义并赫赫然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相率惊骇而诅之，良不足为怪！顾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同，党同伐异，莫之能胜，乃密报私隐以陷害之？此村妇相诛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革命领袖阶级也。造成这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之中国现局，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伤之者又不能自富所处之时代。呜呼，如此鸡鸣狗盗，横长权柄，乃国之大哀。
胡适始终支持汉奸汪精卫。直到1944年汪精卫死了，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罗尔纲写《太平天国史纲》，处处表扬太平天国。他的恩师胡适看后，很生气地说："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你甚至还说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可是我都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
罗尔纲继续写他的《太平天国史纲》，获誉，陈独秀在狱中想见他，他又去问胡适，后者仍旧很不高兴："陈独秀素有政治偏见，岂能研究太平天国？还是不要见了。"
寡为人知的是，"五四"运动得到了不少"反面人物"的理解和支持。保皇派康有为公开赞美学生运动："诚自宋大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稀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又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并主张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诛杀卖国贼曹、章。新文学运动的头号敌人林纾，表示支持抵制日货。北洋系前线将领吴佩孚通电支持学生，痛斥政府，不久更唱着抗日歌曲，"撤防"北上。湖南督军张敬尧、江西督军陈光远也要求政府罢免曹、章、陆，力争收回青岛。教育总长傅增湘三次提交辞呈，以此为盾，使政府收回了惩处肇事学生的命令；他还坚决拒不签署解散有关学校的命令。就是被学生痛打了的章宗祥，也委托其妻子具书呈请国务院释放学生。
孙伏园感叹曰："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趋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
冯友兰说：中国缺少清楚的思想，得到的补偿是较多的理性的幸福，他们是富于理性的快乐主义者，舍力量而取享受，所以不需科学，他们仅希征服的只是他们自己，因此不要科学的力量，他们看来，智慧的内容不是理智的知识，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质财富，道家以为物质财富只能带来人心的混乱。
冯友兰说：中国哲学中，孟子派儒学、庄派道学皆以神秘的境界为最高境界，以神秘经验为个人修养之最高成就，但两家方法各异，道以纯粹经验忘我，儒以爱之事业去私，无我无私，而个人乃与宇宙合一。
冯友兰再道：英美及西欧等国人之所以是"智"、"富"、"强"者，并不因为他们是英美等国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城里人；中国人之所以是"愚"、"贫"、"弱"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中国人是乡下人。
陈寅恪说："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无可疑。"
余日章作为国民代表赴华盛顿会议，时中日争论方炽，有洋人问余："中国人果有自治能力吗？"余反问道："您读过世界历史吗？"彼答"读过".余接着问："在世界各国中，试问哪一国不受外族支配的民族自治的政府，有如中国之长久历史者？有的话请告诉我！"对方语塞而退。
吴樾幼年进私塾读书，12岁起，年年参加童子试，均落第。19岁后不再学习八股，爱读古文辞，特别喜好历史。"每读明史，朗诵长吟，感叹唏嘘不能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