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的大流士王国在亚历山大死后没有背叛其后继者
有些人在考虑保有一个新获得的国家而存在的困难时，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在几年间变成了亚洲的主宰，而且在他还没有完全征服亚洲的时候就死了，这样一来，全国发生叛乱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们却继续保住江山，而且除了由于他们自己的野心在他们当中出现困难之外，他们并没有遭遇到其他困难。对此，我回答说：有史以来的君主国都是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统治的：一种是由一位君主以及一群臣仆统治——后者是承蒙君主的恩宠和钦许，作为大臣辅助君主统治王国；另一种是由君主和诸侯统治——后者拥有那种地位并不是由于君主的恩宠而是由于古老的世系得来的。这种诸侯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臣民。这些臣民把诸侯奉为主子，而且对他们有着自然的爱戴。至于那些由一位君主及其臣仆统治的国家，对他们的君主就更加尊敬了，因为人们认为在全国只有他是至尊无上的。如果他们服从其他任何人，他们只是把此人看作是代理人和官员，对他并不特别爱戴。
在我们的时代里，关于这两种不同政体的例子就是土耳其皇帝和法兰西国王。土耳其皇帝的君主国是由一位主子统治的，其余的人都是他的臣仆。土耳其皇帝把他的王国划分为若干“州”，他派遣各种行政官员到那里去，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或者撤换他们。但是法兰西国王却处在古来就有的一大群贵族当中，这些贵族又为他们的臣民所公认和爱戴，这些贵族又都拥有各自的特权。国王除非自己冒险行事，否则是不能够剥夺这些特权的。因此，一个人如果考察这两个国家，就会认识到要占领土耳其皇帝的国家是困难的，但是如果一旦予以征服，保有这个国家却是很容易的。反之，事实证明：从某些方面来说，占领法兰西这个国家是比较容易的，而要保有它却是困难的。
占领土耳其皇帝的王国之所以困难，其原因在于入侵者不可能由王国的王侯们招唤进来，也不能够指望倚靠皇帝周围的人们叛变使其谋划获得便利。这是基于上述的理由，因为他们全是君主的奴隶和奴才，要收买他们是很困难的；而且即使把他们收买了，也不能够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多大好处，因为他们不能够牵着人民跟随他们，其理由已如上述。因此，向土耳其进攻的人必须想到：他将会遇到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别人的叛乱。但是如果一旦征服了土耳其皇帝，并且把他打得一败涂地以致不能够重振旗鼓，那么除了君主的家族之外便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了。而君主的家族被灭绝之后，由于其他的人们原来都没有得到人民的信赖，因此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了；而且因为征服者在自己取得胜利之前并不曾依靠他们，从而其后也不需要害怕他们。
在那些象法国那样统治的王国里，情况就恰好相反：因为在那里常常有不满份子和希望变革的人，如果你把这个王国的某些贵族争取过来，就很容易侵入那里。由于上述理由，这些人会为你的入侵开路，使你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但是如果以后想要保有这个国家，你就会遇到无限的困难，它来自那些曾经帮助你的人们和你已经打败的人们。你只是消灭了君主的家族，那是不够的，因为残存的贵族将成为新变革的首领。而且，由于你既不能使他们心满意足，又不能灭绝他们，因此，当他们的时机一旦到来的时候，你就会失去这个国家。
现在，如果你考察一下大流士政府的性质，你就会察觉它同土耳其皇帝的王国相似；因此，亚历山大大帝首先必须把大流士完全打垮，并且从他手中把土地夺取过来。在赢得这样的胜利之后，大流士死了，亚历山大大帝终于牢固地占有这个国家就是由于上述的理由。而且，假如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们团结一致的话，他们本来能够牢牢地并且安逸地享有这个国家，如果不是由于他们自己引起骚乱，那个王国是不会发生其他骚乱的。
但是，那些象法国这样组织的国家，可就不能这样平稳地被占有了。在西班牙，法国和希腊之所以屡次发生反罗马人的叛乱，就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面有无数的小王国。当他们的记忆尚未消失的时候，罗马人总是不能够稳然占有其地的。但是，一旦由于罗马帝国的权力和统治的长久性使他们的记忆烟消云散的时候，罗马人就成为这些地区牢固的占有者。后来，当罗马人之间发生内战的时候，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由于各自在这个国家的某一部分已经树立了权威，他就能够使那里的人们追随自己。而且由于以前的主子的家族已经灭绝，除了罗马人之外，再没有其他人获得承认了。
因此，当我们考虑到这一切事情的时候，对于下述情况便不会感到惊讶：亚历山大保持亚洲的领土颇为容易；而别的人，象皮尔罗以及许多人，保全所获得的地方却有困难，这并不是由于胜利者的能力有大有小，而是由于被征服者的情况有所不同使然。
五对于占领前在各自的法律下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国应当怎样统治
如果被征服的国家，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向来习惯于在它们自己的法律之下自由地生活的话，那么想要保有这种国家有三种办法：其一是，把它们毁灭掉；其二是，亲自前往驻在那里；其三是，允许它们在它们自己的法律之下生活，同时要它们进贡并且在那个国家里面建立一个对你友好的寡头政府。因为这样的一个政府是由君主建立的，它知道如果不倚靠他的友谊和力量，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于是竭其全力拥护君主。而且如果君主想要保有一个向来习惯于自由生活的城市，那么借助于这个城市的市民比依靠任何其他方法容易得多。
斯巴达人和罗马人就是两个例子。斯巴达人依靠在当地建立一个寡头政府来控制雅典和底比斯；但是结果仍然失掉雅典和底比斯。罗马人为着保有卡普阿、迦太基和努曼齐阿，把它们毁灭了，就没有失去它们。可是罗马人想同斯巴达人那样保有希腊，让它享有自由并且允许它的法律存在，他们却没有获得成功。因此，他们为着保有希腊，不得不把那个地区的许多城市加以破坏。因为要稳固地占有它们，除了毁灭它们之外，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从而任何人一旦成为一个城市的主子，如果这个城市原来习惯于自由的生活，而他不把这个城市消灭，他就是坐待它把自己消灭。因为这个城市在叛乱的时候，总是利用自由的名义和它的古老的秩序作为借口。而这两者尽管经过悠久的岁月或者施恩授惠都不能够使人们忘怀。除非将那里的居民弄得四分五裂或者东离西散，否则无论你怎么办或者怎样预防，他们还是永远不会忘掉那个名义和那种秩序的，正如在佛罗伦萨人羁绊下百年后的皮萨一样，人们遇有任何不测之事就立即想起它们。
但是如果一些城市或者地区在君主统治下生活惯了，而现在，君主的家族已经被消灭，那么，一方面由于它们现已习惯于服从，另一方面由于旧日的君主没有了，它们既不能够意见一致地在它们当中另立一个君主，同时它们又不懂得怎样自由地生活。因此，它们揭竿而起是来得很慢的，从而使一位君主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它们。但是在共和国里，就有一种较强的生命力，较大的仇恨和较切的复仇心。他们缅怀过去的自由，就不平静，而且也不能够平静下来。因此，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消灭掉，或者驻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