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了大约5分钟，那个警察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份很薄的卷宗。
“关于他我们的档案资料很少，他是4月20日被报失踪的。没有发现他的任何踪迹。没有尸体，没有空钱夹，没有驾驶执照。他的信用卡一直没有用过，调查已经结束。”
“但是，一个人失踪了，怎么可能一点痕迹也不留呢？”我问道。
“这是纽约，这儿每天发生6起谋杀案，当然，我们找到了大部分被害人的尸体，但不是全部。”
“最后看见他是在哪儿？”
警察查阅了一下卷宗。“据报最后看见他是在19日晚7点钟他离开办公室时，他的门房和他的邻居都说没有看见他回到公寓，他孤身独居，就我们所知，没有妻子，没有女朋友。”
“他的住址是什么？”
那警察瞥了我一眼，微微眯起眼睛。“我想你刚才说你是他的一个老朋友，”他说。
“是的，对不起。我把他的地址忘在英国了，我有他工作单位的电话号码，所以我来到这儿后便往他工作单位打电话，约定时间吃顿饭。但是，他们告诉我他失踪了，真令人震惊。我非常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警察绷紧的脸松弛了下来，他给了我地址，那儿与警察分局仅隔两个街区。接着，他说：“我说，先生。无论你花多大力气，你了解不到什么情况的，过去，像这样的案子我见过十几桩，除非被害人的尸体或者物件被人发现并报告警察，否则，你永远也查不出名堂来。不错，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人力，而且谋杀案少一些，我们也许会在这个案子上多花一点时间，但是，即便是那样，是否能查出更多的情况，我也表示怀疑。”
我思考了一下，他钠话也许是对的。我叹了口气，对他不嫌麻烦帮助我表示感谢。
“不用谢，非常乐意帮你的忙。下次再来请我喝杯苦啤酒就行了。”
我向他保证我会的，便离开了，心想我真幸运，碰上了这样一位肯帮忙的纽约警察。他那位爱尔兰裔同事一直紧皱眉头，看着我走出警察局。
我走过两个街区到了肖夫曼的公寓楼，这是那些边远聚居区中的一幢公寓楼，不时地有一些更具冒险精神的雅皮士渗透进破败的哈莱姆街区。建造于19世纪末，翻修于20世纪末的一幢幢整洁光滑的褐砂石房屋与废弃的仓库和建筑材料商店为伍，混杂一处。街角处是一家朝鲜人开的水果蔬菜商店，店里极其整洁干净，随时准备把货品出售给下班归来的公司职员们，在上午的这个时间，街道上几乎空空荡荡。一个黑人老头沿着人行道曳步而行，自言自语地咕哝着什么。
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要想完全弄明白这种聚居区里的活动情况是不可能的。像我这样看着电视上的警匪片和听着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长大的人，很容易把纽约看作白人专业人员和黑人下层社会之间的一个战场，肖夫曼就住在这个战场的中间。现实情况可能要比这表面现象复杂无数倍。但是，作为一个英国人，身穿西装走在臭名昭著的哈莱姆街区外围的街道上，我觉得肖夫曼完全有可能成了这场战争的一个受害者。
肖夫曼住的那幢公寓楼的前厅装饰考究，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门卫，监视着通往电梯的通道。我向他打听肖夫曼，又把我是他英国的一位老朋友的那番话重复了一遍。
是的，他记得肖夫曼先生。不错，4月19号晚上是他值班。没有，他没看见肖夫曼先生回来，半夜换他班的那个门卫也没见他回来。对，肖夫曼要是回来过的话，他会记得的，因为他一直在注意着，要把一个包裹交给他。不，那包裹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某个读书俱乐部寄来的一些书。不行，他不能领我去看他的房间，因为里面又有人住了。
我垂头丧气地离开公寓，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了旅馆。
一回到房间，我便嘭地一下子躺倒在床上，两眼凝视着天花板苦苦思索着。
看起来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的得分是一个大零蛋，我在纽约只剩下一天时间了，我相信警察的话是对的。要弄清楚肖夫曼究竟出了什么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我仍然坚信，他打电话给本州银行之后这么快就失踪了绝非巧合。一定是有人察觉到他发现了特里蒙特资金公司的债券是个骗局，因此现在他已丧命。
这样，还有第二个问题，韦杰尔是如何撮合特里蒙特资金公司债券那笔交易的？他与谁打的交道？用私人配售债券筹集的钱支付到哪儿去了？
应该会有一些与这笔交易有关的书面材料，汉密尔顿不久就会在库拉索寻找它的蛛丝马迹，但是，在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也一定会有一些痕迹，伦敦的资料室管理员一口咬定在中央文档系统中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档案，当然，也可能全都给扔了。但是，另一方面，空壳公司仍然存在，它仍在支付利息。对了，很有可能韦杰尔在他自己的私人档案中保存着一些有关这笔交易的记录材料，我怎样才能接触到他的文档系统呢？
于是，我打电话找劳埃德·哈宾。
“喂，我是保罗·默里。我特意打电话感谢你昨天领我参观。”我声音中尽量不流露出虚情假意的口气。
“噢，应该的，不足挂齿。”劳埃德不耐烦地说道，就好像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不知道你是否能告诉我汤米·马斯特逊的住宅电话号码，”我问道。
“我恐怕得告诉你，汤米已被除名，他已不在这儿工作了。”
“不过，如果你能帮个忙的话，我将非常感激，你瞧，我把钢笔借给他了，但他没有来得及还给我。这支钢笔跟我好几年了，它对于我的意义非同寻常。”
“对不起，保罗，我不能透露我们前任雇员的情况。”
我早该想到用这种动之以情的方法对付劳埃德·哈宾是行不通的，我必须得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劳埃德，你仔细听着。德琼股份有限公司很快将实施一项高风险债券购买计划，总额为2亿美元。（分明是一个谎言，但是谁会在乎呢？）听着，我们可以从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购买，也可以从哈里森兄弟公司购买，就看你的了。”
这一招真灵，“好，别挂，别鲁莽行事。我这就去给你找电话号码。”不列半分钟他就回来了，“342-6607。”
“谢谢，与你做生意将会很愉快。”我撒谎道，随即挂断了电话。
我打电话到汤米家，他正好在家。我问他是否愿意和我见面，一起吃顿午饭，我们约好在他住的格林尼治村附近一家意大利餐馆——阿尔弗雷多餐馆碰头。
汤米现在没了工作，但他和有工作时几乎一个样，仍然那么无拘无束，那么和蔼亲切。
“昨天看见你被炒了鱿鱼，我很难过。”我说道，使用了“被解雇”的标准委婉语。
“谢谢你，”汤米说。“事情有点令人感到意外。”
“我对他们这种办事方式感到非常惊讶，平常也是这样吗？把人叫到某个办公室里，甚至连再回到交易台的机会都没有了。”
“就是那样干的，”汤米说。“不过，通常你对即将发生的事会事先得到一些警告。”
“他为什么那样做？”我问。
“他不喜欢我，”汤米说。“我的态度不符合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风气。还有，我在破坏他的威信，我认为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不大喜欢有独立思想的人。那些实话实说，不把欺诈说成。独特的投资机会，的人在他们面前不讨喜。不过，没有我他们卖出的债券将会减少，钱也会少赚很多，因此，这也算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吧。”
“你一定很气愤吧，”我说。
“噢，我没事。这也许是件好事哩。这事将迫使我去别处寻找更好的工作，到那些把人当人待的地方去工作。我甚至有可能回到加利福尼亚去，让他们去说我的坏话好了，反正没人听见。”
汤米虽然装出一脸勇敢无畏的样子，但仍难以掩饰声音中的苦涩，很好，我心里想道。
“我不知能否请你给我出出主意，”我说。
“当然可以。”
“敝公司就拥有你刚才说的那种‘独特的投资机会’，而且为此感到骄傲。事实上，这种机会那么独特，我敢肯定它是不合法的。但在获得确凿证据之前，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是什么交易？”汤米问道。
“是18个月前做的一种私人配售债券，叫作特里蒙特资金公司债券。是迪克·韦杰尔组织的这笔交易。”
“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事，我恐怕出不了什么主意。”
“我不需要你为这笔交易本身出什么主意，”我说。“但是，我确实需要你帮我想个办法，如何能够弄到韦杰尔的档案材料。”
我紧紧盯着汤米，希望自己的要求不算太过分。
他也看着我。“这我不能干，”他说。“如果他们发现我帮助你怎么办？”
“他们又不能再解雇你，”我指出。
“那倒是，”汤米微笑着说。“但是，如果他们真要抓住我的话，他们的律师就会找到我头上来了。”
“对不起，汤米，”我说。“我无权要求你，忘了它吧，就算我们没有谈过这事。”
一阵沉默，然后，汤米又轻松自在起来，露出了微笑。“他妈的，我为什么不干？我又不欠他们什么么，听起来好像他们欠你许多。我帮你。”
“棒极了！”
“韦杰尔负责一个五六个人的部门。他们都在一间屋子里工作，但是，他在里面单独辟了一间办公室，占了一半地方，为了保守更多的隐私，还挂了帘幔。”
典型的韦杰尔，我想道。他一个人所占的空间与他手下6个人所占的空间一样大，这全是他的自我主义在作祟。
“我与韦杰尔的秘书琼很熟，她是个好女人，但她无法忍受他的无礼。她正打算辞职哩，我想她可能会帮助我们的，尤其是当她得知我的遭遇后，她可以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不在。然后，我们就到那儿去，她领我们进他的办公室里，就好像我们与他有约似的，就这么简单。”
“好，”我说。“但是，我们怎么进那幢大楼呢？他们没把你的出入证收走吗？”
“对，被他们收走了，但我肯定琼会有办法的。”
“你用不着去，”我说。“我自己去就行了。”
“噢，不，我得去。如果琼让你进韦杰尔的办公室，我也必须在那儿。”
“你和这位琼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我微笑着问。
汤米笑了起来：“噢，不，没什么，我发誓。”